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理到治理:中国共产党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变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做出创新社会治理的决定,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将改变以管制为特点、以命令为核心的社会管理模式,逐步过渡到以分担为特点,以协同为核心的治理模式。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对社会管理模式做出了与时俱进地探索,这一探索也给了我们诸多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宝贵启示。     

从发展型国家治理到平衡型国家治理:韩国国家治理转型的道路选择

与以工业化为核心的"汉江奇迹"不同,新"汉江奇迹"在政治、社会和新兴产业领域均有所建树。新"汉江奇迹"对"汉江奇迹"的超越和扩展表明韩国的国家治理模式发生了变化,主要从原有的发展型国家治理走向平衡型国家治理。韩国国家治理转型具体表现为五个方面:一是秩序系统从人治走向法治,二是社会赋权从"安全阀"走向福利国家,三是经济赋权从"受管制的市场"到自由化的市场,四是政治赋权建设从压制走向开放,五是创新系统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支配。中韩两国是近邻且同属儒家文化圈,韩国推进国家治理转型的经验对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借鉴意义。     

从失衡到融合:乡村结构之变及其治理转型

乡村社会结构失衡,与城乡结构失衡紧密相关,表现在乡村产业基础、乡村人口流动、乡村家庭结构和乡村聚落形态各个方面,有其深刻的制度性根源:人多地少的人地紧张、支持乏力的农业收入、难以融入的城市化进程和难以割舍的乡村根基。面对流动性社会结构失衡,乡村治理体系出现种种不适应:如失去活力的主体结构、不断下沉的行政包揽、挤压弱化的自治空间和散乱转型的乡村秩序。只有通过深化制度改革,推进行政体制精简高效、城乡之间制度畅通、乡村社会活力充沛,才能真正构建起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基础。     

从管理到治理: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的理念创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治理理念。社会治理是社会管理的"升级版",蕴含着社会建设理念的创新与升华。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理念从管理到治理,治理理论的发展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是中国共产党总结我国社会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所得出来的重要理论成果、解决现阶段我国社会建设问题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的理念创新,有利于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理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从利益政治到规则政治:城镇化过程中基层治理转型

尽管国家极力在为城镇化开发制定约束性规则,但从根本上说主导城镇化基层治理场域的是利益政治逻辑而非规则政治逻辑。这首先源自城镇化过程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它是包含着多重任务的复杂系统,而且各环节间都充斥着利益分配的纠纷和较量,这种高度的不确定性为相关行动者的讨价还价提供了动力和空间;其次是由社会转型阶段的制度特征所致。改革中变动不居的制度、文本与实践的背离以及体制内创新、试错的冲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规则的社会化过程且削弱了规则应有的指导与约束功能。城镇化在基层场域内的权力较量与利益争夺看似无序,但各方行动主体都在理性选择行动策略、重塑其行为准则,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非预期结果,例如村民民主意识的生成、集体经济以非传统的"自组织"形式对基层社会进行再组织等,原本虚弱而破碎的社会在这过程中表现出缓慢的自我发育。     

从涣散到齐心:一个村庄的聚民心之举

正前不久,我们去连云港市海州区宁海街道杨场村调研,发现这个村近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该村曾是远近皆知的软弱涣散村、经济薄弱村,但如今"两委"团结、干群齐心,"干部发牢骚、村民有怨气""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沟渠有淤草、池塘有垃圾"已经成为往昔,村集体收入大幅增长,干部干事精神头十足。谈到对村干部评价时,村民纷纷竖起大拇指。去年该村在街道考核中获得一等奖,"两委"主要负责人被上级组织部门评为"一对好搭档"。从涣散到齐心,     

从管理到治理: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理念的升华

<正>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通过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社会建设。从管理到治理,是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理念的升华。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的内涵区别明显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的主体不     

巴南:监督国资细到一房一树二

随着重庆经济飞速发展,各类民生、重点工程展开,政府性大量融资,巨额增长的国有资产该怎么管?如何管好?2011年4月,重庆市巴南区人大常委会出台了《重庆市巴南区人大常委会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监督办法(试行)》,强化了国有资产管理。据了解,该《办法》明确界定了国有资产中经营性国有资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和资源性国有资产范围,界定了各类     

