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跨世纪独生子女大学生的思想教育

一、问题的提出我国自1979年全面倡导“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以来,独生子女群体的数量不断壮大,并逐渐成为同一年龄段人口的主体。1996年全国人口统计数据表明,1995年我国家庭户为3.2亿,其中独生子女家庭已占到20.7%。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由于计划生育工作开展得比较     

“四二一”家庭突破“以房养老”政策瓶颈的可行性研究

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以房养老”政策可以缓解养老风险,但在实际运行中,由于传统思想阻碍和制度门槛过高等限制,“以房养老”政策在试点城市中难以推行。因独生子女政策形成的倒金字塔结构的“四二一”家庭具有主要居住在城市、拥有独立房屋产权等特点,这些特点为突破“以房养老”政策瓶颈提供了可行性,缓解了“四二一”家庭所面临的经济负担重、未来不确定性、亲情疏远等养老风险。     

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预警机制探究

目前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已进入老龄化,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问题也因此被提上日程.独生子女家庭不同于非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多层面协同努力,由于各个层面提供的资源和承担的角色不一样,他们在实践中的地位和功能也就不一样.     

“单独二孩”：生育政策调整的社会影响前瞻

“单独二孩”生育政策是一种使所有独生子女在生育方面都受益的政策，同时它还承担着开始调整我国人口的生育率、改变我国人口总体结构的任务。提前开展对新生育政策社会后果的研究，可以为实践中避免和减少政策带来的副作用提供理论的和经验的支持。除了人口学方面的内容外，政策调整对城乡家庭和年轻夫妇生命历程的冲击、可能形成的“人口同期群”的影响、以及为走向“全面二孩”提供政策准备等都是值得提前关注的内容。     

独生子女家庭潜在风险分析

在当前风险社会下,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着许多风险,亲代面临着健康风险、子女意外病残伤亡风险、医疗保障风险、空巢风险和养老风险等,子代面临着成人风险、成长成才风险、婚姻风险、养老风险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对相关政策进行适时调整。     

儿童照顾模式对全面二孩政策效果的制约及其应对——基于广东省城镇家庭数据的分析

2016年起国家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全国及广东相继出台了配套措施,可是对提高生育率的作用十分有限,制约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效果。基于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广东省城镇家庭样本数据,以及2015—2017年对广州市家庭深度访谈,发现广东儿童照顾主要依靠家庭解决,社会照顾体系缺失,导致在二孩政策下,家庭的照顾资源压力增加,直接影响着女性的生育意愿。由此,结合其他国家儿童照顾政策改革思路及中国地方探索实践,有必要为有0—3岁儿童的普通家庭建立"福利混合型"儿童照顾政策体系,支持家庭的照顾功能,帮助女性平衡工作与育儿,以切实提高育龄夫妻的生育意愿,实现国家人口均衡发展。     

中国当代代际关系解读——以上海市隔代抚养家庭与儿童依恋为例

本次调研活动在代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对上海市成年独生子女家庭隔代抚养同儿童依恋行为关系进行深入研究,解读中国当代代际关系。在研究结束后,给出了定性的关于上上海市成年独生子女家庭隔代抚养同儿童依恋行为关系的研究结果,研究结果为:隔代抚养会削弱母婴依恋;隔代抚养会增强祖婴依恋;隔代抚养与降低母亲责任感以及增强祖辈责任感之间并没有直接的相关性;在有条件的隔代抚养模式下,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并不会趋于复杂化;中国传统文化、人口和生育政策的变革、性别角色转变、家庭类型的转变、家庭方式的转变以及家庭文化教育程度均对中国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有一定影响。     

家庭收入与生育水平研究——基于CHFS的实证分析

在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的趋势下，根据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Probit二元回归方法，对不同家庭收入水平的生育状况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收入增加对微观家庭生育水平的影响，从微观视角探讨收入补贴型生育支持政策效果。研究认为：收入与家庭生育水平整体呈弱的正相关性，收入增加无法显著提高微观家庭生育水平；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会造成生育水平的长期持续降低，低生育问题不能依靠经济发展和收入增加自发解决；收入补贴型生育支持政策可以缓解社会生育水平下滑，但有效提振社会生育水平需要更加有力、全面、系统的综合解决方案。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应当加快生育政策的全面转型、制定差异化补贴标准、探索生育支持政策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的生育假期制度重塑

广义上,生育假期是基于生育而赋予父母离开工作岗位的时间,包括产假、陪产假和育儿假。产假是女性劳动者因生育和生育后身体恢复所享有的休养时间。陪产假通常是孩子的父亲在孩子出生后享有的假期,目的是为了让父亲能够承担相应的家庭责任,帮助刚刚生育的母亲恢复身体,照顾孩子。在"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背景下,从促进二胎生育,减轻女性家庭照顾负担,保障男女就业平等的角度出发,我国有必要通过立法建立育儿假制度。劳动者享有法律赋予的生育假期休假权利,因生育原因暂时失去劳动机会,没有正常劳动收入来源时,有权通过国家社会保险(社会保障)制度获得经济帮助。     

