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能治理的逻辑、困境与出路

基层治理作为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切入点和改革发展的突破口具有特殊地位。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积累的种种问题集中地反映在基层,逐渐形成了治理结构困境、运行机制困境和治理手段困境。对此,只有通过治理结构转型恢复基层社会的内生秩序、扩大民众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的自主空间,基于民意民情和民间规范实行弹性治理,基于法治处理治理矛盾和纠纷,才是实现基层高效治理的根本路径。     

西方政府治理图式差异较析

科层治理、竞争性治理、网络治理和整体性治理,这四种治理图式共同演绎了西方政府治理图式的嬗变逻辑,共同绘就了西方政府治理图式的演变轨迹,并呈现出自身特质和明显差异。综合来看,整体性治理以其独特视角、全新理念和完整框架强力回应了后现代社会的各种诉求,必将成为"21世纪的大型理论"和西方政府治理未来发展的总体趋向。     

伪技术治理：类型、逻辑与应对

智能革命方兴未艾,加上疫情应对的现实需要,于是各种技术治理手段在当代社会治理领域中急速推进。与之相伴,伪技术治理现象也逐渐出现,其存在伤害科学和治理的可能性。伪技术治理产生的根源是对新科技的误读与滥用,主要类型包括伪科学治理术和非科学专家政治两类,而治理转译异化为治理误译是它的合理性证成偏差的关键。从表面上看,伪技术治理与技术治理形式相似,普通公众很难加以区别。当伪技术治理实施的操控活动产生明显的压迫感,人们总是将之怪罪于技术治理和现代科技,容易走向完全否定的极端立场。因此,要警惕伪技术治理,揭露以科技为名的社会操控行为。     

社会治理的概念辨析及界定: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比较分析

社会治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需要在国家、政府与社会的现实关系中来理解,在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生动实践中来解释。学界现有的融合论、包含论、交差论、独立论等观点为更为准确界定社会治理的概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社会治理包含"自治"和"他治"两个维度,社会治理要通过有效的"他治"来培育"自治",核心社会治理是政府对社会的治理。     

人工智能治理风险和工具的识别与匹配研究——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人工智能作为一般通用技术的变革意义,决定了人工智能治理风险的普遍性和治理工具的多样性。利益相关方从不同视角展开的治理改革探索,尽管能够局部揭示特定治理风险的内涵,以及特定治理工具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但鲜有研究在整体上勾勒出人工智能治理问题的全貌,以及与之匹配的治理工具体系。考虑到人工智能治理理论发展的不完善,通过理论演绎以构建人工智能风险框架进而发展治理工具的思路存在局限。本文转而聚焦政策实践,基于我国中央政府近年来出台的人工智能治理政策文本的扎根理论分析,识别人工智能治理风险与治理工具体系,并对治理工具能否匹配治理风险展开讨论。本文从风险与工具识别视角做出的分析,不仅有利于人工智能治理实践层面的政策改革与政策评估,也将促进人工智能整体性治理理论框架的建构与完善。     

县域治理现代化的嘉善探索

县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所在,也是国家治理在地方的探索和实践过程,县域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的县域治理现代化,必须结合我国国情,逐步走出一条符合我国现阶段实际情况的县域治理现代化之路。嘉善作为国家唯一的"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近年来,在县域治理方面积极探索,通过治理体系的构建、治理机制和方法的创新、治理效果的优化,初步形成了县域治理现代化的嘉善样本,为县域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新时代如何走好智慧治理之路

智慧治理紧随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与互联网技术发展而形成,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模式变革的必然选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提升的源头驱动。智慧治理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再上新台阶,仍需确立新理念、新思维,探索基层治理体制,构建相应立法规制,建立技术伦理规范与风险控制机制。     

