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语境下行政案件司法权运行探究——以司法权运行场域为视角

于司法权运行场域之视角,行政案件协调和解是一种"会场司法"模式;"从‘剧场’到‘会场’"象征着我国行政案件司法权在两种不同空间场域先后运行之时空路径和"仪式与非仪式结合运行"之理想类型,反映着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权力与权利关系结构。"会场式司法"是自治本位和纠纷解决型而非传统的政府本位和科层型司法,展现着民主、合意、开放、和谐的司法权形象,是对基于传统行政诉讼理论所建构的"剧场式司法"程序及其价值的解构,但其制度性弊端和运作不当之风险决定应按正当程序标准进行重构:在价值构造上实现程序之内在价值、直接外在价值及衍生价值的统一;在规范形态上具备形式法治之外观与实质法治之内涵。     

法律人格:自律式司法权规约体系之逻辑前提

从法律实现的角度来说,他律式司法权规约方式理论上只能在静态意义上进行各种针对司法权的制衡、控制行为,很少能直接进入司法权运行主体的技艺理性运作领域。而直面司法权运行综合过程的自律式司法权规约体系,通常会对司法权运行主体的各种具体司法行为产生直接的规约力。就此而言,自律式司法权规约体系在法律实现方面更具有根本性。作为尊重司法权运行主体自主性基础上的综合体系,自律式司法权规约体系的逻辑前提在于尊重司法权运行主体之独立法律人格。要型塑司法权运行主体之独立法律人格,客观上要求有良善的司法权运行机制及公正的司法权运行程序予以保障。     

司法·司法学·司法职权配置

传统上对“司法”或“司法权”的理解过于强调了国家对司法或司法权的垄断性,突出了司法的国家强制性与司法权行使中的程序性及国家意志的主宰性,在内涵上略显单一和闭塞,并未穷尽“司法”或“司法权”的应有之义。司法学既是一门探讨司法理念、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的学问,也是一门探索司法传统及其现代转化的学问,同时还是一门总结司法管理规律、探索司法运作程序、论证司法改革问题的学问。它不仅研究司法权的行使,还研究辅助司法权行使的体制、机制及方式问题（如属于“司法行政”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方式等等）。司法学对国家司法活动的研究是以司法职权的合理配置为基点而展开的,因为司法职权配置是国家司法体制与司法管理机制得以确立与运行的核心。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司法理论

司法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司法建设、司法改革、司法工作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司法理论博大精深，其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可概括为“八个明确提出”，即明确提出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明确提出司法权是对案件事实和法律的判断权和裁决权，是中央事权；明确提出以司法责任制为牛鼻子，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明确提出加强对司法权的制约监督；明确提出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司法队伍；明确提出奋力推进政法工作现代化。     

浅议行政诉讼一般地域管辖制度

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性质，决定了司法权对行政权保持中立的特殊意义。行政诉讼一般地域管辖的“原告就被告”原则，决定了多数行政案件由被告所在地法院审理，实质上使之成为行政权与行政审判权之间联系的纽带，削弱了法院的抗干扰能力。克服司法地方化，阻断行政权等权力对行政审判权的不利影响是实现行政审判公正的首要前提，也是最终实现行政诉讼目的“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根本保障。结合我国当前实际，摒弃“原告就被告”原则，赋予行政相对人以“选择法院权”、“异地管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行政案件制度”和“设立行政法院”的对策来阻断行政权对司法权的不利影响是实现行政诉讼公正和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必要。     

司法权的理想

司法权的运行价值导向应是摆脱了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束缚的亦此亦彼式价值选择的结果,因此,司法权的理想在于,在其自身运行过程中,能够在一系列相互对立的价值范畴之间获得一种观念和制度上的统一,并在此基础上以更为丰富深刻的正当性资源作用于社会生活。这一理想具体表现为: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相统一;司法宽容与司法规序相统一;司法理性与司法经验相统一;司法判断与司法良知相统一;司法专业化与司法民主化相统一。     

