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经济与政府行政范式的转变

网络经济对政府行政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改革要求 ,如建立有限政府、决策的分散化与民主化、提高行政效率、增强透明度等。行政法所规制的行政范式也面临重大挑战 ,政府行政应当立足于现代人文精神、促进行政主体的多元化发展、强调行政权的公共服务本质、突出行政的法律从属性以及建立行政程序中的参与合作机制 ,以实现其范式转变。     

重构行政主体范式的尝试

行政主体理论作为一种范式 ,构成我国行政法学体系的一块基石 ,对学术研究和行政诉讼实践之促动众所公认。然而 ,由于在替代更早的行政机关范式时的匆促与自我限制 ,其已经因无法适应制度与学术之进一步发展而引起挑战和质疑 ,并形成范式危机 ,对其予以重构的设想应在比较研究和本土考察的基础上逐步展开。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思考

过去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几乎每次都有精简机构,裁减人员,转变职能,政企分开等目标,都不彻底,陷入改革目标的低效率重复;光有行政层面的改革,没有政治层面的深入,难以解决行政管理中的深层次问题。本文通过阐述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必要性分析我国行政弊端提出改革的思路。     

作为过程的行政决策——在一种新研究范式下的考察

行政决策是一种重要的行政活动,传统行政法学研究范式因没有对法律效果的形成过程予以足够的关注,显现出行政决策研究的不足。按照"行政过程论"的研究范式,行政决策可以被定性为以动态方式实现行政目的、具有独立价值的"一般性制度",进而将其纳入法治的考量范围。对其实体规制主要体现在对行政决策的法律依据和法律意义的考察;而程序规制应以"行政参与"与"行政公开"理念为核心,并辅之以其他相关程序制度规则,形成一套完善的程序规则体系。     

技术化行政的演进与大部制改革的整体性逻辑

技术化行政以工具理性为基础,运用概念、推理和量化分析对组织进行有效管理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大部制改革的体制机制是基于因特网平台电子技术的发展,实现组织专业化分工与跨部门协同的整体性治理,体现了技术化行政演进的生成逻辑。中国行政体制的改革业已进入到大部制改革的深化阶段。本文在演进分析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回溯技术化行政范式变迁的轨迹,探究整体性治理有效优化大部制改革的制度化策略,进而实现组织发展与整合,这对于优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中层设计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作为过程的行政调查——在一种新研究范式下的考察

行政调查是政府管制的重要制度性前提。传统行政法学的研究范式往往以产生直接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为考量中心,而对行政调查这类行政活动的研究较少。以“行政过程论”这一新的研究范式考察行政调查,则可以明确其作为构成行政目的之动态实现过程的具有独立价值的一般性制度的地位,进而便于将其纳入行政法治的考量范围。为此,行政调查必须在其与组织、依据、规制规范的关系上寻求自身的合法性渊源,并通过影响行政决定的法律效果来体现其法意义。对行政调查的程序法规制应主要通过建构以“行政参与”和“行政公开”为理念、以听证制度为核心机制的程序规则体系予以实现。     

将部门利益止于改革——以银川市审批局行政审批改革实践为例

深化行政审批改革,规范审批权力、优化审批程序、精简审批要件是必要的战术,排除导致审批权力、程序、要件诸多不合理甚至不合法问题部门利益的藩篱是必须的战略。面对推进改革遭遇的深层阻碍,行政审批改革深化之极在于突破部门利益的藩篱,行政审批改革深化之要在于提防部门利益的裹挟,行政审批改革深化之力在于捣毁部门利益的生效机制。     

荷兰行政强制法律制度简介

根据荷兰行政法学界的理解 ,行政强制有三方面的法律特征 :行政强制属于行政制裁 ;行政强制是补偿性制裁 ;行政强制的目的是阻止违法。《荷兰行政法通则》对行政强制的立法规定集中体现在该法典的第五章 ,包括监督检查、强制措施和执行罚三部分。     

转型期中国行政改革的范式选择——官僚制

在西方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官僚制曾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随着时间推移,官僚制也暴露出一些弊端,但无论从世界发展趋势还是中国行政管理现状来看,官僚制仍是不可替代的行政范式。因此,对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在行政改革过程中,要从组织、管理方式、文化方面出发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官僚制。     

行政观念更新与行政法范式的转变

伴随着政府治道变革的发展和公共行政时代的到来 ,以国家行政为主要调整对象的传统行政法学 ,面临着研究范式转型的深刻变化 :行政的理念由单一的国家行政转变为包括国家行政和社会行政的公共行政 ;行政法的调整对象由国家行政扩大至公共行政 ;行政法范式由以行政权力为中心 ,转变为以公共利益为中心。     

浅谈植物品种知识产权保护的权宜之计

保护植物品种知识产权,最根本的方式是专利保护,或UPOV式专门方式保护,或同时采用这两种方式保护。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既充分保护育种者的合法权益,又能推动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发展的目的。但是,新的法律产生需要一段时间。在现有法律条件下如何保护植物品种知识产权?根据目前我国的实际,笔者认为有如下权宜之。 一、改革目前种子管理行政、事业、企业不分的现象。打破现有种子公司体制,将其行政、经营职能彻底分     

