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制度变迁

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变迁与经济体制转型紧密联系,不可分割。显然,就制度变迁而言,经济制度变迁具有第一性,而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附属性,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必须与一定的经济体制相适应,同时随经济制度变迁而变迁。另一方面,中央与地方关心对我国经济制度转型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即适度分权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可促进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加速我国市场化进程,反之则会阻碍我国的市场经济进程。     

律师与委托人关系研究

在我国,公民可以委托律师代理自己在诉讼中的事务的权利主要是由我国三大诉讼法确定。我国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基于合同的委托代理关系,律师处理诉讼中事务的权利来自于委托人的授权。这样,在律师与委托人之间则形成了一套权利与义务关系,这也使得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由于违背相互之间所负义务的问题,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变得不怎么和谐。首先是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的不完全信任,其次是故意违反合同所赋予的义务,还有就是个别律师的为谋自身利益不道德执业。对于不同原因,我们应当以不同的对策来缓解。     

行政诉讼与中央地方关系法治化

行政诉讼制度不仅意味着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也意味着中央权力对地方权力的监督和控制。行政诉讼具有维护中央权威、保证法制统一、协调地方竞争、调节资源配置的功能,从而建立起中央司法权对地方立法与行政的制衡,保障了国家法制的统一。通过审查地方政府行为和立法的合法性,行政诉讼制度可以规制地方政府间的竞争,限制地方政府的自利行为,确保地方竞争在中央的可控范围之内。此外,经由司法政策和具体案件的裁判,行政诉讼成为中央与地方之间资源调配的重要方式。从国外的经验观察,通过中央对地方的司法监督,有利于形成统一的法律秩序,协调处理地方政府间的矛盾。而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与行政诉讼法修改,也为其上述功能的发挥提供了制度契机。     

中美中央与地方关系比较研究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始终是宪政史上经久不衰的话题,合理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必然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和谐.在我国,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比较与实证研究的方法,寻求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化方案,以实现中央与地方的和谐发展.     

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完善

中央与地方国家机关在管理社会事务的过程中,既要相互配合又要凸现各自独特的作用。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文化的转变时期,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许多现实问题的出现,表明中央与地方国家机关在行使国家权力的过程中存在不协调的问题。本文试对现状加以分析,提出了从内在层面进行权力划分,从外部层面加强法规的构建作用及建立协调机制,以完善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     

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

随着社会服务提供方式从“制造”向“购买”的转移，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迅速成长。对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的有效治理事关社会服务提供的最终效果，受到中国社会服务组织成长的国家依附型路径和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政府间的服务提供体制的影响，社会服务提供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正处在一个体制内的自我调整阶段。合同外包尤其竞争性招投标的创新实践，反映上级政府试图通过政策干预，抑制由体制内生的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管家关系；通过竞争性招投标与合同管理，拉开二者距离，引入委托代理关系，推进社会服务目标的稳固与实现。对A市公益服务招投标实践的分析表明，这种政府间的干预受制于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的制度环境，效果取决于其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政府间的相关制度与资源配置格局。     

央地财政关系的宪制变迁与法制调适

央地财政关系的宪法规范调整国家财政权力的纵向划分,央地间财政关系的本质是一国财权财力在中央与地方间的调配,与一国的宪法体制密切相关。作为“元规则”,明晰的央地财政关系的宪法规范对于一国的财政法治化至关重要。我国的《共同纲领》以及四部宪法对央地财政关系都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其变迁过程与国家央地财政关系的探索实践相关联。国家最终确立了“分税制”的现行央地财政关系,取得良好成效的同时也带来了对国家治理工作的宏观不利影响和对央地财政分权机制的制度性阻碍。现行央地财政机制仍受国家法治化和国情的影响,应通过法制调试手段,按照集权有度、分权有法的原则,合理划分央地财政权责。     

宪法文本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制化已经成为当下的研究热点，但是从宪法文本出发探讨这一问题的成果却极为有限。现行宪法中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条款大概有三十条左右，它们之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条块结构”。虽然宪法文本对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某些方面规定得较为完备，但仍然存在重要内容缺失、部分规范滞后、表述过于抽象等缺陷。其完善进路主要有宪法修改、宪法解释和下位立法三种。就现阶段而言，加强宪法解释无疑是最佳的路径选择。     

论中央与地方法律关系的变革

要检讨目前宪法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的不明确,进而期待日后修宪能够弥补这个缺憾,我们有必要从宏观的角度检视一下地方分权所具有的宪政意义。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有几点极为特殊,是世界其它国家所难比拟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运用在中央与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划分方面,应注重地方自治的精神,来妥善地平衡中央统一领导,以期达到最能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积极性之目的。重新评价宪法政策,可以获得地方分权和自治有正当性的结论;法治原则也要求地方分权、地方自治的体制能有一个较为坚实的宪法基础。只要宪法设置国家统一及禁止分裂的防卫机制,地方分权和自治不会造成国家分裂。今后中央地方彼此的权限,应尽可能地在宪法的位阶上加以明确界定,成为宪法保留的制度。     