司法权的性质与司法改革战略

司法权是法治社会里最重要的权力,它是法律的生命之所系,是权力正常运作的基本保障,也是权利的最后屏障。长期以来,我们对司法权的“刀把子”定位是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产物。在法治社会,司法权是宪法性的权力,是中立的权力,是社会的权力。我们应当在这一社会主义的司法观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我们的司法改革,以建立符合法治的司法制度。     

中国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之批判——兼论“司法权国家化”的司法改革思路

司法独立作为一项人权原则和法治原则 ,已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 ,并且已经形成其国际标准。中国在宪法和法律中 ,也对司法独立作了原则性的确认和规定。但是 ,由于中国司法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 ,形成了“司法权地方化”的格局 ,破坏了法制的统一和司法独立原则的实施。中国司法地方保护主义有其深厚的体制性根源和思想文化根源。解决中国司法地方保护主义问题就需要彻底地改造形成“司法权地方化”的体制性因素 ,以“司法权国家化”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思路 ,并以此进行相应的司法制度设计。     

论司法独立

正义是司法的终极价值，而司法公正要有司法独立作保障，因为司法独立的对外价值在于摆脱其国家权力的不当干涉，对内价值在于保障司法公正。 在现代西方，司法独立是一项“宪法性规范”。作为司法的基本原则，其重要性有充分的理论资源支持。从历史上看，它与西方社会的法治传统联系密切。司法独立是以“三权分立”理论为基础而进行的制度设计。盂德斯鸠在谈到三权分立及司法独立时曾讲到“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     

从司法的广场化到司法的剧场化──一个符号学的视角

司法的广场化和司法的剧场化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法律文化及其价值。司法的广场化是一种人人直接照面的、没有身份和空间间隔、能够自由表达意见和情绪的司法活动方式,更多地体现出司法的大众化特点。司法的剧场化是指在以“剧场”为符号意象的人造建筑空间内进行的司法活动类型,它对于现代法治的制度、精神和习惯的形成具有内在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不断复杂化和社会分工的日益专门化,由司法的广场化到司法的剧场化将会成为司法活动类型发展的一个趋向。然而,无论是司法的广场化,还是司法的剧场化也都还暗含着潜在的矛盾或深刻的悖论。从更为宏大的背景来看,司法的广场化和剧场化问题代表着自由／秩序、民主／独裁、实质主义／程序主义、大众化／精英化、通俗化／职业化、简单化／复杂化、感性创造／理性选择、多样化／单一化等等二元对立的语路。在这样复杂的语境和语路中,谈论司法的广场化或司法的剧场化哪一个更具有优位的正当性,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论司法权应具亲和力的十大理由

人治需要个人权威,法治则强调法律至上,需要司法权威。司法权,作为“法院享有的,对当事人的事实问题和法律主张依法进行判断,以维护法的价值的终局性权力”①,是法律正义的最终守护神,是司法权威的直接体现者,当然也具有权威性。但是,司法权威的获得,不是靠司法的威慑、威严、恫吓、暴力、冷漠、神秘、生杀予夺及不可接近性获得的,而是通过公正的判决来形成的。实际上,为了实现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需要充分发挥司法权的亲和力。亲和力是司法权存在和发挥功效的主要原因,是司法权的本质特征。亲和力,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两…     

中国式刑事司法现代化的愿景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法治领域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篇章。中国式刑事司法现代化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基本要求、重要标尺和有力保障。中国式刑事司法现代化要体现法治现代化要求，具有司法现代化品格；要遵循司法客观规律，契合司法实践需求；要立足中国制度国情，传承优秀法律文化；要秉持全人类共同价值，借鉴海内外先进制度。实现中国式刑事司法现代化，要从刑事司法理念现代化、刑事司法体制现代化、刑事司法程序现代化、刑事司法能力现代化等四个方面着力推进。     

中国司法的“政法模式”与“法政模式”

政治与法治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人类追求良善社会的永恒话题.从本体论层面来看,各国司法都具有政治和法治双重属性.司法的政治性及其制度表达决定于“政治国情”,而司法的运行则诠释与实践其政治性所承载的各种政治价值与需求.由于当代中国独具特色和优势的党政体制及其政权组织结构,我国司法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同时,由于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我国司法在实践中又表现为向法治性回归的演进趋势.因此,当代中国司法的政治与法治关系表现为体制上的“政法模式”和司法运行中的“法政模式”并存的鲜明特征.     

