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的政治观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现代公民意识是一种以权利与义务为统一体的意识观念结构体系,它彰显着“以人为本”的价值诉求,以人的解放与自由为其伦理精神,是人的主体性在每个特定历史时空中的折射与反映,它在政治观念形态中的集中体现与根本要求就是“以人为本”的政治观,而这种政治观也正是在以往改革基础上将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推向深入的合法性前提、核心理念、价值导向及精神动力.     

在民族地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原则

以人为本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始终的根本原则,"自由自觉"的人的实现是马克思主义的规范基础。在民族地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引导广大民众"生成"马克思主义信仰。"自由自觉"的人应当成为在民族地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基础,确证这样的合法性基础才能为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提供内在的张力。因此,在民族地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原则。     

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看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生了重大转型.这对以意识形态为主的合法性模式和以经济绩效为主的合法性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中国的政治合法性面临着不可忽视的潜在危机.如何加强政治合法性建设成为新时期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认为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所主导的合法性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路,我们应当通过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以公众认同的实体价值和程序价值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从而建立理性和稳固的政治合法性.     

论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及其当代认同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理念上的合法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和来源之一.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重统治的合法性理念支持,但他们创造的以"天命"说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固有的缺陷无法真正保证其统治的合法性.使其难免改朝换代的命运.当代中国,在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构建和宣传方面也曾出现过误区,马克思主义才是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理念基础的核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的本质就是实现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念认同.     

从政治合法性看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

思想政治工作是政党实现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其成效与政党合法性建设息息相关。政党对合法性的诉求只有建立在政党活动的绩效和与之相适应的相对独立性的价值体系之间的良性的互动基础上 ,才有可能实现政党政治的合法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对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做出了新的理论诠释 ,并制定了新的实践目标。在贯彻“三个代表”思想的基础上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定能取得巨大的成效。     

论政治合法性视角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政治合法性是政府基于民众认可的原则的基础上实施统治的正统性和正当性,政府不断主导和创新社会共同政治价值和理念原则以保持和巩固合法性,党在新时代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共同政治价值和理念原则的直接体现.因此从政治合法性的视角来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巩固政治合法性有着重大的意义,二者相互作用.     

从韦伯的合法性理论看转型期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

西方近现代,特别是马克斯.韦伯的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对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透过韦伯理论,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将转型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是我们的重要选择。这对于丰富中国语境下政治合法性理论、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建设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价值。     

政治参与、政治吸纳与政权合法性的相生机理——重读李普塞特的《政治人》

政治参与和政治吸纳是现代民主政治必不可少的政治活动方式。李普赛特在其名著《政治人》中系统探讨了政权合法性和民主政治存在的社会基础。重读《政治人》,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体悟政治参与、政治吸纳与政权合法性的相生机理:政治参与是政权合法性扎根社会土壤的种子,它有助于增加社会张力、减少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和谐;而政治吸纳则是政权合法性根深叶茂的养料,作为现代政府彰显民主诚意的标志,政治吸纳既是公民政治参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也是政治系统汲取社会营养的触角。在政权体系的日常中,政治参与和政治吸纳的相生性,消解着社会矛盾和政治风险,维系着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从而增强公民对政权的政治认同,建构政权的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的社会心理学探索

政治合法性既是一个政治学范畴,又是一个社会心理学范畴。政治合法性建构具有直接性、自发性、广泛性、民族性等社会心理特征。政治服从、政治认同与内化作为人们政治行动的内在心理依据,构成了政治合法性获得的社会心理机制。     

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与马克思主义教育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理念上的合法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和来源之一。当代中国,在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构建和宣传方面曾出现过误区,马克思主义才是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理念基础的核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的本质就是实现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念认同。     

论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建构图式

关于政治合法性问题,不同学科对它的解释都代表着一种对建构政治合法性理论的研究图式.伦理学以道德理念为逻辑起点,形成政治对正义等基本价值的信仰,成为衡量现实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是否具有合法性的终极价值标准;合法性在法学中保留有"与法律一致"的涵义,因而法律实证主义将合法归结为合乎法律;社会学家认为,在符合一定价值规范基础上的支持和忠诚或依据于被统治者是否相信或赞同某种统治,来确认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与改善民生

