系统观念视域下的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研究

坚持系统观念是"十四五"时期做好社会治理工作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作为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系统观念注重整体性与关键性、关联性与结构性、系统过程性与动态平衡性。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有效推动治理重心下移,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在系统观念视域下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需要找准推动重心下移的着力点,整体谋划、系统重构基层治理体系,运用综合集成方法解决重心下移的现实难题,建立有效的支持机制。     

新疆现代化进程中的吐峪沟传统村落文化变迁研究

吐峪沟是一个典型的维吾尔族传统村落,现代旅游开发加速了古村落的现代化进程。以现代旅游业为代表的现代性因素的大量涌入,给当地传统社会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复杂而剧烈的文化冲击。在参与旅游业的过程中,交织着物质利益原则和伦理中心原则的矛盾冲突,既是商业利益对亲缘血族群体的撕裂,也是传统文化礼俗与现代文明之间的交织与变异。维吾尔族传统村落文化的发展变化具有多元性,其变迁的关键在于将国家和主流社会推动的"指导性和引导性"变迁转向当地的"主动性"变迁,这样才能使文化发展变迁获得内生力量。     

乡村振兴下传统村落的共生性发展研究——基于江苏S县的分析

随着现代性不断渗入乡村场域,传统村落面临着不断衰败的厄运,而这恰恰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实践可能空间。通过理顺传统村落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利益主体,辨识利益主体的价值取向,并基于生态学意义上的共生理论,构建出传统村落共生发展系统,以及厘清其共生格局的具体形态。同时借助于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建构出传统村落的共生度模型,并基于江苏省S县的调研数据,测度出5个典型村落的共生度。研究发现,5个典型传统村落的共生系统呈现非稳定性并兼具共性。为此,要通过提高共生单元的质参量、完善共生界面、促成共生新增能量的产生等,实现传统村落的共生性发展,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     

传统文化复兴与村庄文化功能优化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提出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传统乡村文化的功能可以从时间、空间和结构三个维度进行划分。从时间维度来说,文化具有传承功能、演变功能和创新功能。从空间维度来说,文化具有地域文化存储功能和地域文化横向支撑功能。从结构维度来说,乡村传统文化具有对村落成员的规范功能、村落共同体的整合功能与国家相互支撑功能。市场经济的引入和对传统乡村文化的批判导致了传统乡村文化三个维度功能的削弱。由此,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传统乡村文化的重要性,从自觉走向自信,通过多种渠道优化传统文化,弘扬和再造传统文化,使乡村文化走向复兴,并与国家治理、基层治理、村民生活相融合。     

“文景之治”社会治理的三个维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要有世界眼光,更要从传统历史文化中汲取营养。"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盛世之一,汉文帝、汉景帝在不到40年时间里将一个战乱后民生凋敝的社会治理得井井有条。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模式,"文景之治"留给后世诸多治国理政的深刻启示,对于当前调控社会矛盾、建设和谐社会也有着诸多裨益。     

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及中国现代性的建构

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在其产生之时就已被深深地嵌入现代性运动之中,他在反思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与剖析资本主义文明实质的过程中,具体阐发了他的现代性思想:现代性根源于现代生产,现代性内涵于资本的逻辑之中,现代性处于历史的嬗变之中,现代性内发于社会的矛盾裂变之中,现代性展现于全球性的视域之中。在当前中国艰难的历史文化转型过程中,重温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思想,对于重构当代中国现代性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传统村落现代化改造的“焕河实践”

<正>传统村落是不可替代的文化瑰宝，要遵循历史形、现代芯，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找到其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法则，以及和过去空间关系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构建良性发展格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让传统村落焕发新活力，必须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处理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问题。     

《猫城记》:桃园理想的传承与新变

对《猫城记》的现代性的发现和揭示,方法和路径众多,本文采取回归文学传统和细读文本的"纵""横"视域,着眼于传承与新变,对《猫城记》文本主旨及叙事语言进行勘探,该作品是理解老舍"桃园"理想,探索和认识老舍民族文化观念的重要切入口。     

传统村落群协同发展的系统构建及应用研究——以南宁市西郊传统村落群为案例

传统村落群的协同发展系统是在历史衍化中形成的现代化的重构过程,也是遵循系统理论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原则和思路进行资源整合的结果。从微观到宏观,可以构建传统村落独立系统、传统村落群系统、传统村落群与所在城市的产城融合协同三级系统。     

乡村振兴视域下新乡贤推进乡村软治理的路径研究

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近年来城镇化进程的迅猛推进,加速了传统村落的衰败和乡土文化的消逝,带来了乡村社会发展变迁中的治理困境,使得与传统直接管控的硬治理模式不同的间接嵌入的乡村软治理进入了现实语境,而注重文化重建的新乡贤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乡村软治理主体多元化的需要。从乡贤回归的现实背景及其所蕴含的治理逻辑可以发现,内生于乡土社会的新乡贤在获得村民认同的基础上嵌入既有治理结构,有利于纾解乡村治理困境。但在推进乡村软治理的过程中,要规避通过政策特殊化来达到"培育"新乡贤的不当举措,避免简单硬性地将新乡贤作为上级政策和价值观念的传声筒,避免脱离实际的"一刀切"和过度理想化行为。     

