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理性到政治理性:政策分析的方法论转向

政策分析关注的是现实具体的政策问题,因而政策分析方法的适用与否对能否有效地解决政策问题至关重要.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着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之争,西方政策分析经历T从技术理性到政治理性的方法论转向.这一方法论转向并不意味着政治理性已然完全否定甚至替代了技术理性.事实上,作为政策分析的两种方法论维度,技术理性关注的是公共...     

技术理性—经验理性的背离与融合：决策模型的演进轨迹

理性决策模型在很长时间都占据着政策过程理论的主导地位,直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政策科学运动的失败,理性决策开始受到全方位的反思和修正。研究发现,后续决策模型沿着政治情境强化与个体行动选择两个方向来开展,最终在论证转向中汇聚成民主化的路径。这一演进历程体现为对技术理性的背离,同时在政策模型中加入了经验理性的因素,最终实现政策过程中技术理性与经验理性的融合。具体的决策模型出现了多元、差异并且混合交融的特征,这也体现出高度复杂性条件下决策过程的多层次、多面向与权变性。     

技术理性的合理性考量

技术理性是自法兰克福学派以来,各种人文主义流派和后现代主义者学术批判的主流。本文认为,这种技术理性批判的传统把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完全割裂开来的二元主义认识论是有局限性的,并从技术理性内在蕴含工具和价值两重属性角度,揭示了技术理性的合理性维度。     

政治的利益关系分析--论广义政治论的方法论原则

近年来,广义政治论的提出和逐步成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认识政治关系与政治现象之门,为我们思考政治问题供给了一个新的视角.在广义政治论的若干基本原理中,政治的利益关系分析方法是最基本的方法论原理,它是对传统的阶级分析原理的反正.可以说,政治的利益关系分析是贯穿广义政治论各个理论范畴的一根红线.具体来说,它包括政治起源的"利益"分析、政治内涵的"利益"界说、政治本质的"利益"揭示等.     

民主失灵的逻辑:从理性的无知到理性的胡闹

民主作为一种基于民意的资源配置模式,同市场一样,存在着失灵的风险与可能,即民主制度往往选择不良政策。在成因上,民主失灵主要源于对民意的遵从,对此的相关解释经历了从理性的无知到理性的胡闹的发展过程,前者强调,选民个体由于对选举结果无足轻重,而收集信息又成本巨大,因此不愿了解真相,而处于对政策无知的状态;后者强调,选民个体由于一些感觉良好的错误情感和理念能够带来比尊重事实、追求真理更多的心理收益,因此驱除真相、拥抱错误,从而处于非理性的状态。在从理性的无知到理性的胡闹的发展过程中,民主失灵的逻辑坚持了研究方法上的理性选择理论、解释模式上的经验化路径、现实意义上的反思民主制度的理路,这不仅有助于民主失灵方法论的发展,更有助于民主实践的发展。     

波普政治思想的方法论基础浅析

波普不仅是当代西方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也是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他的以证伪主义方法和原则为基础的政治思想批判了历史决定论，抨击了“整体主义”的社会改革方法，提出了“开放社会”的政治理想。他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坚定支持者。波普正是凭借其丰富而独特的方法论对西方的科学哲学、政治哲学等诸多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论政治价值的理性向度

本文从政治价值的理性依凭、理性动力、理性运思与理论形态四个方面分析了政治价值的理性向度。首先在政治哲学发展的历史视域中从客观理性、上帝神性、演进理性与主体理性的视角分析了政治价值的理性依凭。其次指出：理性．作为政治主体的内在规定与政治发展规律的主体向度而启引着政治价值的创生，批判着政治社会的价值现状，推动着政治价值理想的实现。再次，从理论理性的逻辑推演、价值理性的前提先设、工具理性的设计建构等方面分析了理性对政治价值体系的思维运演。最后．指出了政治价值的最高理性形态是政治哲学理论．无论是理性主义政治哲学还是非理性主义政治哲学实际上都是理性主义的。     

公共政策:从政策科学到建构主义

在传统的政策科学研究纲领中,政策问题是硬核,政策过程阶段论是保护带。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构主义的政策研究框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这一新的政策研究纲领中,硬核与保护带转化成为政策行动者以及政策行动者之间在系列约束条件下的互动,公共政策不再被视为公共权力机关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或行为,而是政策行动者可资利用实现其利益、目标和价值的载体或工具。尽管建构主义的研究纲领没有为政策研究编织出一个真正标志其科学性的花环,但它确实为人们理解公共政策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不同的窗口。     

