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社会科学领域两种对立的研究范式

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是社会科学领域两种对立的研究范式,两者在研究目标、对象及方法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对立。具体说来,这些对立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研究目标上,量化研究重视预测控制而质化研究重视对意义的理解;研究对象上,量化研究强调事实的客观实在性而质化研究强调对象的主观意向性;研究方法上,量化研究注重经验证实而质化研究注重解释建构。这些对立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相对的,要求我们以一种方法论的多元主义来对待两者的关系．按照问题来选择方法,而不是相反。     

心理学研究中质化与量化两种取向的对立与整合

科学心理学建立以来,心理学进入量化研究时代。量化研究为心理学带来了飞速的发展与丰硕的成果。然而,近几十年来,心理研究的质化取向日渐兴起,有关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的讨论日益引起重视。混合方法研究试图超越两者的纷争,克服单独使用某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整合两种研究取向,为复杂心理现象的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研究思路。     

科学运用伤情达标量化与质化原理综合评定各类损伤

法医在活体检验实践中所遇到的损伤是复杂多样的，譬如：鼻骨线形骨折又无明显移位；耳廓缺损未达到轻伤标准：牙齿脱落或折断1颗的；一节指骨线形骨折的“不含第2至5指末节”；一处肋骨线形骨折又无明显移位等等。诸如这些损伤，倘若有两三种同时出现在—个被鉴定人的身上，那么应该如何来综合评定?目前尚无一种比较客观与科学的方法可以运用。     

质化研究与循证实践:心理学中研究与实践的关联及互动

在心理学中,研究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实践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排斥研究,呈现出研究与实践相分裂的局面。近年来,心理学研究领域出现了适合研究实践的质化研究范式,实践领域出现了关注与使用研究证据的循证实践运动,为实现心理学中研究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文章阐述了心理学研究与实践的概念及其关联现状,并在此基础上介绍了质化研究与循证实践的兴起背景、特征及其对心理学研究与实践的关联与互动所带来的影响与启示。     

科学心理学、常识心理学与质化研究

科学心理学与常识心理学是心理学存在的两种知识形态,在知识的掌握者、追求目标、呈现方式及真理性判断标准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区别甚至对立.新近心理学中质化研究的兴起,有望打破两者的对立困境,使常识心理学纳入科学心理学研究领域、常人从事科学心理学研究都成为可能,从而为两者构架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在质化研究视野中反思两者的关联,就会发现常识心理学应该科学化,科学心理学也要注意常识化,两者本质上是一个相互转化,共同发展的关系.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心理学质化研究兴起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思潮把反对“唯科学”、提倡经验一批判方法、去中心化和交流合作作为自己的建构特征。在心理学研究方法上,后现代主义思潮一方面对盲目崇拜数字的量化研究进行了批判,另一方面其消解二元对立、质疑科学主义、颠覆权威话语的鲜明理念,对质化研究的兴起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法律议论的社会科学研究新范式

本文以法律不确定性问题为出发点,沿着通过教义学或科学技术来摒弃不确定性以及反过来在不确定性的前提条件下考虑制度设计这样两条基本线索,梳理了法解释学与法社会学之间的争论以及不同的应对策略,从中归纳出作为科学的法学观、作为技艺的法学观以及法律的本质就是话语实践的核心命题。作者认为今后中国的问题导向跨学科研究应该聚焦法律议论,特别是法的社会科学研究要把重点从结构、功能转移到价值涵义,以便真正深入到规范的领域进行实证分析,与此同时切实加强与法解释学以及法律实务部门之间的对话。因此,作者提倡议论的法社会学研究范式,试图以此深化法律方法论的探讨,促进思想与制度的创新。     

犯罪学研究中量化分析方法的使用：现状、问题与建议

量化分析发展不足是我国犯罪学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通过系统性检索并获取2010—2020年693篇犯罪学量化研究文献,对其研究设计、量化分析方法和论文撰写进行细致分析,现有文献中大量存在研究设计混乱、分析方法粗糙和论文撰写不规范的问题。研究设计方面：现有研究过于依赖二手数据或非介入性调查,个体面板数据缺乏,样本量较小,少有随机抽样,且研究范围较窄;量化分析方法方面：部分研究仅使用了单变量分析,六成以上的研究仅使用了描述性统计分析,较多研究仅使用非随机样本并误用推论性统计方法;论文撰写方面,绝大多数研究并未汇报数据获取过程,对理论、研究假设以及概念测量等方面的描述也较为匮乏,同时多数研究未明确讨论研究局限。针对以上问题,应从研究设计、量化分析方法和论文撰写三个方面提升犯罪学的量化研究。     