空间政治责任的实践逻辑与中国路径

空间作为现代社会解构与重组的重要方式和政治同步"进化",空间已不再是价值中立的存在,更表现出政治性和责任感。空间性与政治责任存在共生逻辑,空间的关联性、异质性和开放性促进了政治责任观念的生成,而全球化时代对政治责任开放和超越的态度也要求各国更加积极地发挥其政治影响力和国际事务主导权。因此,在推动构建空间政治责任共同体的进程中,中国要重构空间政治的伦理维度,倡导关联性的空间思维,在重塑政治道德观和责任观的基础上,再造全球治理体系。     

从资本逻辑到文化逻辑：传统村落空间生产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基于苏州W古村落的调查

传统村落作为中华文明的“活化石”,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中国之治的传承性。W古村落作为被认定的首批中国传统村落之一，其三位一体的空间生产结构与中国式现代化要素相呼应，在物理空间构建中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精神空间发展中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在社会空间制度设计中回应共同富裕的诉求。在现代化转型期，资本逐渐成为主导传统村落空间生产的关键因素，导致W古村落空间再生产的结构性异化：资本增值对空间整体风貌以及生态环境产生破坏、逐利思维造成精神空间的道德滑坡、人口结构的改变导致社会空间内生性消解与共同体意识淡薄。在此基础上，W古村落村落空间生产出现治理协同性失效：政策保护性与限制性冲突诱发多主体协同理念分化、支持性政策的不充分导致多主体协同动力不足、产权界定的复杂性削弱多主体间协同治理的一致性。在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下，传统村落空间生产可以从保护景观文化着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物理空间更新；从激发活态文化出发，促进本土性价值的精神空间更新；以挖掘制度文化为支柱，重塑新的乡村社会结构与社会认同，助力乡村振兴。     

全域旅游视角下永泰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与发展

永泰传统村落文化资源丰富,在发展全域旅游背景下永泰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一要选择旅游利用型发展模式,融入永泰全域旅游,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双赢;二要走农文旅融合之路,促进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发展;三要挖掘庄寨文化内涵,打造庄寨文化特色旅游品牌;四要探索建立传统村落旅游发展共建共享模式;五要加大宣传营销力度,让更多的人认识永泰丰富多彩的传统村落文化。     

后现代思潮及其对中国法治发展的启示

后现代是当代西方现代性理想破灭之后,兴起的一种反理性精神,它的目的是要解构现代性对人的规驯,给人以全面自由的发展空间。后现代以其更深刻的人文精神建构了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些方向,有鉴别地吸收,有助于推进中国法治的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中边疆治理的空间政治分析

"一带一路"建设使我国国家发展的外向程度不断提高,国家发展的空间已溢出领土范围而在沿线国家甚至全球范围内扩展。在此背景下,边疆被置于巨大的空间场域之中,其定位逐渐从国家的边缘地带转变为对外开放的前沿。然而,"历史-民族"话语主导的边疆治理将边疆问题置于民族问题的框架下解决,难以有效回应"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空间场域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边疆治理实践的有效推进。这需要与时俱进,从空间政治视域重新审视边疆及其边疆治理。该视域下边疆治理重点关注空间正义、空间生产机制改进、权力的空间结构优化和空间的政治认同等议题。     

让旅游更好助力传统村落保护

<正>传统村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传统村落正在大量消失。近年来,一些地方通过发展旅游来保护传统村落,取得较好效果,但实践中也存在传统村落"变味"的尴尬。比如,在搞旅游开发时出现了拆古建新、拆真建假以及过多外迁村民等错误做法。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过程中,既要积极发展旅游,又要防止过度商业开发,以科学有效地保护传统村落。保护历史文化价值就是保护传统村落的     

用科学方法打好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用改革开放的办法解决改革开放中的矛盾”重要论述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解决改革开放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方法,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紧紧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把"两个治理"的现代化作为协调好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关系的手段,要通过"两个治理"的现代化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     

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思考

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有联系有区别,法治文化以法律文化为基础,是一种现代理性的法律文化,受经济社会发展、民族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系统部署,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落实法治措施,这将在制度层面、机构和平台、观念和理念、活动和行为等四个层面推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中国历史上比较缺乏民主法治传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法治实践中培育和强化人们的法治观念。     

现代国家建设与乡村社会管理的演进逻辑——转型乡村社会管理的基础重建与机制创新问题探讨

中国乡村社会管理的实践必须有相应的文化与组织基础,同时社会管理又必须呼应国家治理的时代诉求。在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社会管理依存的文化与组织基础解体,管理机制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结构,利益冲突加剧、社会矛盾增多。由此,必须在充分解析当下国家治理诉求与乡村治理逻辑的基础上,重构管理的社会与组织基础,建立起"多维、复合式"的社会管理机制,以应对转型乡村的稳定发展诉求。     

生活儒学与当代哲学

生活儒学与当代哲学的关系是:在当代西方哲学的三大思想运动中,生活儒学更接近于海德格尔现象学,但对后者进行了根本性批判,由此重新获得孔孟儒学的"生活"观念;生活儒学的"生活"观念与马克思的"实践"观念之间既有可对应性,又有非等同性;生活儒学承认现代新儒学的现代性转换,但解构其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而还原到生活存在的本源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