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流动群体的政治信任——基于“白领沪漂”的调查分析

政治信任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资源对政治稳定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作为衡量现代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维度,它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理论界的重视。流动群体作为社会系统的活跃部分,其政治参与度和信任度对建构和谐社会意义重大。以"白领沪漂"为例的实证调查表明,伴随着社会意识多元化,流动群体的政治信任状况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多重性特点,突出表现在对政治的高关注度低行动度、对政府的信任由高层政府组织向基层政府组织逐渐降低、对国家的认同与对政府的认同分离等方面。从拓展流动群体诉求渠道、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等入手确立社会成员普遍信任的制度性安排,是推进流动群体政治信任的重要手段。     

论我国农民政治信任的层级差异——基于A村的实证研究

农民政治信任具有层级性、差异性和非均衡性,即按照从抽象到具体或从上级到下级的方式排列,农民对不同层级信任对象的信任度是逐次递减的,且递减的幅度逐级增大。这意味着,越抽象（上层）的对象,农民的信任度越高;越具体（基层）的对象,农民的信任度越低;越到基层（具体对象）,农民政治信任水平下降的速度越快。从学理上分析,我国农民政治信任的层级结构与历史传统、中央集权体制有一定的关系,但更是基层政府的行为失范如民政救济分配不公、贪污腐败、信息不公开、办事效率低下、政绩观扭曲的必然结果,会带来较大的社会危害。因此,必须引起重视,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规避。     

影响政治信任的因素

<正>张文英在《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以天津的实证分析基于调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政府绩效评价、公共政策满意度、社会信任、政治效能感、政治公正感和威权主义价值观这六个自变量,对政治信任呈现出或弱或强的影响。其中,公众对中央政府出台的公共政策的满意度对政治信任的解释力最为显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较高,显示威权主义价值观对于政治信任有着较为     

转型期中国政治信任问题的人学解读

当前中国政治信任问题的出现,与多种因素有关.市场化带来了社会结构变迁,引发了人的主体意识的变化,但政府建构信任的手段依旧沿袋改革初的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举措.个体的功利化和理性化倾向消解意识形态在政治信任建构中的功能,经济绩效在建构政治信任中的作用也在下降.构建信任的手段和施信对象之间存在一定张力,这是当前政治信任度走低的深层原因.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根据主体的发展状况,采取恰当的手段和举措,依靠制度建设,才能构建起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村民的政府信任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来自贵州和江苏农村的调查

调查显示,村民对立法机关、想象政府、政府决策、高层政府官员的信任度较高,对实际政府和政府行为的信任度较低;村民对家人、邻居、朋友的特殊信任较高,但对大多数人和陌生人的普遍信任较低,呈现出典型的差序格局。通过线性回归分析发现,村民政府信任对社会信任的增长有正向的促进。其中,村民对想象政府和实际政府的信任与社会信任呈正相关关系,但对检察院和法院等司法系统的信任却与社会信任呈负相关。而BinaryLogistic回归的结果则表明,少数民族村民的社会信任度远远高于汉族村民,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这些结论为提升村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政府公信力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取得政治合法性的内生要求,既体现了政府使公众信任的能力和程度,同时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是公众衡量和评价政府履行职能状况的重要指标。提升政府的公信力,迫切需要政府通过有界行政、依法行政、透明行政、诚信行政和责任行政来规范自身的行政行为,这是政府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的必由之路。     

中国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福建省寿宁县和厦门市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与信任对象的个人特点有紧密联系。一方面,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是否党员、是否担任村干部这些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都对个人的信任度有显著影响;另一方面,社会交往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村居民的信任度。     

增强大学生对辅导员信任的对策探究

大学生对辅导员的信任能够简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复杂性、促进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信任、增强辅导员自身的职业认同感和责任感。当前,大学生对辅导员的信任呈现出充分信任关系、怀疑关系、不信任关系三个层次,而大学生个体信任的内在倾向性、辅导员个体的值得信任度、辅导员对大学生的信任倾向性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是影响分层的主要因素。高校需要从大学生个体、辅导员队伍建设和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等方面着手,构筑大学生对辅导员信任的坚实堡垒,以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政治参与和治理绩效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基于广东、湖北和贵州三省的实证分析

政治信任是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评价性取向,显示公民对政治系统情感支持的水平。基于对广东、湖北和贵州三省的调查数据,从微观视角分析公民政治参与和治理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经验分析结果表明,公民的制度性政治参与对高层政府信任有正面作用,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对高层和基层政府信任都有负面影响。治理绩效中公民的政策结果满意度、政府过程满意度和政府形象满意度对高层政府信任和基层政府信任都有正面作用。这些研究结论说明,要提高政府信任度,一方面需要提升制度化参与效率,妥善处理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另一方面需要提高治理绩效,提升公民对政策结果、政府过程和政府形象的满意度。     

信任及其经济意义

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的形式。信任有助于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增加社会的福利;社会组织的规模和组织形式与人们之间的信任度是密切相关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怀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囚徒困境的存在;把信任和信用推到极点也会对经济产生很大的副作用。     