人工智能敏捷治理实践：分类监管思路与政策工具箱构建

纷繁复杂的人工智能应用风险在带来监管挑战的同时,也让追求敏捷成为当前人工智能治理的共识性理念。但如何在具体路径、机制、工具上实现真正的敏捷监管尚缺乏系统的学理分析与实践指引。遵循科层体系运作逻辑的监管部门在克服制度张力和应对不确定性方面存在天然不足,实践改革因此普遍将“分类”视为一种适应复杂性与提升敏捷性的潜在思路。通过对人工智能多领域业态发展模式与技术创新规律的比较分析,以及综合人工智能各领域现有国际治理经验,本文构建了人工智能治理风险的关键分类维度及与之相适应的全谱系政策工具箱。研究试图为监管实践者提供一个合意的分类思路与政策工具组合指引,使监管实践可从产业特征标定分类治理对象,并在对应的政策工具箱中寻找政策组合。     

建立在事前与事后途径融合基础上的公共部门治理结构初探

本文着重从现有的公共部门治理理论中相对立的两个理念——事前途径和事后途径的核心内涵和最新成果入手,阐明将二者融合为一种公共部门治理结构新模式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重要性,并进一步分析和探讨了该模式的主要特征、决定因素、实现途径以及对推进我国公共部门改革的指导和实践意义。     

体系与能力再造：新时代十年国家治理改革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国家治理改革的核心主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表述提出十周年之际，回顾总结国家治理改革尤为必要。本文基于国家现代化理论与中国改革实践历史比较分析的视角，概括新时代十年中国国家治理改革呈现出的若干新趋势和新特征：从发展导向到治理驱动、从聚焦政府机构和职能调整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提升、从分布式改革到系统化设计、从“部门化”行动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总体来看，十年来，中国国家治理取得了明显改善，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得到了系统化的再造与重塑，但仍需要继续改革和不断调适。     

刍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

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制是治理中重要的概念和形式,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社会治理的主体、社会领域的问题以及社会治理的价值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我们应以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作为突破口,通过理顺政社关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进基层自治和底层参与、创新社会矛盾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多中心的治理模式等途径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     

网络信息内容政府治理：转型轨迹、实践困境及优化路径

网络信息内容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网络强国”背景下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网络信息内容政府治理在宏观层面呈现出由直接介入的“强监管”到单向控制的“线性监管”,再到多向协同的“结构式监管”的实然转向,但囿于治理理念、风险决策、组织体系、治理方式等方面的实践困境,亟待提出与之相匹配的理论予以关照。通过对“反思法”“元治理”理论的汲取,在厘清了网络信息内容反思型政府治理的框架内容及其实质内涵的基础上,提出可以从主体、规范、程序、场景四个层面,着力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理性沟通和组织协作的治理结构及运行机制,以期促进网络信息内容治理的规范化、法治化,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     

契约治理、关系治理和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

家族企业治理包括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两种治理手段。根据两种治理手段强度的不同,可以把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分为弱契约治理、弱关系治理;弱契约治理、强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弱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强关系治理四种类型。影响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的因素主要有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目前我国中小型家族企业实行以关系治理为主导的家族管理模式有其充分的合理性。对于大中型的家族企业,在目前外在环境不成熟的现实背景下,应实行强契约治理、强关系治理的治理模式。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公安治理探析北大核心CSSCI

公安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是政府治理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公安治理关系到国家和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对于完善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树立科学的治理理念,是推进公安治理的前提条件;人民民主是公安治理的基石;现代法治是公安治理的核心;基础治理是公安治理的着眼点和难点。     

智慧城市治理的美国镜鉴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城市智慧治理一直走在前列。美国各大城市运用数据驱动决策与服务，构建在线参与平台、数字服务平台和政府资源中心，实现了城市问题的精准识别、城市状况的实时感知、违规行为的精准监管，并使市民能够及时掌握城市公共服务的相关信息，更方便地参与城市的公共治理，这为我国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探索城市治理的有效方法提供了借鉴。     

大学治理现代化建设路径与评价体系

大学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中的内容之一。大学治理现代化应该紧跟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大潮,更好地履行现代高等教育的功能和使命。大学治理现代化的建设要素是外部环境的法治化和内部体系的制度科学化。大学治理现代化的评价标准应注重“法制健全、责权科学、社会服务、文明传承”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