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作家与现实主义潮流

"70后"作家的大部分创作可以划归现实主义范畴。同以往的中国现实主义作品相比,他们的创作主要表现出如下特征:题材空前丰富,"经验"相对薄弱;缺乏整体性历史观,着力还原历史碎片;有意疏远政治意识形态,有节制地表现底层苦难;精神世界相对模糊,人物形象不够丰满。     

“70后”“80后”职场妈妈们的不同生活

正对于职场妈妈而言,事业与家庭都是生活中很重要的部分,现代的女性往往希望二者兼得。但人们注意到,在职场压力不断增大的同时,社会甚至女人自己对好妈妈的标准也在不断地提高,她们既要负担家庭的一部分收入,又要为子女的成长付出比男人更多的心血,在事业和家庭的关系间,她们还在不停地权衡着、探索着。如今"70后""80后"已经成为职场的中坚力量,且看"70后""80后"职场妈妈们的不同生活。     

“70后”：忙碌者的能量

编前语：如今,“70后”正在奔四的路上,这是中国人认为的“不惑之年”。因接受教育的时间延长,踏入社会时间比从前推迟,”70后”的阅历和对世界的认识还未必能做到“不惑”,但对世事的理解和应对,他们正渐入佳境,所承担的责任和面临的压力也成正比增长。经过十几年的职场和人生奋斗,他们取得今日的地位与财富。虽然伴随他们的除了忙碌还是忙碌,但正是这样一份忙碌,饱含着一种踏实而又稳重的能量。     

全球化时代与法治范式的转换——从“民族国家”范式到“世界主义”范式

范式体现为某一共同体在某一特定时段内共同接受的认识和分析问题的框架与方法,其对该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起到基石性作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正经历着深刻变化。然而,相较于其他学科,法学与法治对全球化的反应却相当滞后与迟钝,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多是如此。究其深层原因,在于法治和法学研究主导范式的强势"民族国家"化。尽管"民族国家"范式曾对近代西方的法学与法治发展发挥过重大作用,但其局限和不足也不容忽视。建构一种与全球化时代相适应的"世界主义"法治范式,既是全球化时代法学所不能回避的,同时也会对全球化时代诸多问题的化解与解决开放出新的思路与契机。     

从《耶路撒冷》到《王城如海》:“70后”的精神转向与叙事嬗变

与《耶路撒冷》相比,《王城如海》呈现出了不同的叙事特征:在精神的象征物上,从"域外符号"转换为"中国意象";在精神脉络的设置上,从"到世界去"转换为"归来";在叙事维度上,从"成长记忆"转换为"现实面向"。在这种种不同里,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以及精神体悟与生命意识的拓深,"70后"的书写正在发生变化。     

记忆与想象的“造型戏剧”

《玻璃动物园》是田纳西.威廉斯的第一部成功剧作。本文以剧中的阿曼达和劳拉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怀旧理论观照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南方淑女,阐释其复杂多元的怀旧情结。南方淑女的怀旧情结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对昔日美好的眷恋,对浪漫爱情的追忆和对神话世界的向往。通过记忆与想象,南方淑女建构起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桥梁;她们的怀旧经验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在想象中被诗意化、文本化的过程。     

论当代历史叙事范式的转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历史叙事范式急遽转型,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元历史叙事彻底瓦解,个人化历史叙事成为新的历史文本生成机制.20世纪90年代历史叙事的各个环节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小说的多元发展,而且暴露出传统历史叙事理论的滞后,当下历史小说批评亟待突破.     

“70后”台胞返乡筑梦甘当两岸“摆渡人”

<正>从儿时随亲赴台到回大陆投资创业,从日日夜夜思念故土到两岸来回购买过上百张机票,对于在浙江金华永康出生成长的“70后”台胞陈旭伟来说,返乡筑梦的12年来收获颇丰,幸福感满满。12年,变的是从家门口泥泞的砂石路、村里破旧的老土屋,到华溪江畔的霓虹灯火、华夏大地的繁华璀璨;不变的却是记忆里的麦饼香,来去皆是归途的幸福感,还有两岸一家亲的浓浓深情。     