现代审判独立原则的最低标准

一、引言审判独立又称为“司法独立”（judicialindepen－dence）,是一项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基本法律准则。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它调整着国家司法审判机关与立法、行政等其他职能部门的法律关系，确认司法权的专属性和独立性，是现代“法治的基石”和法院组织制度的基础；作为一项司法审判原则，它确保法院审判权的公正行使，防止法官官的审判过程受到来自外界的不当干涉、控制和影响，使法院的司法审判真正成为公民抵制专横权力、维护自身人权的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道屏障。可以说，没有审判独立原则，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审判…     

经济法司法理论之拓补

针对我国经济法司法理论研究“碎片化”的现状,需要在既有理论的基础上加以拓补和整合;由于司法权、司法权的行使主体及其价值追求,既是司法理论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又是进行理论拓补的重要路径,因而在构建和拓展经济法司法理论的过程中,尤其需要研究司法权与调制权的关系,明晰法院解决“经济法纷争”与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双重司法功能,探讨法院体系及其内部结构与上述功能的关联性和一致性,以及经济法多元价值的渊源及其在司法活动中的体现,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司法权理论、司法组织理论和司法价值理论,从而构建更为系统的经济法司法理论,促进经济法领域的司法制度的完善.     

论刑事司法观念的现代化

刑事司法观念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从工具型刑事司法观向目的型刑事司法观的转型过程。我国当前盛行着的工具型刑事司法观导致了刑事司法的价值观念、权力观念及追诉观念的错位,进而导致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各种非法司法行为。目的型刑事司法观就是“以人为本”的刑事司法观,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理性要求。构建这一新型司法观必须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的基础上,进一步树立现代法治观念,确立程序法定观念,摒弃权力本位观念,矫正异化的追诉观念。     

司法亲和力的法理思辩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指出,“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司法为民’,要求人民法院要切实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做到优化诉讼环境、减轻诉讼负担、方便群众诉讼,增加司法的‘亲和力’”。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工作报告中肖扬院长提出人民法院要“强化服务意识,弘扬司法文明”。以此为契机,最高人民法院号召全国法院系统树立服务意识,推行“亲民、便民”改革措施。这些都说明,亲和力已经进入了司法场域,司法亲和力已     

民生视野下的劳动者权益司法保护疑难问题研究

司法保障民生的理论与实践,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个宏大而深邃的法治课题。司法本体天然包涵着权利救济、人文关怀的价值理性。司法保障民生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就理念层面,司法保障民生全面渗透着和谐社会目标要求;就功能层面,司法保障民生能动体现着司法权延伸与服务方向;就方法层面,司法保障民生客观负载着社会管理创新路     

国民参与检察权制度基本理论问题研讨

以人民监督员制度为载体的国民参与检察权制度与陪审制度都是国民参与司法的具体形式，二者并立于当代司法改革前沿，实际上昭示着中国司法权全面引人民众参与时代的到来。但中国的法治化实际上在同时跨越着几个阶段，培育中国的国民参与司法，其过程必然交织着司法权独立与公民权觉醒、“精密型司法”与“民意型司法”、“畏法厌讼”传统人格与现代公民“公共精神”等一系列冲突，也需要我们做更冷静、更系统的探索。     

暂缓起诉制度的理论研究

由于历史文化传统、法律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暂缓起诉制度或被以效率或被以价值原则的名义推向了实践舞台；暂缓起诉制度的诉讼程序之暂时中止、缓起诉、暂时不予起诉等称谓的实质具有共同的特征；暂缓起诉制度符合恢复性司法的目的、符合法律经济学效率的理念、符合司法价值追求的规律，体现着司法认知水平的提高与司法能力逐步的提升，体现了刑事司法与犯罪现象之间关系的司法能动性，具有深厚的法理学、法哲学基础；暂缓起诉制度在我国是和谐法治理念的司法贯彻，且具有司法领域制度的契合性和时代契合性；暂缓起诉制度符合回应型法治发展趋势规律，也体现了刑事诉讼法“全球化规律”即法制程序化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