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三大干将的人生结局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三人曾是“文化大革命”中响当当的知名人物。然而,当真理最终战胜了虚妄,理智最终战胜了狂热,伴随那场“红色风暴”过后,他们的人生结局如何,却鲜为人知。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王力王力在进中央文革之前,就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包括参与写“九评”     

“文革”中“三大干将”人生结局各不同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在“文革”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中央文革小组成员“E、关、戚”是响当当的知名人物。但他们的人生结局如何,却鲜为人知。     

"王、关、戚事件"始末

王力、关锋、戚本禹何许人也? 王力,原名王光宾,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是在学校里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后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军中做党的秘密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山东根据地急剧扩大,各方面事业也发展起来,他就被组织调往山东我党办的<大众日报>任记者,用王力的名字发表文章.由于他能力强,头脑灵活,文笔好,口才也好,受到了当时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党委书记的康生的赏识.康生几次提拔他,不久,王力就担任了中共山东渤海区党委宣传部的副部长.全国解放后,王力调往上海,担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处长.     

马天水投靠“四人帮”的结局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的三个主要人物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都是在上海起家的."文革"中的上海市委与革委会的主要成员,也有不少是和"四人帮"沆瀣一气的同党,马天水就是其中一个.不过,与其他人有所不同的是,这位被尊为"马老"的马天水,并非靠造反起家的政治暴发户,而是颇有一番革命历史的老干部.     

谢富治的人生浮沉

谢富治是一个特殊人物。他青年时代投身革命,有红色的经历,新中国成立后,又历任地方和中央高官,也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但此人思想极“左”,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不少坏事。他虽然早在1972年病死,但仍未能逃脱历史的审判。曾为红军将领谢富治于1909年8月出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他家世代务农,生活贫寒。小时候,他放过牛,种过地,喂过猪,也时断时续地读过私塾。青年时,谢富治头脑活络,也很勤奋,常从亲朋好友处借一些书报来读,因而见识较广,周围常常聚集了一些同龄青年。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攻占武昌,湖北各地农民运动勃兴。…     

我们所了解的王、关、戚的一些史实

《党史博览》2005年第4、5、7期刊发的《王力沉浮录》、《关锋沉浮录》和《戚本禹沉浮录》,若干描述有误,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特对其中几点作些补正。(一)《王力沉浮录》说:“1967年7月,毛泽东决定亲自去武汉了解情况。王力听说后,直接找到负责安排毛泽东行程的周恩来,要求到武汉去向毛泽东汇报情况,还说,江青已经同意了。周恩来考虑,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这之前又到南方走了一趟,去向毛泽东汇报也好,就同意了。”事实不是这样。1967年6月下旬,毛泽东派谢富治、王力到云南、四川、贵州去,要他们找当地的军队和两派,就地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纪登奎所经历的人生风浪

纪登奎,一个既无赫赫战功,又无白区、边区领导工作经历的“老八路”,却在建国初期就担任了许昌地委书记的高职。他卓越的领导和工作能力在得到毛主席的充分肯定后,政治生命更是焕发出勃勃生机,也为他在“文革”初期仅被打倒半年便复出而且进入中央政治局埋下了伏笔;作为掺进去的“沙子”,他在军委办事组坚定地执行着毛主席的指示;进入中央,他的正义和谨慎,让“四人帮”必欲致其死地而后快。在辞去领导职务后,仍在为祖国的发展发挥着余热。     

上将阎红彦的无畏人生

阎红彦，1909年9月13日生于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4年入伍，1925年4月入党，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大队长，陕甘游击队大队长、总指挥，红三十军军长，警备第一旅政委，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剧司令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川东区党委副书记、行署主任，四川省委书记、副省长；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部队第一政委，党的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等职，1955年授上将军衔。“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中，他英勇无畏，坚强不屈，终生为革命奋斗不息。1984年8月彭真题词号召：“发扬阎红彦同志忠心耿耿毕生为革命事业艰苦奋斗的精神。”     