日本行政改革的目标和着手点

日本从1981年起开始进行第二次行政改革。这次行政改革对日本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形成很大影响。其影响之大远远超过日本60年代进行的第一次行政改革。日本这次行政改革,具有战略性的特点。首先,从哲学的高度,对行政的科学性进行新的研讨,然后,根据新的认识,建立合理的行政体系。这种战略性的行政改革,其波及的范围很广,其影响也很大,它关系到社会各种利益的再分配。也就是说,随着改革的深入,会发生这样一个问     

浅论我国的行政垄断及对行政垄断的法律规制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然而,由于改革不彻底等因素,计划经济时期残留的政府滥用行政权力不正当地干预经济生活的行政垄断行为仍然大量存在,如何对行政垄断进行法律规制,成为中国法治的主要议题之一。本文认为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行政垄断的这种局面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实现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政府行为模式的创新与重构——吉林省桦甸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善用非强制行政管理手段服务新农村建设的调查

传统的管制型政府行为模式是由处于优势地位的行政机关设计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助长了官僚主义作风。与之相反,非强制性行政行为是按照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改善了行政管理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对立关系,体现了政府执政观念向公民权利本位和政府责任本位的回归。吉林省桦甸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运用非强制行政管理手段服务新农村建设的做法为政府行为模式的创新与重构提供了可操作的范式。     

西班牙《公共行政机关及共同的行政程序法》的颁布背景及主要特点

西班牙《公共行政机关及共同的行政程序法》的颁布背景及主要特点许可祝１９９２年１１月，西班牙众议院通过了《公共行政机关及共同的行政程序法》（以下简称“新行政程序法”）。该法纠正了传统行政法理论之弊端，彻底摈弃１９５７年《国家行政机关法》和１９５８年《行...     

新公共管理与西方公务员制度改革

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行政体制发生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即新公共管理的革命。新公共管理革命推动了整个公共管理范式的转换,使其公务员制度改革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发展趋势。     

荷兰国基本行政法典及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行政程序法的立法及其立法动向

荷兰国基本行政法典及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行政程序法的立法及其立法动向张勇〔荷〕米黑尔·施豪德马一荷兰国基本行政法典制定的背景在中国的立法工作者完成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的立法工作，正在进行立法法的立法及将要进行行政程序法的起草工作之际，...     

对行政互动关系的法律回应

为回应行政权日益扩大的趋势而兴起的以善治为目标,以行政民主化为导向的公共治理模式试图将行政权置于一个更大的社会权的评判范围。这种以多元主义为基本理念,以社会权为基础,以公民参与为基本方式的治理模式构成行政互动关系的基础,国家权力之间的内在制约模式受到社会权以及公民参与等外在制约模式的挑战。对此,国家权力与社会权的互动必将推动行政法律关系的模式变迁。行政面临从管理范式向民主范式的转型,行政法对此应作出积极回应。行政法互动理论是行政范式转型的法学形态。     

行政的变迁与行政法学范式转换 --《论公共行政与行政法学范式转换》述评

石佑启教授的专著<论公共行政与行政法学范式转换>从现代公共行政改革与发展着眼,从范式转换的高度全面而系统地梳理了行政法与公共行政的演进关系,概括了传统的行政法学范式及其面临的挑战,进而提出必须突破传统的理论框架进行范式转换,从而勾勒了在现代公共行政背景下的新的行政法学图景,为进一步完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促进行政法治制度创新,更好地解决公共行政变革中产生的法律问题,提出了诸多富有创建性的观点,填补了行政法学研究上的一些空白.     

以“普罗米修斯精神”超越启蒙人权话语——马克思人权思想的范式与逻辑

对于构建中国人权话语而言,马克思的人权思想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理论资源。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人权思想的阐释,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种"启蒙范式"的理解路向,这使得以批判和超越启蒙人权话语为逻辑起点的马克思人权思想最终落入启蒙人权话语范式的桎梏之中。马克思的人权思想,实际上从根本上证伪了启蒙人权话语范式。对于马克思而言,生发自启蒙思想的人权话语,只是一个表达人权之低位标准的"老问题",局限于对异化之现实的承认和维护。而马克思显然不满足于这种低阶标准,并以"普罗米修斯精神"提出"人的解放"这一"新问题",在主体范式、价值范式和权利话语范式三个层面上超越了启蒙人权话语范式,从而对人权之理念内核做出了更加彻底的推进,亦为未来的人权实践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与先导性理论。这正是马克思人权思想留下的最宝贵遗产,它向我们表明,构建新时代中国人权话语体系,不应停留在启蒙人权话语中自我设限,而更应从"人类共同命运"这一更加宏大的立足点出发,去发现和解决真正事关人类共同价值的"新的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