从欧洲到全球:国际移民组织的角色转型

国际移民组织从1951年成立至今,其成员规模、活动场域、职能作用不断地发生变化,与之相伴的是该组织在国际移民治理中角色的几经转换。从区域范围来看,国际移民组织经历了从欧洲地区行为体向全球行为体的转变;从功能上看,经历了从欧洲移民的后勤机构向全球移民治理重要行为体的转变。国际移民组织角色的变化表现在功能、作用与责任等方面,反映了国际社会人道主义需求的变迁和国家变更的政治经济与战略考虑,也是该组织作为一个行为体的“自主性欲望”膨胀的一个渐进过程。     

从秋菊到雪莲:普法转型的思考

普法作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础性工程,随着法治宣传向立法、执法、司法等领域拓展,面临由法制宣传向法治宣传转化的时代命题。以电影《秋菊打官司》和《我不是潘金莲》引发的普法讨论为线索,探讨形式普法向实质普法转化的定位与路径,需要从普法行为和普法模式两个角度进行分析。普法行为转型需要实现从政治行为到法治行为转变、由舆论影响向程序化法律行为规制转变、由无责任向理性约束的普法责任认定转化。普法行为转型需要必要的普法模式转型作为支持,立足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视角,应向行政自制、守法援助角度转变。     

从“治民”到“民治”:国家治理民主的发展转型

"治民民主"和"民治民主"是建国以来国家治理民主的两种民主形态。在思想理念和政治实践中,这两种民主形态对民主的理解不同。"治民民主"把民主理解为"为民作主""替民作主""让民作主"和"由民作主","民治民主"把民主理解为民作主。"治民民主"的主要特征是官主民主,官主动而民被动,路径自上而下,官员自主性强,法律以治民为重点,治民的工具理性;"民治民主"的主要特征是民主民主,民主动而官被动,路径自下而上,制度化,法律以治官(权)为重点,民治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我国正处在"治民民主"向"民治民主"发展转型过程中。但从"治民民主"向"民治民主"发展转型的总体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由有为到无为:取消农业税后村庄治理逻辑的变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村干部权力逐步弱化,尤其是在取消农业税后达到了最弱。由此村干部失去了介入农村社会的积极主动性及途径,村庄管理处于"无为"而治。村干部争选的逻辑是权责利的平衡,通过村民自治制度的长期实践,政治民主导向下的村官争选已相对平和。村治变化源于取消农业税及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使得村民可以有更多的选择而不再受故土乡情的牵制。目前,村治模式呈"喜忧参半"态势。     

中国边疆治理:从历史到现实

边疆是一个地理、历史、政治概念,有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含义,发展趋势是成为统一多民族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历史悠久、地域广阔、民族多样、问题复杂的特点,在历史和现实中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中国古代治边政策研究取得若干共识,并对当代有重要启示。当代中国边疆治理以改革开放为界可划分两个时期,其中四端治理举措是须予以关注并应着力研究的。中国边疆治理战略的构建,要重视中长期治疆战略的思考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视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建设,推进边疆发展与稳定。     

从分治到统筹:城乡关系阶段性转型

城乡关系历经建国后城乡分治到21世纪初的城乡统筹,改革开放的号角并未终止城乡二元体制的延续,政府从单纯对"三农"问题的重视转移到城乡统筹发展,才标志着城乡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单纯的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只是初步的任务与目标,建立在平等权利基础上的体制一体化才是改善城乡关系的最终目标之所在。     

从保护到支持:中国失地农民政策的转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失地农民政策的安置思路、政策目标、管理方式和价值取向等均体现了由收入保护向发展支持的转变。本文分析了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失地农民政策的转型过程,指出了这一转型在保障失地农民的收入、就业、社会保险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及仍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从放权到分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 ,中国政企关系改革是循着政府自上而下放权的方式来进行的。本文首先从政府动力和能力两个角度探讨了放权的张力问题 ,继而对放权在中国政企关系改革的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及其局限性加以认识。本文认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的权力运作方式将逐渐从放权向分权转变 ,从而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提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