余华的后现代性“弑父”叙事的文化动因和审美意义

先锋派作家同时又是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余华，通过对“父亲”的深度模式的消解，用“暴力美学”叙事和温情叙事的方式，彻底断绝了父子关系，颠覆了“父亲”的权威，对传统、权威、生命和文化本原进行自省、自否，从而也使他的作品打上了后现代性的烙印。     

叙事理论的发展与审美文化叙述学

叙事理论的发展正经历着从 2 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典叙述学向后经典叙述学的转变 ,并从 90年代后陆续出现了叙述学的多种分支 ,从而扩大了其研究范围 ,更新了研究方法。提出审美文化叙述学这一新的学科分支的构想 ,意图使局限于叙述本文范围内的研究不仅涉及本文自身 ,而且扩展到与叙述本文密切相关的多重语境 ,从而进一步丰富叙述学的理论与实践。     

“社会剖析”范式的价值与意义

以茅盾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中重要的小说流派"社会剖析派"所创造的"社会剖析"范式,是用文学的载体和方法把中国问题的本质——乡土问题纳入到文学创作中,参与到中国发展问题的讨论和解决之中的。这种范式对作家和载体的较高要求使其具有了史诗性追求的价值和意义,因而也就具有了超出文学门类苑囿,在时代变幻中,依然具有规约作家、指导创作的当下意义。     

“文明范式”论争回顾与思考

“文明范式”是构筑“文明冲突论”的基础,也是学者常常忽略的问题。在回顾其论争的基础上,可以发现一些批评者对它的理解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读。对其进行重新的评判,可以消除误读、揭示“文明范式”自身的缺陷,为这一范式的继续研究提供新的起点。     

论经典艺术审美价值的永恒性——兼论艺术审美与“工艺审美”和“生活审美”的关系

艺术存在的理由就在于它具有理想化色彩,具有对当下的质疑、批判、引领、超越的可能性。而且,艺术审美不仅要消解工具理性对生命的异化,还应包括解除肉体本能及欲望对精神的压迫。所谓“工艺审美”、“生活审美”虽然各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没有经典的艺术审美作为思想及形式资源,只能坐食山空。因此,艺术审美的价值还在于它对“泛审美化”的整合、引领和升华。     

旅美华人女作家遭遇“应文婵案件”的始末

<正>在20世纪50年代,台湾启明书局的沈志明应文婵夫妇,因为出版了美国记者斯诺的《长征二万五千里》,并翻印了中国现代文学女作家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而双双以"为匪宣传"的罪名被台湾"警备司令部"拘押。可幸的是,在被关押28天冤狱后,他们交保返家候审,之后法庭又正式宣判无罪释放。此事的突然发生以及意外解决,在当时的台湾社会及学界引起巨大反响。那么,这个史称"应文婵案件"(也称"应文婵文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民族审美规训与中国传统叙事美学的变迁

中国传统戏剧诞生于中国深厚的农耕文明的基础之上,中国叙事形式的更新与叙事美学的变迁,都必然受到民族审美的强烈规训。这种规训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与沉淀,已经上升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对新进的叙事模式产生巨大的制衡与指导。本文着力探讨民族审美规训与传统叙事美学的变迁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与博弈,试图由此窥见中国艺术样式的成形过程中所隐藏的深层动力。     

中国“新职业”想象

<正>编者的话:中国相当多的传统职业随着时代的变迁正在或已经消失。中国昔日的粮油票证管理员、物资供应员,如今已不见踪影。而许多新鲜的名头开始越来越多地写进     

与女作家虹影的对话

1962年出生于重庆。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上海复旦大学读书。代表作:《K》《女子有行》,《饥饿的女儿》、《伦敦,危险的幽会》等。曾获英国华人诗歌一等奖,中国台湾联合报短篇小说奖、新诗奖。长篇小说《饥饿的女儿》获中国台湾1997年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作品被译成多种语言在英美德法意等国家出版。现居伦敦。     

“五四”前后科学观念的呈现与想象

"五四"前后,科学观念传播从一开始起,就僭越了自身的本质规定性,由技术层的物质保障提升为一种结束皇权、批判专制、重建价值的政治、文化行为,并在传统与现实的不断整合以及政治斗争的激荡下,被塑造为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