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务员不服从违法命令

公务员法就公务员对违法命令是否服从作了原则性规定,即服从是原则,不服从是例外。但如何理解“上级”、“决定与命令”、“服从”以及“明显违法”的含义,需要认真分析。“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应以“违反刑事法律或者造成严重后果”为限。     

再论公务员不服从违法命令的几个问题

在总体上肯定公务员有权不服从上级违法命令的基础上 ,仍然有些问题需要探讨。比如 ,公务员服从上级命令的具体条件是什么 ,公务员不服从违法命令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以及公务员如何对待违法的抽象命令等问题 ,都需要进一步予以研究。     

军人身份对军职罪刑事责任的影响

军职罪规定的军人身份由于被注入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其刑法价值体现得更为明显,特别是对军职罪刑事责任的实现,具有很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军职罪刑事责任主体构成方面,军职罪规定的军人身份决定军职罪刑事责任承受主体必须是现役军人和参与执行军事任务的非现役人员,刑事责任的追究主体只能由具有专门管辖权的军队司法机关或战时军队指挥官构成;在军职罪刑事责任的根据方面,军职罪规定的军人身份是国家设定军职罪刑事责任的根本理由之一,也是军职罪行为人承担军职罪刑事责任的法律前提;在军职罪刑事责任具体的实现方面,军职罪规定的军人身份决定军职罪的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行刑权具有从严性、专属性。     

论公务员对违法命令的不服从

在我国行政管理中 ,下级公务员执行上级违法命令的现象决非个别。公务员有权不服从上级违法命令的合理性基础是 :公务员对上级的服从是职务的服从而非身分的服从 ;具有适当限制的不服从是稳定宪法制度的需要 ;执行违法命令违背公民担任公职的初衷 ;公务员独立健全的判断是正确执行命令的需要。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 ,应从不服从的原则、范围、法律责任和保障等方面建立我国公务员对违法命令的不服从制度。     

自由意志行为刑事责任论纲

刑事责任的本质在于自由意志行为人的反伦理道德性或反统治关系性之国家评价与个人负担，因此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根据只能是这个自由意志行为。这个自由意志行为是主客观相统一的，即既有主观恶性，又产生了行为事实，两者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直接从质和量上限定了主体对客体的侵害性即社会危害性，从而决定刑事责任的有无和大小。我们应坚持自由意志行为责任理论，要使刑事责任成为犯罪行为的必然的合理的结果     

论违法行政行为的行政自纠

与传统的异体、外在的监督和救济制度相比．违法行政行为的行政自纠是一种自体监督、自我纠错．具有“低投入高产出”的正效应。违法行政行为自纠的对象应当涵盖全部有瑕疵的行政行为,即不仅仅针对违法可撤销的行政行为．而且对于不正确的行政行为、不合目的的行政行为也同样适用;行政自纠的主体不排斥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监察机关和复议机关．但重点应当是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自身;自纠的方式包括撤销、治愈、转换、确认违法;在构建违法行政行为行政自纠制度过程中,应当关注违法行政行为的行为类型、瑕疵性质、时空要素和启动方式等。     

论违法行政行为的转换

违法行政行为转换是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一种制度.它追求行政经济、效率与法的安定,具有撤销重作等制度不可替代之功能.转换的条件主要是违法行为与拟转换行政行为具有相同的目的,且违法行为中包含了拟转换行为的合法要件.转换的适用对象,主要包括违反级别管辖权的行政行为、部分适用法律错误的行政行为、部分事实认定错误的行政行为.值我国即将修改行政诉讼法与行政复议法之际,应考虑将违法行政行为转换制度明确立法,并详细规定其适用条件.     