政策网络与政策结果关系之研究：基于方法论的视角

政策网络和政策结果之间的关系是政策网络分析的一项重要内容。许多学者认为政策网络影响政策结果,但政策网络的结构途径和资源交易途径对此有着不同的解释。结构途径（马什和罗兹途径）认为政策网络的结构影响政策结果,而资源交易途径（杜丁途径）认为政策网络中行动者的资源交易和互动影响政策结果。前者的分析方法是方法论整体主义,后者的分析方法是方法论个人主义。基于方法论的两种解释途径都有缺陷。结构—行动者互动方法论的建构能解释政策网络和政策结果之间的关系。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论

要搞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高校学生工作者就要重视教育者人格力量的作用,正确处理好帮助人与教育人的关系, 还要充分发挥学生家长在学生思想教育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论市场背景下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基础

本文关于公共政策合法性的论证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层面:首先,公共政策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市场体制失灵的弊端不断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亟需加以矫正,这种矫正是无法通过市场体制内在的私人理性来完成的;其次,引导社会长远发展的智慧之光,还是所谓的集体共同理性,而这一理性需通过公共政策来实现;第三,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日,世界大同的倾向将随历史的进步而日益得到人类的认同,人类的合作前景将会大于竞争前景,趋势是超越私人理性。即便如此,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也不容否定。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好市场运行和公共政策之间的良好配合关系,充分发挥好两方面的作用。本文专门就市场体制下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基础进行了论证。     

政策分析中的利益资源分析及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利益分析是公共政策分析的主要方法。作为分析客体的利益资源必然会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及后果产生一定影响。依据利益资源在资源所有者和受益者之间的流动关系中呈现的不同特点和它们在政策过程中担当的不同角色,利益资源被划分为垄断性资源、市场性资源和非常资源。     

从政治文明的视角透视政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

公共政策作为公共部门向社会提供的一种公共物品具有无可置疑的公共性。但现实表明,由于政策主体的单一性、缺乏多元化的利益表达和政策参与,公共政策时常会表现出与公共性相违背的一面。所以如何保证政策的公共性是我国政府必须关注的。从政治文明视角来看,当前我国政策过程中公众参与有诸多阻碍因素,推动公众参与对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促进公众参与实现的途径一是培育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创造良好的政策参与氛围,并逐步培养公民政治素质、提高参与技能;二是加快公众参与的法律化、制度化、组织化建设,逐步建立健全公众参与的“通道”,保障公众参与的广度与深度。     

普遍主义：政治价值普世化的方法论基础及其批判

政治价值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应然性诉求,也是推动政治文明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在全球化时代,某些政治价值观念会获得人类普遍的认同,甚至被赋予普世化色彩。实际上政治价值的普世化有其合理的一面,是人类政治进步的价值凝结,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政治价值都可以被普世化。普遍主义就是特殊的政治价值也会被普世化的方法论基础。对此进行必要的理性分析和批判,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政治价值的普世性与特殊性,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     

深刻认识“八字方针”的政治价值提高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实效性

"八字方针"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与民主党派关系的重要准则,是指导我国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她具有深刻的内涵、重要的政治价值和现实意义。要深刻认识"八字方针"的政治价值,大力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的实效性。     

李普赛特政治发展观及其对后发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启示

李普赛特认为民主的发展有赖于经济发展为其提供物质保障,有赖于认同、价值等社会心理因素为其提供合法性支撑,有赖于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充分互动。后发国家的外生性政治民主化进程是一个异常复杂而艰难的过程,既需要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经济高速发展,亦有赖于基于共同价值和认同的政治文化作为支撑,还需要在“强国家-强社会”结构的互动中实现多元主体对国家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     

公共管理的方法论基础：从成本收益分析到合作收益分析

现代经济学基于“经济人”假设,将每个人(组织)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并基于此建立了经典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公共管理理论则将人看成是一个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个体和利益相关者,存在着个体间的公共利益,公共管理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并提升公共利益。基于合作博弈分析,公共管理应建立合作—收益的分析框架,以通过人类的合作机制,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     

苏联农村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的变化与新经济政策的结束：1921-1929

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苏共为了加强在农村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基础,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这些措施逐渐改变了苏联农村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关系。农村政治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改变,使农村青年产生了强烈的改变生活现状的要求,这些要求在新经济政策范围内无法得到满足,在农村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变革的要求。斯大林的大转变为急于改变生活现状的农村青年提供了机会,他们因此成为结束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支持者。     

“解严”后台湾政治转型引论（1986-2002）

“解严”后台湾政党政治逐渐迈入程序政治的议程，但由于其转型过快与政治体系内部党争的复杂性，执政党的政策民众化诉求尚未真正实现，尤其表现在陈水扁执政的八年时间内。分析其间的政党政治，可以更清晰地看到现代政治运作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