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带监听所获材料的证据能力

附带监听是指侦查机关在进行一个合法监听时,附带地、偶然地监听到监听许可记载的犯罪对象和犯罪行为以外的其他犯罪信息,包括四种类型.本文认为我国法律对附带监听所获材料的证据能力进行了规范,但仍存在不足,可通过确立相关适用原则、建立“关联性”规则等来予以改善.     

秘密监听的证据学思考

为了打击犯罪和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全,国家的侦查行为也要随着犯罪方式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因此犯罪行为方式的每一次嬗变,都必将引起国家在刑事侦查方式上针锋相对的回应,这是刑事侦查发展的客观规律。秘密监听作为应对有组织犯罪．黑社会犯罪、恐怖犯罪和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刑事犯罪的有效侦查行为,如何对其所获得的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加以确定,如何在运用秘密监听所获得的证据惩罚犯罪的过程中保障被监听人的人权,便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     

论秘密监听制度的比较与权衡

监听是一种行使公权力的表现,是一种基于诉讼实体目的实现而采取的有效侦查行为,特别是在有组织犯罪、恐怖犯罪、毒品犯罪等无被害人犯罪中更是如此。但是监听也会对公民权利带来严重的侵犯,如何合理调整二者的关系,既是对国家法律的考验,又是对政治智慧和道德的考验。     

浅论监听在侦查中的应用

监听技术作为技术侦查的主要内容之一,在侦查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现阶段监听侦查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和程序规制,在侦查实践中,常常出现非法监听现象,从而导致公民权利受到侵犯。本文将从监听的适用对象以及程序规制方面探讨如何正确的在侦查中使用监听技术。     

我国通讯监听诉讼规则之建构

通讯监听诉讼规则对惩罚犯罪和保障基本人权具有双重价值。首先概述西方主要法制发达国家相关立法状况,接着对我国相关立法缺陷进行分析,并就如何建构我国通讯监听诉讼规则提出立法建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听证据中的运用——以美国法为蓝本的考察

我国刑诉法修改后,技术侦查措施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均引起广泛的关注.监听是技术侦查的基本措施之一,在如何协调监听与排除规则的问题上,美国有着丰富的经验,也许可作为他山之石.在将排除规则运用于监听证据中的发展历程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卡茨案判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由此确立了合理隐私期待的主客观双重判断标准.2012年最新的Jones案基本指明了排除规则在监听证据中运用的未来方向,对监听证据谨慎适用排除规则将继续成为大法官们的基本态度.     

国外网络通讯监听中的令状运用判别标准述评及其启示

网络通讯作为一种新兴通讯方式在现代社会具有广阔发展前景.同时它在监听活动中也愈发显得重要.对于网络通讯监听中令状运用的判别标准,国外一直存在不同规定.通过对目前国外各类相关令状运用判别标准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可以获得诸多有益启示.     

对新律师法中“不被监听”的理解探析

新律师法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不被监听,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容易引起诉讼各方的争议。本文列举了可能出现的争议,并运用逻辑分析和立法研究的方法进行推敲,最终提出了对新律师法这一规定如何实际运用的观点。     

以太网监听技术

本文从基本的ARP和ICMP通信协议出发,利用Socket通信原理,研究共享以太网及交换式以太网的监听技术,给出了实现的具体步骤.     

秘密侦查立法之我见

秘密侦查是一种具有独特效力的犯罪侦查方法,也是一种侵犯公民权利的侦查方法。我国应该借鉴外国的经验,尽快制定有关法律,把秘密侦查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美、德监听令状外获得材料作为证据使用的考察——兼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与第150条第3款

美国与德国从宪法或者基本法保障人权的立场出发,不仅对监听实行司法令状,而且对监听令状外获得的材料作为证据使用在立法上也作了严格限制.尽管立法与司法实践对监听措施保持审慎的态度,其例外在美国法院判例上仅限于“一览无余”原则和德国法院仅存“关联性”衡量标准,但因涉及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在理论和立法上仍颇有争议,从中折射出公民隐私权保障与监听技术有效性在侦查上的紧张关系.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技术侦查作为侦查措施仅采用了行政性内部审批制度,这种内控模式还需要从美、德监听令状外获得材料作为证据使用的观点分歧与立法争议中获得启示,继而建立起相应的限制使用规则并对其规定作出合理解释,以免实施之时成为滥用之日.     