民事执行行为性质论略

长期以来民事执行行为被看作是一种司法性质的行为 ,这不利于解决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执行难”问题。民事执行行为包括执行实施行为和执行裁判行为 ,从国家权力划分、权力来源与定位、行为正当性、行为作用、立法编制体例诸方面看 ,民事执行行为兼具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性质且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     

论违法适用羁押的刑事责任

违法适用羁押主要有超期羁押、变相羁押和不应拘而拘等三种突出情形。对这些情形如何刑事追诉,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在司法上,对超期羁押虽有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但这对绝大多数超期羁押来说是虚置的。要有效地遏制违法适用羁押现象,一方面应统一以作为行为犯的非法拘禁罪定性处罚,另一方面也需完善我国羁押立法体制。     

论行为请求权的执行

目前,对行为请求权案件的执行数量不断增多,但民诉法学界对这一问题尚缺乏深入的研究;立法上的相关规定也不完善。加强对行为请求权案件的执行特点、执行方法等问题的研究,对解决行为请求权案件的执行难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实施刑事政策需要构筑三大机制

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需要构筑三大机制,即刑事政策的再界定机制、协调机制与纠错机制。其中,再界定机制由各级司法机关代理实施,主要解决刑事政策的内容、标准和程序的具体化及其实施方式;协调机制是指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政府和学术团体之间的职责分工及其相互配合的过程,其目的在于保障刑事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与合目的性;而纠错机制则是一种选择机制,它以某种标准为尺度对司法过限进行有效的监督。     

论侵权补充责任中的几个问题

侵权补充责任不同于不真正连带责任,应该是一种独立的侵权民事责任形态;侵权补充责任包括三种类型、两种典型形态;侵权补充责任的边界有两条,一是定性边界,一是定量边界,厘清边界旨在避免侵权补充责任的滥用;侵权补充责任的诉讼结构为单向的必要共同诉讼,受害人起诉直接侵权人后,若未获赔偿或未获全部赔偿,可以向补充责任人提起诉讼不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当事人享有一定的选择权和抗辩权。     

论公务员在执行上级决定或者命令中的角色定位--对《公务员法》第54条的法理解读

《公务员法》第54条是一个重要的法律制度创新,它从一个角度明确了上下级之间的职权职责关系,既体现了机关首长负责制的原则,又为下级向上级提出意见和建议,避免由于上级的决定或命令给工作造成损失提供了渠道。第54条是由主体两种法律权利和两种法律义务构成的体系,即抗辩权与抵抗权,服从义务与不服从义务。     

论环境犯罪刑事责任实现方式的多元化——以李华荣、刘士密等人盗伐防护林案为例

随着经济和工业化的强势发展,我国的环境犯罪已成为一种潜伏的、巨大的社会威胁。环境犯罪的特殊性对传统刑事责任实现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单一适用刑罚措施已难以适应环境保护的需要。为了及时打击环境犯罪,并保证司法的严肃性、统一性,对环境犯罪实行非刑罚措施是合理的、必要的。     

论国家赔偿责任与用人者责任、加害人个人责任之关系

《民法通则》第121条调整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国家赔偿法》的调整范围。行政机关以及其他行政主体、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执行职务致人损害,如果其系依据公法上的授权行使职权,则构成国家赔偿责任,应当适用《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于《国家赔偿法》没有规定的部分,即工作人员执行私法上的职务,致人损害的问题,本质上属于用人者责任。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行使职权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况下,受害人可以选择基于一般侵权行为要求加害人个人承担侵权责任。     

论我国《侵权责任法》上的死亡赔偿制度——兼谈对《侵权责任法》第16、17、18条和第22条的理解

我国《侵权责任法》所确立的死亡赔偿在性质上是对死者近亲属或被扶养人的财产损失补偿和精神抚慰,赔偿项目包括死亡赔偿金(物质性损害赔偿)、抚慰金(精神损害赔偿)和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是参考死者生前的收入和被扶养人的扶养费。     

盗窃网络虚拟财产行为刑法规制研究

互联网在为人类提供全新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催生出网络虚拟财产这一新鲜事物。但由于法律规定的空白,对于盗窃网络虚拟财产在法律上的定性存在诸多争议。盗窃网络虚拟财产具有社会危害性,应该用《刑法》进行规制。目前法律对网络虚拟财产并没有明确规定,应将其纳入《刑法》保护的财产范围。     

社区矫正——刑罚目的的另一条实现道路

分刑种分阶段以预防为基础的综合理论为社区矫正进入我国刑罚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法律规定阶段,社区矫正所体现的惩罚性表明了一般预防的目的;在刑罚使用阶段,由于社区矫正的对象仅仅是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人,体现了特殊预防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