数罪并罚的量化问题研究

数罪并罚的量化问题主要是指适用限制加重原则的情况下如何在个罪中最高刑期之上,总和刑 期之下确定具体执行的刑期。这个刑期裁量与个罪之情节无关,仅与个罪之刑有关。随着数罪 中最高刑的增长,限制的程度会增大,而这个规律可以用公式表达出来。     

公共利益界定的量化方法研究

公共利益的内涵在学界由来是一个颇有争论的问题。在各国的法律实践中,对其理解也颇有不同。在我国公共利益是常见的法律概念,但对于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至今却没有明确而具体的法律规定。对此,理论界也展开了激烈地讨论。我们谨参与讨论,并从特定的角度对其加以讨论探究。     

人体损伤程度量化评定指标损伤系数的研究

在法医临床鉴定中的一般做法，就是按照《人体重伤鉴定标准》、《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以下统称标准）评定被鉴定人是否构成重伤、轻伤或轻微伤。由于标准本身跨度较大，同一结论的损伤往往包含了不同程度的损伤。例如从颅脑损伤（昏迷３０分钟以上伴神经系统体征）到持续植物人状态都属重伤，成人深Ⅱ°烧烫伤面积从２％到接近３０％都是轻伤。司法机关按照法医学鉴定结论作出处理，就产生了这样的结局：原本较为精确、可量化的损伤，经过法医临床鉴定转化为粗略的、定性的几类，最后在处理中又要据此作出量化（或相对量化）的处罚…     

改制公司中量化股的归属与转让问题研究

改制公司中量化股的归属及其转让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的司法实践。无论是旧的公司法还是刚刚修改过的公司法,都回避了这一问题。就股东获得的量化股权而言,虽然股东(主要是指企业改制前的企业职工)在企业改制时表面上并未实际支付现金,但股东实际上是以其他方式支付了对价。股东所得到的量化股权与实际出资得到的“现金股”一样,其所有权属于股东个人,公司不得以章程规定等方式限制或剥夺职工的量化股权,更不能强迫企业职工(股东)在离开公司时必须交回公司或由有公司强制性收回。     

量化法治中国实践研究

量化法治是指将社会学、统计学的研究方法融入到法学研究当中,用量化的数据来来衡量一国或地区的法治化水平。量化法治不仅在法学研究方法上是一项重大创新,同时对法治的实践也有重要意义。量化法治这一课题在国内外都已经有过一些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我国的量化法治虽有了一些尝试,但总体仍处于探索阶段,其中的很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总结和研究我国量化法治实践当中的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今后法治指标体系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脆弱性视角的灾害管理整合研究

2003年"非典"蔓延事件之后,我国逐渐建立起以"一案三制"为基础的应急管理体系。关于应急管理的研究亦呈现出多样性,讲求应急管理与基础学科的联系,探寻应急管理的社会科学基础已经成为当前应急管理研究与实践发展的重要趋势。从社会科学视角出发的灾害研究强调灾害管理的人文主义属性,     

法律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批判

法律与社会科学运用的方法论,最为重要的是如下三个部分:由"中国概念"带来的中国法律实践特殊化的效果,由"价值中立"获取的客观描述中国特殊实践得以形成的所有要素,以及由"实然推导应然"揭示出中国实践真正遵行的非国家法(习惯法)。正是在这三个方面的指引下,法律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试图给出有关"中国法律实践"的最恰当的解释和说明。不过,由于所有类型的"中国概念"均不具备使得中国实践特殊性的主张得以成立的能力、由于所有描述中国实践的努力必然会运用价值判断、由于应然与实然之间不能相互推导,所以,法律与社会科学的学术努力,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悲剧。     

儒家文化对当代中产阶级母亲育儿观的影响研究

从历史上看,母亲是儒家文化传承的重要群体;客观呈现儒家文化对今天中产阶级母亲育儿观的现实影响,对于儒家文化在当代家庭中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两千来教养民众、传递文化的价值观与方法论,仍然对当今中产阶级母亲的育儿观产生着积极、强劲的影响。具体表现如下:她们朝着完整人格的目标培养孩子,体现儒家君子不器的教育目标;用规训的方式帮助孩子完善道德自我,秉承儒家修身为本的教育路径;要求孩子保持学业成绩的优秀,沿袭儒家劝学重教的教育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