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国家治理视野中的人民法庭及其功能塑造

人民法庭作为国家司法权在基层社会的表征,在不同时期发挥着不同功能。新时代人民法庭是乡村社会"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承担着通过乡村法治推进国家法治秩序生成的职责,应当着眼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及制度规范引领下的乡村治理逻辑,重新审视人民法庭的设立依据,并赋予法律适用、乡村规范型塑、价值判断和法治文化培育等功能,打造以人民法庭为中心的乡村法治权威,建立现代乡村法治秩序。     

论和谐社会理念下人民法庭的弱司法化

在我国,人民法庭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在成立之初及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很多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同,人民法庭工作也面临着困境,集中表现在纠纷的解决与规则之治之间出现了矛盾和背离,"两便"原则并未带来预期效果,人民法庭的特殊功能难以发挥等.和谐社会的丰富内涵隐寓着完善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之下,根据我国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司法实际,为了更好地发挥人民法庭的特殊功能,寻求纠纷解决与通过法律达到规则之治之间的统一,应适时改变人民法庭的传统角色定位,将其从完全的司法性质改造成弱司法性质的简易纠纷处理机构,并通过相关制度的构建加以实现.     

群众观语境下的人民法庭功能审视与再定位

新时期,人民群众司法需求越来越多,司法需求的多样性与人民法庭职能定位不适及发挥不充分之间产生了显性矛盾。在群众观语境下,应重新界定人民法庭职能,充分发挥其在案件审理执行、指导调处矛盾纠纷、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参与辖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等方面的作用。     

柔性司法:基层人民法庭的功能走向

<正>作为处在国家司法权力末梢的人民法庭,直面的是基层群众,其所承载的功能必然使其成为我国司法最为坚实、最为前沿的中坚力量。柔性司法,成为当前人民法庭在突出社会管理控制的社会价值取向、司法为民服务策略上的不二选择。以四川省内江市为例,全市5个基层法院共有35个人民法庭,年均受案数占到全市受案总量的70%以上。巡回审判、送法     

人民法庭工作方式的传承与创新——江西省上饶市法院人民法庭工作方式转型的实践探索

今年5月9日,《人民司法》杂志社与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举办了人民法庭司法模式的传承与创新研讨会。来自江西、重庆、浙江、江苏、河北等地具有丰富司法实践经验的法官代表,以及长期从事司法制度与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法学专家,紧扣研讨会主题,并结合上饶市法院人民法庭工作方式转型的实践进行了深入研讨,对处于社会变迁中的人民法庭如何转变工作方式、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推进乡村社会的法治建设达成了许多共识,其中也不乏理论上的交锋、碰撞。本期刊登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江涛在研讨会上所作的主题发言"人民法庭工作方式的传承与创新———江西省上饶市法院人民法庭工作方式转型的实践探索",希望能给读者以启发和思考。     

乡土社会背景下司法行为之规范——以基层法庭为视角的研究

中国的农村绝大程度上仍是乡土社会，体现着乡土社会的特点，乡民们处理纠纷时更多的是考虑传统的民俗习惯，注重个案，要求实质正义。处于乡土社会背景中的基层人民法庭如何在依法办案的同时，兼顾乡土社会的特点，考虑乡民的特殊要求，做到纠纷的真正解决，成为我们所关注的焦点。本文从变迁中的乡土社会入手，探讨了人民法庭在依法办案的同时所遇到的现代司法理念与乡土社会特殊要求的冲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规范基层法庭司法行为的几点建议。     

论司法的功能体系及其优化

司法参与社会治理以司法功能的发挥为前提,司法本身具有哪些功能,这是司法机关参与社会治理所依托的手段.实际上,司法具有政治功能,其是国家意志的表达方式;司法具有民主功能,是维护民主体制的重要力量;司法的法律功能则表现为其对法律之统一适用上.司法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三者不可偏废其一,且需要植入具有统摄力的价值内核.人权保障价值的植入则为三项功能的整合提供可能,在此基础上,立足于审判过程中的人权保障,司法的国家意志表达、民意整合和法律统一适用等诸功能的拓展方具有正当性基础.     

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司法救济

现代司法作为西方法治的舶来品对中国固有的司法传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在依法治国的今天,现代司法与中国传统的接触更多地表现在当下的农村社会。设置在乡镇中的人民法庭代表着司法权在基层社会中的渗透,作为一种权利救济途径的司法救济将民众与人民法庭联系到一起,将传统的纠纷解决模式与现代司法联系到一起。在这个传统与现代相互交错的时代,我们应当关注于司法救济如何落实抑或人民法庭如何在基层扎根。     

人民法庭地位与功能的重构

近十余年来,在法院现代化、正规化、规范化建设过程中,人民法庭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然而,我国基层社会纠纷的有效解决正逐步凸显出对人民法庭功能的需求,人民法庭自身的条件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重新审视人民法庭的地位与功能,把适当增加人民法庭的设置,合理调整人民法庭的区域布局,充实人民法庭的审判力量,强化人民法庭的功能,作为我国基层法院当下发展与改革的重要内容和路径。这既可以从S省P县法院相关实践中部分得到证明,更可以从司法辖域的相对限缩、人民法院发展的主导思路以及基层法院审判工作主要特性等三个维度得到理论阐释。     