基于委托代理关系的独立审计风险规避

委托代理关系是审计产生的基础。当前企业中由于委托代理关系出现的缺陷,使得独立审计的审计质量得不到保障,注册会计师和会计事务所面临着巨大的审计风险。本文从委托代理关系方面来阐述了审计质量失真的部分原因,并在委托代理关系的框架内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措施。     

公共治理视域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对于任何一个领土广袤的国家而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都是其政治的根本问题之一。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发生了多次变动,但都跳不出"收死放乱"的怪圈。公共治理的兴起,为重新审视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对治理理论的借鉴,本文试图为新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改革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向度。     

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的阐述

本文以单一制国家为研究背景的前提下,论述中央与地方的立法关系.通过对单一制结构形式下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的特点进行归纳,总结出三种单一制国家较为典型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模式;同时根据当今世界各国大部分国家都具有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双重特点,特对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对主义这一理论进行分析和研究,为各国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的良性发展和必然趋势奠定理论基础.     

公共政策冲突视角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本文分析了政策冲突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表现形式，指出中央与地方关系之所以表现得错综复杂，实质在于利益关系的不同。双方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又需要权力得以实现，在此基础上制定的公共政策必然表现出一种集权与分权的矛盾。丈中根据不同的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协调机制，以便更好的规范政府政策行为，实现中央与地方利益的双赢。     

论中央与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关系的法律调控

财政转移支付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重要构成内容,它有效协调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中央与地方财政转移支付表现出再分配性、无偿性、赠与性、间接调控性等多重特点。中央与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目标、形式、数额和附加条件,都是财政转移支付法调控的重点。我国正在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应针对财政转移支付法调控的重点和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存在的问题,确立转移支付的目标,规范转移支付的形式,优化转移支付资金的计算确定方法和附加条件的设定。     

浅议中央与地方纠纷之协商解决模式

构建中央与地方纠纷的协商解决模式具有极大的可行性,但是同时又面临着极大的理论和实践阻力。尤为要注意的是,学界将这种协商与政治协商作等同的倾向是存在误区的。同时,在法制化的语境中,在“协商之后的法制化”与“法制框架下的协商”之间也体现出了更多的外在制度区别与内在理念融合并存的特点。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之基本问题研讨

对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处理,有必要采用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相结合之新途径进行分析,从探讨"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命题高度出发,高屋建瓴对影响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现实问题予以研究。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中涉及的地方自治和垂直管理等问题上,应该通过宪法和其他宪法性法律坚定不移又循序渐进地推行和拓展地方自治制度,并严格控制垂直管理的设定,从而使我国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和关系处理中充分体现现代法治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安机关机构变迁与重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安机关在机构设置方面总体上是符合主体发展规律的.但从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规范来看,仍存在着法律规定不统一、效力不高、不详细且有相互矛盾之处等问题,这种混乱也导致了实践中公安机关内部侦查机构的侦查权和行政管理权相互交错、权力滥用以及滥设“行业公安”的现象.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由法律统一规定公安机关各侦查机构及其人员组成,并努力向“大侦查机构”方向迈进.只有这样,才能使公安机关机构设置得更加合法和合理,走向法治化和科学化,同时彰显刑事诉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腐败现象与改革开放关系解析

本文指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腐败现象也不断滋长。腐败与改革之间关系应如何界定,对于澄清人们的误解,推动改革良性发展,维护社会和谐,具有不可轻视的作用。     

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中国经验、问题与出路

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在不同时期呈现相异的经验与问题。1949年到1990年代初的财政改革,中央和地方财权分配大起大落,缺乏稳定的法律规范。1994年分税制的实施,虽然基本实现了预设的目标,但仍然存在没有解决税制不平等并且按税种划分收入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等问题,虽然分税后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比例在整体上基本到位,但是各地财政收入仍然存在严重的不均衡现象。要解决上述种种问题,只有在诸多方面实现财税领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比如分税制的收入划分应遵循效率、公平和适应等原则;税收征管体制必须尽快立法化和司法化;更重要的是,中央和地方的税收立法权必须获得合理分配;在地方获得一定的税收立法权的基础上,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界应更加明晰。     

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司法调节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结构关系主要有两种模式 :相互控制和重叠统治。相互控制模式的设计使得各级政府在组成、立法和执行上相互依赖 ,通过立法、行政过程中的体制保障机制来协调政府间的关系。这种方式有诸多弊端。用司法方式调节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 ,通过裁决个别纠纷 ,可以间接协调政府间关系 ,其方式有不为人注意的重大好处。中央与地方关系难题的治本之策是吸收重叠统治模式的优点并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