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无逮捕必要”的思考

本文主要从＂无逮捕必要＂的运用现状、逮捕的实质、＂无逮捕必要＂条件等方面出发论述了当前侦监工作中如何更好地把握逮捕必要性问题。     

新刑诉法背景下逮捕必要性量化评估机制之构建

新《刑事诉讼法》对逮捕条件作出修改,对应当逮捕的情形进行了细化,为保证逮捕条件的正确适用,需要建立一套评估机制,规范自由裁量。逮捕必要性量化评估机制以法律规定为依据,在总结实践的基础上,运用统计学等科学方法建立,旨在通过量化评估,保证逮捕措施的正确适用。     

审查逮捕条件中“社会危险性”的运用状况及问题分析

新《刑事诉讼法》第79条对逮捕条件进行了修改,其实质是对逮捕必要性条件的修改,这使得逮捕有了更加明确的适用条件,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逮捕必要性"的随意判断,然而该条规定也存在条文模糊难以适用、配套机制不健全等不足。本文立足于基层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审查逮捕的工作实践,从审查逮捕条件中"社会危险性"的运用及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对策和建议,以期完善对逮捕条件的适用,发挥逮捕这一严厉强制措施保障刑事诉讼目的的价值追求和功能定位。     

浅议刑事诉讼中无逮捕必要性之适用

“无逮捕必要”适用中存在一些问题: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把握不准,仍存在“宁左勿右”、“重打击轻保护”的观念;在刑事诉讼中要适用“无逮捕必要”,往往程序比较繁琐;为保障诉讼、维护稳定,预知轻刑仍批捕;捕后达成赔偿协议致判缓;社区矫正机构缺乏,帮教条件不健全.应从以下方面完善:明确适用无逮捕必要的原则;明确“逮捕必要”的范围、标准;确立“确保候审为原则,逮捕为例外”的机制,从立法上强化对“逃保”的惩戒;积极探索建立社区矫正机制,解决对外地人犯罪大多逮捕的现象;对无逮捕必要不捕、取保候审等案件快速起诉;在审查批捕环节促成双方基本达成和解;积极开展不捕回访帮教机制.     

无逮捕必要不予批捕案件存在问题探讨

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使无逮捕必要的适用条件日趋明朗,但其适用上仍存在诸多现实问题。本文就工作实际中在办理无逮捕必要案件中遇到的外来人员适用受限制、逮捕必要性考察长效机制缺乏、不捕后监督缺位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我国逮捕制度改革检讨

基于无罪推定与保障人权原则,逮捕作为未决羁押处分,应当受到严格规制。我国三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均对逮捕制度进行了改革。1996年修法,修正了逮捕的证据要件;2012年修法,明确了逮捕的社会危险性要件即必要性要件,确立了准诉讼化审查程序模式,并构建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实证研究表明,这两次修法对逮捕适用没有产生明显影响,未能有效减少逮捕适用,过度适用逮捕的问题未获解决。根本原因是,检察机关惯于先行作出"有罪认定"进而奉行"构罪即捕",不能真正履行逮捕社会危险性即必要性要件审查义务。2018年修法,仅在逮捕条件条文中增加一款社会危险性考虑因素的规定,并无实质意义。鉴于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模式无法克服自身局限,遭遇改革瓶颈,建立法院统一审查逮捕模式从而实现逮捕审查司法化方为出路。     

侦查监督工作中无逮捕必要性适用之研究

本文通过对刑诉法修正案关于逮捕制度的解读,并结合侦查监督工作实际情况,对实践中的案件进行分类,分别从犯罪性质、情节、嫌疑人自身等方面准确把握"无逮捕必要"之内涵,完善"无逮捕必要"在检察院侦查监督工作中的适用。     

浅谈对“有逮捕必要”条件的把握

正确把握“有逮捕必要”的条件,慎用逮捕措施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我国目前司法实践来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一些地方逮捕权被滥用,具体表现为构罪即捕和以补代侦两种现象。产生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现行法律关于“有逮捕必要”条件规定得比较原则和笼统,实践中难以把握。本文作者结合多年来的工作实践和办案经验,对“有逮捕必要”和“无逮捕必要”情形提出了一些具体看法。     

“无逮捕必要”的价值探讨

在司法实践中,构罪即捕的观念在一些检察人员头脑中根深蒂固。文章拟通过对"无逮捕必要"的理解和适用情况进行深度反思,重新架构"无逮捕必要"的框架体系,以期使"无逮捕必要"落到实处。     

