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国农村社会变革

邓小平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农业是根本"的思想、"两个飞跃"的理论预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指导了农村经济变革的顺利进行,使农村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引起了中国农村社会基础的变革.     

作为政治行动的数据科学：基于政治正义论的考察

随着数据量的急剧增加,人工智能等技术快速发展和应用,数据伦理风险日益凸显。尽管数据伦理原则和数据伦理指导框架能够帮助数据科学家反思其研究工作对个人、团体和社会产生的持续影响,但这些原则不足为数据科学提供避免社会危害、促进社会正义的范式。基于技术政治性视角对数据科学技术的三个争议进行剖析后发现数据科学家已经成为参与社会规范性建设的政治行动者。因此,数字时代的数据科学困境需要超越的“四个阶段”,进而提出数字正义的实现需要对数据进行正义性的规制与承诺,同时重视数据评估工具的智能化赋能,构建技术与人文的良性互动,引导“技术治理”向“技术善治”的转型,最终实现数字治理中的正义修复,促进社会的包容性、平等性发展。     

强基计划的正义成就、困境与发展路向探讨——基于社会正义原则理论的分析

我国高校自主招生改革试点的正义问题一直备受关注。2020年,强基计划出台,自主招生改革试点工作随之告一段落。近年来,强基计划进展顺利,试点学校不断增加,审视其正义问题有其必要。立足自主招生改革试点经验,结合戴维·米勒的社会正义原则理论,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强基计划在目标设计中彰显了“应得”的正义原则;严格的招录程序设计体现出程序正义之价值;全面把握招考改革经验、屏蔽复杂背景影响和多程序协同推进则强调规避“制度背离”。然而,尽管强基计划坚守程序正义,却在不同正义原则之间顾此失彼;尽力规避的“制度背离”实际上也难以避免。强基计划的进一步发展还需从平衡正义原则和防范“制度背离”两个方面入手。     

辩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实践

哲学的现实基础是社会实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脉搏是与翻天覆地的中国经济社会变革一起跳动的。但哲学在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领域,并非是社会现实的同步反映和表现。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剧烈的经济社会变革面前出现的某种程度的沉默,不过是这场变革缺失的折射。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周期性“扬弃”,是经济社会变革的辩证本性。与经济社会变革密切联系和辩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定要在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演进和超越中日益展示其真理的光芒。     

十七大报告的正义观：社会正义和全球正义

十七大报告描绘了两幅正义社会的图景。正义社会最鲜明的特征是和谐,这是一种新型的正当型和谐社会。在特定价值观基础上,法治国家的权力和法律的正当性建立在所有相关人员的利益均衡关系上,信奉在物质不平等的前提下推进和追求政治平等和权利平等,并在推进和追求政治平等和权利平等过程中改变物质不平等。全球正义观体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面临重大问题时的理论勇气和实践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当代性的内在要求。     

社会变革的行政法理论基础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政治上摆脱了“人治”的阴影,正在建立法治国家;经济上走出了高度计划经济的模式,正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伟大的变革需要全新的观念和理论加以指导,研究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不仅必要,而且迫切。     

西方文化思想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历史反思

作为向西方学习的实践活动,近代中国人经历了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直至五四运动等几个历史阶段。伴随着这一过程,中国社会也经历了由经济到政治并到文化的三个层面的巨大变革。     

社会正义还是行为正义？——哈耶克正义观评析

作为社会正义的激烈反对者,哈耶克从概念和价值两个维度对社会正义进行了批判,并系统阐释了其以正当行为规则为基础的行为正义理论。但是,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哈耶克的上述批判与建构都还存在诸多困难。其中,对社会正义的概念批判不仅在假设上存在问题,而且还混淆了＂事态＂与＂对事态的回应＂;而对社会正义的价值批判除了理由不充分外,还不恰当地建构了社会正义与自由市场秩序之间的对立关系。哈耶克极力主张的行为正义并不足以通往他所谓的自生自发秩序,而且他对规则体系演进过程所做的阐释也存在内在的矛盾与问题。除了这些理论上的困难,始终作为哈耶克行为正义理论基本取向的自生自发秩序本身也经不起严格的历史性分析。     

让司法正义守住社会文明的底线

正义是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准,也是价值衡量的标准.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被视为是人类的正义观念.正义以法律的形式表现.法律正义以司法正义为终点,所以,社会正义的实现有赖于司法正义的保障,司法正义为社会提供向善的价值导向,守住社会道德的底线,司法正义能够坚定公众的法律信仰,有助于社会理性的回归     