低生育率国家支持生育的家庭福利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育龄妇女低生育率和低生育意愿已经成为我国发展面临的重要难题。通过梳理英国、法国、德国、瑞典、日本、韩国、新加坡七个低生育率国家在托幼机构、儿童保育、经济支持、女性假期与就业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提出了我国支持生育的家庭福利保障政策建议。具体而言,政府部门做好政策顶层设计,强化以家庭整体为基本对象单位的福利政策,家庭福利政策要重点关注弱势群体、低收入家庭,强化0-3岁托幼服务建设,形成组合式、多样化的家庭福利政策,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     

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领域形式主义的治理之道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领域形式主义问题突出,制约政策执行成效。欲破除其形式主义,目标群体参与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治理路径。目标群体参与可促使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从贫困村贫困户的客观实际出发,紧密联系贫困群众,克服政策执行中的“面子工程”现象,真正实现政策目标。目标群体在精准识别阶段整体参与水平偏低、精准帮扶阶段消极被动参与、贫困退出阶段参与功能弱化、脱贫考核阶段参与有效性不足等问题,引致在克服形式主义方面力有不逮。应在精准识别阶段提升目标群体整体参与水平,精准帮扶阶段提高参与主动性与能力,贫困退出阶段加强参与制度保障,脱贫考核阶段增强参与的有效性,以从根本上治理形式主义这一政策执行不良现象。     

科技扶贫开发的激励政策构建

激励政策是推进科技扶贫开发的有效保障。目前,我国科技扶贫开发的激励政策还较为缺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科技扶贫开发的推进,准确分析、科学设置、建立健全科技扶贫开发激励政策,显得尤为重要。     

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的宏观思考

十七届三中全会和五中全会都对＂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提出了明确要求。国家扶贫包括政府扶贫（政府扶贫机构扶贫和政府所属各部门扶贫）和社会扶贫（社会非政府组织扶贫和财富拥有者扶贫）。＂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要将政府扶贫和社会扶贫统一起来。战略目标：缩小发展差距,促进社会和谐;战略重点：不断提高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战略措施：构建＂大扶贫＂格局;政策体系：政府的职能责任、民营组织的社会责任和全社会志愿精神的统一;特殊政策：加大对特殊地区的扶持力度。     

我国养老保险政策制定机制研究

养老保险政策关系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制定难度很大。目前我国养老保险政策制定存在主体多元化、客体个性化、过程封闭化和方法经验化的问题，导致养老保险政策地区和部门不协调、缴费责任和待遇水平不对应、劳动者与企业集团需求表达不对等和政策需求与供给不相称等问题。完善养老保险政策制定机制，应重构养老保险政策制定主体、科学确定政策制定客体、优化政策制定过程和创新政策制定方法是解决之道。     

进一步完善劳动政策与劳动立法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保持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直接关系到党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劳动制度变革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劳动关系领域积累、凸现的各类问题亟待解决,急需完善劳动政策和劳动立法,进一步强化劳动政策和劳动立法对劳     

中国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区域含义分析

贸易自由化是中国的总体贸易政策选择.但是中国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却具有明显的区域含义.这种区域含义缘于中央政府的区域倾斜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区域效应.而贸易政策区域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沿海与内陆区域在对外贸易成本、产业结构方面的差异和劳动力接近无限供给下资本区域粘性的存在.区域倾斜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区域效应都会导致区域经济不平衡的加剧.因此,政策落差的消除和贸易政策区域效应的弱化都是必然选择.     

从排斥到融洽：外来农民工社会关系嬗变——以宁波为例

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既是一种经济活动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的产生、发展、演变过程。宁波市针对外来农民工在流入初期的社会排斥现象进行了制度改革，使外来农民工获得了平等的社会地位，外来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的关系得到了健康发展。宁波的实践说明：外来农民工社会关系嬗变，既需要制度设置、政策安排等社会外置性条件的改革，也需要外来农民工的主体后致性因素的提高，双方良性互动，才能较好地达到社会融洽。     

Generational Poverty Transmission and the Feasibility of Intervention of Children Development Policy——Based on th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Baishui County in Shaanxi Province

Generational poverty transmission is 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challenges in the anti-poverty policy practice and intervention by strengthening and innovation of the children development policy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data of the survey in Baishui county of Shaanxi provi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mily asset, characteristics of financial capability and the effect of children self-development perceiv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sset-based social policy. Meanwhile, with the project of children development accounts as the main policy intervention form,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feasibility of assets policy for children. The results show that currently anti-poverty practice in the rural area is in urgent need of more positive intervention policy to integrate the family and children development.     

中国的反贫困政策:评价与展望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的贫困问题已逐渐由农村贫困发展为农村贫困与城市贫困并存的局面.本文考察了中国现行的贫困标准和总体贫困状况.并对国家反贫困政策绩效进行了初步评价.在此基础上,针对现行反贫困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应按照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理念,建立统一的城乡贫困标准、监测体系和国家反贫困政策,树立农村与城市反贫困并重的理念,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和就业制度.     

统合主义下的新加坡劳资协调机制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新加坡劳资关系一直保持平和状态,这主要得益于新加坡统合主义背景下的劳资政三方合作。该国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以工会为主体的劳资协调机制,其中政府通过人事参与以及政策支持领导和控制工会,工会则通过参与三方协商,推动集体谈判以及兴办合作社等方式增进劳工福利,支持和拥护政府政策。同时,新加坡劳资争议处理的法律体系、协调机构和调解程序的完备,也促进了该国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