浅析“无逮捕必要”的正确适用

一、“无逮捕必要”适用的现状及其成因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0条对逮捕的条件是这样规定的：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害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由此可以得知,对于罪行较轻、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小的犯罪嫌疑人可以适用“无逮捕必要”,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相比较绝大多数已经批准逮捕的案件,检察机关适用“无逮捕必要”可谓是凤毛麟角。结合我院侦查监督的实际工作,     

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立法完善

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对强制措施制度作了大幅修正,在侧重实现诉讼保障功能的同时,愈加关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主要内容包括:完善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和被取保候审人的义务体系;将监视居住定位为逮捕的替代措施,规定监视居住区别于取保候审的适用情形,严格限制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增加对被监视居住人的监视方法;进一步明确逮捕的适用条件,规定逮捕、拘留后立即送看守所和通知家属,扩大诉讼参与人对审查逮捕程序的参与和明确逮捕后对继续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在司法实践中,办案机关应当准确理解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关于强制措施的修改要点,正确适用各项强制措施,切实发挥诉讼保障与人权保障功能。     

未检工作须注意三个方面

修改后刑诉法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办案方针和原则,设置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强制辩护制度、社会调查制度、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并要求对未成年人严格适用逮捕措施和分案处理。检察机关该如何发挥检察职能,更好地保障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本文认为可以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审查逮捕阶段,坚持捕前评估,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修改后刑诉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笔者认为,在审查逮捕环节,检察机关要想做到     

谈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之规定

逮捕作为刑事强制措施中最为严厉的一种,法律人对其适用条件一直多有探讨.而逮捕程序的修改亦一直为人关注.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这是新《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对审查逮捕程序作出的明确规定,相当于从立法层面宣布,讯问犯罪嫌疑人这一工作规范作为适用逮捕强制措施的前置可能程序之一,为人所重视.     

追捕条件的反思与重构

现行法律对逮捕条件的设置过于抽象,难以把握,易导致逮捕的随意性。建议对逮捕条件进行全面修改,作分列式规定。首先,将证据条件修改为"基本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其次,根据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每个犯罪的法定刑,将犯罪划分为重罪、次重罪和轻罪,并相应规定应当逮捕、可以逮捕、不予逮捕三种情形。第三,相应地明确规定逮捕后的羁押期限。     

多发性犯罪案件逮捕条件的把握与运用

分析多发性犯罪案件审查逮捕工作中存在的偏差,指出深刻理解逮捕适用条件是做好多发性犯罪案件审查逮捕工作的基础,准确把握"有逮捕必要"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做好多发性犯罪案件审查逮捕工作的保障。     

逮捕社会危险性的证明

修改后刑诉法细化了逮捕措施所应当具备的社会危险性条件,因此,如何认定和把握社会危险性是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需要考虑的问题。首先,需要正确理解修改后刑诉法所规定的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其次,正确把握逮捕社会危险性与逮捕必要性之间的关系。再次,正确设定和掌握社会危险性的证明标准、证明程序和证明责任。最后,需要构建逮捕危险性的证明制度。     

论轻缓刑事政策在侦查监督环节的适用——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背景

实践中,检察机关在批准或决定逮捕时,对逮捕的必要性要件考量不足、适用较少。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中,基于嫌疑人权利保障和司法资源的有效配置,应在轻缓刑事政策的指导下,重视对无逮捕必要的监督,以逮捕适用的主体、涉嫌罪名、案件情节等方面为基础,建立并完善相关制度。     

论轻缓刑事政策在侦查监督环节的适用

实践中,检察机关在批准或决定逮捕时,对逮捕的必要性要件考量不足、适用较少。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中,基于嫌疑人权利保障和司法资源的有效配置,应在轻缓刑事政策的指导下,重视对无逮捕必要的监督,以逮捕适用的主体、涉嫌罪名、案件情节等方面为基础,建立并完善相关制度。     

附条件逮捕制度研究

附条件逮捕制度是检察机关逮捕工作的一项创新之举,而规范性适用是其存续的关键因素.本文从附条件逮捕制度的现实基础出发,分析该制度适用中存在的问题,明确规范适用的标准,以更好的发挥该项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     

浅谈逮捕条件及慎用逮捕权

针对检察机关在无逮捕必要运用上控制过严,与司法实践不相协调的缺陷,本文在论述逮捕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对逮捕的条件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从培养高素质的警官和高素质的检察官以及改革现有的刑事制度两方面提出慎用逮捕权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