政治合法性是社会公众对于政治统治权力的认可与服从.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五位一体”建设格局的确立,发展重心也由经济建设逐渐转向社会领域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也相应经历了由政绩为重心向社会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心的转移.改善民生是增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途径.当前,改善民生的思路与对策在于:坚持一个价值取向:注重社会公平；把握一个方向:社会政策的公共性；抓住一个重点:社会体制改革；着力一个突破点:构建民生财政；构筑一个环境:维护社会稳定；锁定一个支点:完善社会管理.     

经济增长与政治合法性的关系探析

政治合法性应当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从利益分析方法入手,就经济增长与政治合法性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政治合法性基础在于民众利益(既包含现实利益又包含预期利益,既包含经济利益又包含非经济利益)的满足和实现,而利益需求是不断前进和上升的,因而政治合法性基础也应随着社会发展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单纯的经济增长只能满足人们在特定时期的经济利益需求,而且经济增长是有周期的,把经济增长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基础,是不稳固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同时,政治合法性对经济增长也提出了要求:即可持续性、公平性和协调性。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君权合法性研究

政治合法性概念虽然来源于西方,但它是对政治生活普遍性的抽象与概括。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关于合法性的论述。君主在中国漫长的帝制时期处于核心地位,因此分析和阐释君权合法性是理解中国帝制时期政治合法性的一个重要视角。君权合法性包含了君主政体合法性与君主合法性两个层次。在讨论君主政体合法性时,先秦儒家提出了天下为公的原则;在讨论君主合法性时,从君主产生的必要性出发,儒、墨、法都进行了清晰而独特的论证。     

选举民主:政治合法性的建构及其困境

选举民主的合法性功能问题一直是西方政治学争论的焦点。对选举民主的结构要素及其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分析揭示出,选举民主为政治合法性的建构提供了"多数者同意"、"竞争性选举"和"择优性授权"三方面的合理依据,因而选举民主可以增强政治合法性;然而,选举民主在政治合法性的建构上存在"同意困境"、"规则困境"和"绩效困境",因而选举民主的合法性建构功能是有限的。辩证地看待选举民主的合法性建构功能有助于理解民主建设的路径选择和合法性建构的策略选择。     

略论“以人为本”的神圣之维——政治哲学视阈下的考察

神圣存在是人类理性的提纯与升华.通过对神圣价值的追寻与神圣维度的确立,可以拷问统治者代表最高权威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成为捍卫人民利益与个人权利的思想武器,化为政治哲学的价值来源与坚实基础.因此"以人为本"不但需要神圣价值的形上依据,而且需要以个人为本的形下落实与民主法治的制度安排.中、西历史上的"人本"(民本)思想及其转化落实的差异,对我们今天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是深有启发的.     

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发展创新

总结起来,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发展创新主要有: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基础的合法性;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将受教育者的发展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核心;始终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性质和方向;始终坚持求实创新,不断激发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生机和活力。     

新时期构建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的理性思考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和重要的命题。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国际国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面临着政治合法性危机的挑战。以“三个代表”为核心的党建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拓展了党的执政基础,回应了时代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的挑战。     

有关我党政治合法性问题思考

政治合法性基础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变化,是执政党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课题。当前日益加速的我国社会转型对我党的政治合法性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必须深化对我党执政合法性的时代认识,创新执政理念和社会共识,构建和谐社会,用制度维系合法性。这样才能不断把握和吸取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政治合法性分析

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是欧盟的三大支柱之一。它在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多边主义的协调与合作机制。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虽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面临的问题仍非常突出。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运作需要政治合法性的有力支持,而政治合法性的加强则需要不断建构政治合法性的三个基础,即理念基础、规则基础和有效性基础。只有全体成员国的共同努力才能使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建构取得实质性突破,只依靠部分国家的参与不仅无法形成欧盟共同外交政策的政治合法性,而且容易引发“合法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