我国政府信任问题研究

信任，是连接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政府信任反映的是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即民众对政府行为的认同。目前，对政府信任度的下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政府信任已经成为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造成政府信任度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既有政府自身能力的不足，又有公众对政府过高的期望等等。正确认识政府信任问题并提升政府信任成为政府再造工程的一个重要议题。     

社会资本理论视野下的中国公民社会

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着普遍信任度缺失、弱关系网络资源严重不足、自组织不充足和不规范等特征。建构公民身份意识、培育社会信任、发展民间组织、促进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的合作对提升社会资本的存量和质量,实现增量发展,促进由政治统治型向社会治理型的过渡,培育当代中国公民社会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用提升社会信任度来促进经济增长

作为经济交换的润滑剂,信任是控制契约的有效机制,且对经济增长有独特的解释力。本文在梳理国内外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刻画出信任对经济发展影响的传导机制,分析了信任缺失的替代品及其各自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高水平的社会一般信任度将会与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而信任缺失的替代品无一有助于经济发展,甚至会影响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由此,为了促进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增长,建议政策操作转向调整制度、信任教育和提高居民收入上来。     

非传统型政治参与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对成都市民的调查

通过对成都市大样本调查,研究成都市民的非传统型政治参与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以政治参与为因变量,探讨年龄、教育、经济状况等人口学变量以及政治兴趣、政治信任和政治效能感等政治心理因素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情况。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龄、教育、政治兴趣、地方政府信任以及内部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家庭经济状况和政府官员信任对政治参与行为具有负向影响,但是在不同的政治参与形式中,政府官员信任以及内部效能感两个因素的影响作用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具体表现在对政府官员信任越高,收敛型政治参与水平越低;内部效能感越高,发散型政治参与水平越高。     

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基于CGSS2010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CGSS2010数据,从人际信任、社会参与、互惠规范三个维度探讨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发现:人际信任是政治信任的强有力来源,基层选举参与助推政治信任的生成,互惠规范对政治信任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因此,从社会资本的研究视角出发,提高整个社会的人际信任水平、鼓励公民有序的基层选举参与、培育广泛的互助文化与合作精神,是社会转型期提升公众政治信任水平的有效途径。     

重塑基层政府信任的路径选择

政府是社会治理的主要主体,政府的决策、行为无不对社会治理成效产生重要影响,而政府决策的可行性,政府行为的有效性都是以政府信任为基础的,一旦政府信任受损,便会失去应有的权威性,出现政府信任危机,而公众会更多的接受负面消息,甚至与政府对立、对社会失去信心。因此,要提升社会信任,在当今这个社会治理的大背景下,首先应从政府建设入手,严格约束和规范政府行为,增强政府信任度,进而带动社会信任的提升。     

论新形势下执政党的信任度建设

<正>古人云:"人无信不立,业无信难兴,政无信必颓。"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是社会和谐的纽带,是党执政的资源。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首先要提高人民对党的信任度。人民对执政党的信任度是党在人民中所享有的公众信任的程度,是党获得人民群众自觉认同、自愿服从、衷心拥护的重要方面。目前,广大人民群众对党总体是信任的。但是,党的先进性和人民对     

闲暇活动如何影响社会资本——基于ISSP2007-Leisure Time and Sports调查数据的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公众闲暇时间的日益增多,有关闲暇活动与社会资本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本文选取社会资本的两大要素社会参与、社会信任作为切入点,研究了闲暇活动参与对二者的影响。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人们的闲暇活动参与度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人们的闲暇活动参与度越高,其社会参与度就越高;人们的闲暇活动参与度越高,社会信任度就越强。其中,观览型闲暇活动与社交型闲暇活动由于其外倾性对人们的社会参与、社会信任提升的作用最显著,而自我中心型闲暇活动则由于内倾性不利于人们的社会参与、社会信任的提升。     

政治信任面临的困境及战略选择

作为政治合法性逻辑起点的政治信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显得尤其重要。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对处于急剧变革中的中国社会来说,政治信任很容易受到干扰和动摇。因此,追寻政治不信任的产生根源,考察政治信任的逻辑结构,应该把根本制度和机制剥离开来,消除把政治信任置于机制之上的误区;应该把制度功能和角色功能区分开来,消除把政治信任置于角色功能之上的误区;应该把整体的政权、政府同具体的政府部门区分开来,将政治信任的基础构筑在对整体的政权和政府的评估上,防止政治信任在具体单位和部门的失误中流失。     

政治信任面临的困境及战略选择

作为政治合法性逻辑起点的政治信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显得尤其重要。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对处于急剧变革中的中国社会来说,政治信任很容易受到干扰和动摇。因此,追寻政治不信任的产生根源,考察政治信任的逻辑结构,应该把根本制度和机制剥离开来,消除把政治信任置于机制之上的误区;应该把制度功能和角色功能区分开来,消除把政治信任置于角色功能之上的误区;应该把整体的政权、政府同具体的政府部门区分开来,将政治信任的基础构筑在对整体的政权和政府的评估上,防止政治信任在具体单位和部门的失误中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