简析与“正义”相关的若干理论范畴

目前,在国内的正义理论研究中,人们对正义、公正、公平等基本理论范畴缺乏一致的认识,进而形成了关于社会公正、社会正义和分配正义等概念的认识误区。本文对与此相关的一些基本理论范畴进行了初步的比较分析,尤其强调了这些范畴在汉语语境中所应表达的内涵,这也是中西学界就正义理论问题进行对话的理论前提之一。     

从道德正义到政治正义--罗尔斯《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初议

文章对罗尔斯的重要哲学政治观点特别是其新的发展作了简要评价,并提出了罗尔斯理论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启发意义.     

从革命正义到建设正义——析新中国成立以来正义观的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来,经历了从革命正义向建设正义的转变,这一转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从事的革命和建设的艰苦卓绝的探索历程,实践了中华民族解放和复兴史上大写的“正义”。     

德性的正义如何可能——柏拉图正义问题运思维度探析

柏拉图之前的希腊先哲们十分关心正义问题,他们分别从不同侧面探讨过正义问题,提出了主要包括“自然正义观”、“利益—强权正义观”和“契约正义观”在内的三种有关正义的观点。在柏拉图看来,这三种正义观虽各有所长,但都持论偏颇,不能正确地揭示正义观念的本质。在《国家篇》中,柏拉图立足理念论,从德性正义论角度对三种正义观念一一进行了批评,并成功地将正义问题与苏格拉底式个人自治伦理相分离,而与社会的政治伦理相联系,架构在善性的社会秩序之上。柏拉图由此寻找到建构自己的德性正义论的两个基本原则。     

组织模式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先导

我们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运动。从20世纪80年代起,人们强烈地感受到社会治理对现实要求的不适应,因而致力于改革。然而,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历程,社会中的问题不仅没有变得更少,反而变得更多,这说明需要对改革自身进行反思。如果把社会治理体系看作为组织的话,那么,我们已经尝试过的所有改革方案都没有在组织模式的变革问题上开展有价值的思考。实际上,在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中,需要首先谋求组织模式的变革,需要通过组织模式的变革去巩固社会变革的成果,也需要通过组织模式的变革去引领社会变革。其中,合作制组织的构想就是指向组织模式变革的积极方案。     

关于社会正义与和谐社会的思考

正义是人类的本性和美德,是人类活动的价值追求与理想,据称人与人之间一种合理、平衡的关系,和谐社会是基于社会正义,通过制度化途径化解冲突以达到平衡的社会发展状态,社会正义与和谐社会相倚相依、互为条件。     

马克思正义观的实践内蕴与时代价值

马克思正义观的本质特点在于它的“实践性”。深入解读这一“实践性”特点的内蕴,必须理清两组关系：一是正义与社会生产实践的关系;二是社会生产实践中“人”的关系。对这两组关系的破解,是打开马克思“正义之门”的钥匙。从此扇门往前看,我们可以洞悉资本主义社会不正义的根源;而转过身往后看,则可以憧憬马克思为人类社会勾画的正义图景。     

转型中国的民众正义观念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经济领域改革为先导的全面社会转型。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所包含的不同内容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观念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民众正义观念是民众评价社会正义时遵循的价值标准,会影响到公共政策的设计与执行。在内容上,民众正义观念包括正义观念主体、正义主体、正义客体、正义原则及其适用等多个分析维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转型对民众正义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使其呈现出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并存、弱重叠性等基本样态。     

社会正义与公安刑事执法

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之一，与公平正义密切相联的是法律，法律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公安刑事执法与社会正义相关，从严格执法、追求效率、保障人权、程序正义四个方面来看，社会正义对公安刑事执法有影响。     

毛泽东与邓小平社会正义思想的比较研究

毛泽东、邓小平的社会正义思想由于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他们提出的思想观点既一脉相承又各有侧重,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通过对毛泽东、邓小平在分配正义、公平与效率、实现社会正义三个问题上的不同理解,来对他们的社会正义思想作一比较分析,从而揭示他们的社会正义思想的传承联系。     

程序正义与中国——从传统的视角观察

正当法律程序是现代“法治”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法律中程序正义的因素非常稀薄,其原因可以归结于历史传统的影响,包括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缺乏平等观、注重个案正义、对真实的过分追求以及强调社会稳定和安全第一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