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的曲折人生

在中共“一大”13名代表中，刘仁静可说是一个少年得志，却又“高开低走”的悲剧性人物，他有着辉煌的开始，却并没有赢得美好的结果，他曾经是激进的．最后却落伍了，但是他自己却始终固执地以为真理仍然掌握在他的手里。刘仁静是“一大”代表中最晚去世的一个，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既平凡又不平凡，曲折复杂，令人深思。正如他的儿子刘威力所言，“他曾走在潮流的前列，又曾自外于潮流。     

我为何依然相信读书改变人生

北大出了许多企业家,这让我非常自豪。以北大的32楼为例,当年我和俞敏洪作为北大青年教师住在该楼的第二层。后来俞敏洪创办了“新东方”,成了知名企业家。第三层楼,当年住着一个来自山西的青年,他叫李彦宏,天天在水房里光着上半身用冷水冲澡,唱着“夜里寻他千百度,你在哪儿呢”,天天念“百度”两个字,于是后来诞生了百度公司。     

感悟人生八个字

都说三十而立，眼看接近不惑，回望自己，似乎从未“立”过。品尝岁月，悟出了浅薄的“八个字”，我想这也算一个微不足道的总结。     

从著名战将到阶上之囚--黄永胜的人生之路

黄永胜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战将，为中国革命立过功。他的人生也曾经辉煌过。但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成为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随着林彪集团的覆灭，黄永胜这个曾经为中国革命立过功的人，最终成为阶下之囚。那么，黄永胜走了一条什么样的人生之路呢？     

铸就“纯粹”的法官人生

3月19日，曾经获得中国法官十杰“银法槌”奖的四川乐山法官王锡俊不幸病逝，英年45岁。     

陈伯达为什么投靠林彪

人们对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投靠林彪,很不理解,其实,这是有原因的。陈伯达在中央文革中陷入了孤立状态中央文革成立不久,陈伯达就陷入了孤立状态。这是为什么?首先是陈伯达拉进中央文革的那几个人,也都是有点政治野心的人物,他们早就看出来江青不光身份特殊(毛泽东的夫人),地位特殊(实际主政的中央文革副组长),而且看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能够呼     

人生出彩之“四心”

人生出彩,何人不梦寐以求,因之翻阅大家传记者有之,倾听名家演讲者有之,以觅到出彩的法宝和秘诀。每个人心底都会发出这样的呼声：“我怎样才能出彩啊？”而很多人攀上出彩的顶峰,回看千里云,反顾所来径,发现出彩,于个人而言,不过要有“四心”罢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曲阜的“破四旧”运动及其影响——兼论红卫兵与当地民众的行为、心态

曲阜的破四旧运动始于1966年8月,止于1967年初。运动之初,当地干部组织群众努力把破四旧运动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力保三孔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免遭破坏。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升级和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等外地红卫兵组织的介入,破四旧最终演变成一场造孔家店的反的灾难性破坏运动。曲阜破四旧运动的开展,不仅未能移风易俗、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反而严重地破坏了国家历史文化遗产,给当地民众的文化、生活等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其经验教训值得反思。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天派”、“地派”的一些特点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高校造反派中的“天派”、“地派”并没有各自的统一组织;它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并没有实质性的分歧;“天派”、“地派”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工具,它们都争做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天派”、“地派”之间始终保持了力量的基本平衡;“天派”、“地派”两大阵营始终存在着不确定性。     

“正面”到“负面”的人生逆转

“如果能正确看待人隋,守住底线,就不会越来越妥协!’,“如果能守住第一次,抵挡住他人诱惑,就不会越陷越深!”他们懊悔的心声响彻牢房,但人生没有“如果”。在你越过底线、打破“第一次”的时候,人生“正负”逆转的阀门已然开启。曾经,他们都是所属行业的“标杆”,如今却身陷牢狱。     

沈才洪的酒道人生

小时候被问到长大想当什么“家”，沈才洪说他想要做一名小说家，将世间的喜乐伤悲都写进小说里去，要做中国的托尔斯泰，第二个曹雪芹。     

“三支两军”的初衷及其两重性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三支两军”这一决定的最主要动因是支持“革命左派”全面夺权。在当时的情况下,军队一方面以自己的权威和力量,在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上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另一方面,也对军队自身建设和军政、军民关系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因此,不宜完全用解放军的“三大任务”、“三队”思想来解释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