论乡村法律信仰的缺失及培育

乡民对国家法律缺乏信仰,直接影响到法治建设的成败。通过田野调查发现,法律在乡民生活中未获得现实生命力,法外行政与司法权滥用抑制了法律信仰的形成。培植乡民对法律的需要,从体制上根治司法腐败,加大对乡村的法律服务供给,实为乡村社会建构法治秩序之前提。     

行政强制司法审查若干问题研究

如何确保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能够在《行政强制法》的规范下顺利地实施,是行政审判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人民法院对行政强制的司法审查要注意把握行政强制行为的基本特征、二重性以及基本价值,对行政强制行为要进行类型化处理,注意区分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把握司法审查的内容和强度,处理好主从行为、先后行为以及行政强制权与相对人抵制权之间的关系,注意诉讼审查与非诉审查标准的区别。在强制拆迁中,尤其要把握好人民法院司法审查与行政机关具体实施之间的关系。     

CIVIL LITIGATION IN ILLINOIS TRIAL COURTS

This article analyzes civil litigation in Illinois trial courts for the years 1965, 1970, and 1975 using county-level data. Of particular interes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vil litigation on one hand and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dicators on the other. Borrowing from the idea of a soci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the analysis emphasizes rural-urban differences. It shows that higher rates of litigation tend to be characteristic of more urbanized, somewhat more culturally modern, and slightly more industrialized counties; and that lower rules tend to be characteristic of more rural, agricultural, and somewhat more traditional counties. Although the data are limited, the analysis also finds some broad rural-urban differences in trial court business. Overall, socioeconomic indicators appear to be more important, with political culture playing only a secondary or tertiary role.     

调解兴衰与当代中国法院政治功能的变迁——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81年-2010年)为对象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调解制度经历了"着重调解———自愿调解———调解优先"的过程。在着重调解阶段,法院具有动员人们参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法律现代化的进程,消解经济发展带来的民众脱离政治依附性的离心力的政治功能;在自愿调解阶段,法院具有进一步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法律现代化这一基本方向的政治功能;在调解优先阶段,法院具有重新恢复民众对于社会现代化和法律现代化信心的政治动员功能。     

Trust in the Police in Rural China: a Comparison Between Villagers and Local Officials

Although the past decade has witnessed the rise of studies on Chinese evaluations of the police, rural villagers’ assessments of the police remain under-researched. Drawing upon performance theory and survey data from China’s countryside, this study tested whether variations in satisfaction with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life are linked to villagers’ and officials’ trust in county and local/town police. We found that villagers displayed lower levels of trust in the police than local officials. Higher satisfaction with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integrity were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trust in county police among both villagers and officials. Villagers’ greater satisfaction with crime control and safety led to their stronger trust in both county and town police, but such satisfaction was not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officials’ trust in both levels of police forces. Rural residents’ generalized trust and particularized trust were associated with a greater likelihood of viewing the police as trustworthy. Meanwhile, female respondents, both villagers and officials, and higher-income officials were more likely to view the police as trustworthy.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policy are discussed.

     

拆迁乱象的根源分析与制度重整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的以司法强拆取代行政强拆的制度难负众望,因为法院缺乏保持司法中立的制度性保障,同时又缺乏对作为拆迁根据的法规、规章等违法性"法律"进行解释和审查的权力。司法强拆并不能终结拆迁悲剧。解决拆迁问题的关键是对被拆迁人作出公平、合理的补偿,这就要求必须从补偿范围、补偿标准、补偿形式等各方面全面调整目前的拆迁制度设计,特别是要对土地使用权的价值作出补偿。从深层次上说,解决拆迁问题必须解决土地征收背后的财政、人事等体制性根源,并推进、深化司法与政治体制改革。     

民主价值的司法维护机理

民主治理的理念、权利保障的意识和权力制约的价值取向是现代宪法的基本精神,维护和实现宪法的民主价值是人民主权的内在要求,也是司法的应有功能。司法的组织结构、程序机制和管辖范围决定了法院可以通过政治渠道的疏通实现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有机统一,通过价值整合实现民主秩序结构与文化秩序结构的有机融合,通过宪法阐释实现法律意志与公众政治意愿的有机结合,从而有效解决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集体自主与个人选择、过去的法律意志与现时的民众意愿之间的冲突。     

援助与纠纷解决:对印度“人民法庭”制度的考察

印度“人民法庭”为普通民众特别是社会底层民众能够接近司法提供了一个渠道.印度法律明确规定了它的组织机构、受案范围、经费来源和组织成员等.“人民法庭”具有受案范围较广、选择自愿、程序快捷、裁决终局、解决案件免费等特点,它既能对弱势群体予以法律援助也能减轻法院积案负担.鉴于印度“人民法庭”和我国人民调解有较大的相似性,其制度对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有一定借鉴意义.     

论新《刑事诉讼法》中的判决前财产没收程序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特别程序一章增设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但该程序在修改过程中和新法颁布后都引起了一些质疑,其中最大的疑问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经人民法院审判,其财产即被没收是否有违《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的基本原则。回应上述疑问的关键在于从法理层面厘清概念、归纳特点并界定性质,这样我们才能准确理解和适用该程序。     

条条与块块关系下的法院院长产生

条块关系是不同于西方学术典范的解释中国现象的中国叙事框架。在中国政治语境中,较之中央地方关系更重要的是条条与块块关系。在地方法院院长产生的问题上,作为块块的上级党委和本级党委与拟任职法院的上级法院之间,对人选各有不同支配关系。在武装夺权年代确立的"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地方治理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新的政治考量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