试论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将秘密监听作为合法证据

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迎来了它的第二次大修,此次刑诉法修改在许多方面都有较大的突破。此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中关于侦查权的内容,也引发业界强烈讨论。     

中国秘密侦查之法律现状研究

秘密侦查方法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与犯罪做斗争的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犯罪侦查自身规律的必然产物,在我国古代就已经出现。在司法实践中,秘密侦查作为一种打击追诉犯罪的特殊手段已经被广泛使用,并被司法机关大致认可,但时至今日秘密侦查的使用仍然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法律上没有明文授权,仅仅依照部门规章、政策行事,加之具体的界限不明,秘密侦查一直游走于合法与非法的边缘地带。     

非令状取得匿名网络通讯监听证据合法性之界定

匿名网络通讯作为一种新兴通讯方式在现代社会具有广阔发展前景。同时它在监听活动中也愈发显得重要。对于非令状取得匿名网络通讯监听证据之合法性究竞该如何进行界定的问题，目前共存在三种不同方式。通过分析认为这三种界定方式都有着自身缺憾，笔者根据匿名网络通讯之具体类别，在完善现有方式基础上设置了分类甄别的新界定方法。     

刑事诉讼中私人监听问题研究

私人监听目前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还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然而私人监听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合理性,特别是私人监听资料的证据能力来看,各国的司法实践中都没有完全否定私人监听取得证据的合法性。我国要构建完善的监听制度,也应在一定条件下认可私人监听的合法性。     

反恐侦查中的监听权力规制

监听在反恐情报收集中的广泛采用,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有利于打击和惩罚恐怖犯罪;但是另一方面也导致国家刑事侦查权力的膨胀和扩张,从而对普通公民的权利形成更大的威胁。面对这种境况,必然要求在侦查的必要性与保障人权的基本要求之间寻求调谐。     

关于监听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之探讨

监听是一种有效的特殊侦查措施,也是国内外学术界颇有争议的话题。尽管它早已存在于我国的侦查实践中,但在理论研究上则是一个新的领域。厘清监听的概念、分类及特征等基本理论问题,以便能够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从而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监听法律制度,是文章之要义。     

关于监听及其证据运用的法律思考——自人权保障视角所作的考察

刑事侦查中的监听行为虽然没有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形成外在的、物理形式上的侵害,但却在实质上制约并妨害了当事人的隐私权和通讯自由。监听行为属于一种强制性的侦查措施,应当在严格遵循法律程序并充分保障监听对象人权的情况下才允许实施。在我国目前尚缺乏监听专门立法的情况下,应谨慎对待在侦查中大规模地开展监听活动。     

同意监听的内在冲突及其解决

同意监听作为监听的一种特殊情形 ,在犯罪侦查中的适用存在着内在冲突。作为一种任意侦查手段 ,同意监听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侦查效率并增强侦查有效性 ,但同时也侵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权利。对此 ,各国有不同的解决方式。要发挥其提高侦查效率之利 ,避免其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之弊 ,必须对同意监听的合法性进行合理把握。     

论监听作为侦查手段的法律问题

刑事侦查中的监听虽然没有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形成外在的、物理形式上的侵害 ,但却在实质上制约并妨害了当事人的隐私权和通讯自由权。监听属于一种强制性的侦查措施 ,应当在严格遵循法律程序并充分保障监听对象人权的情况下才允许实施。在我国目前尚缺乏监听专门立法的情况下 ,应慎重对待在侦查中大规模地开展监听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