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批判

取证主体合法，即收集、获取证据的主体限于法定司法人员，被我国传统证据法学理论视为证据合法性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素之一。虽然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立法上并无直接、明确的法律条文倚为支撑，但却深刻地影响到我国刑事司法实践，被实务部门奉为圭臬并以之作为判断证据合法性的重要标准。依据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取证主体限于法定的刑事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其他机关或个人均不具有取证的主体资格，其所获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不得直接作为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然而，由于法解释上缺乏依据、法理基础缺位以及法实践中导致的悖论，我国传统证据法学所主张的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其实并不是一项科学合理的证据学理论，应当予以扬弃。     

论电子数据取证程序的法律规制

就法理而言,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电子数据作为一类独立的证据,既是我国证据分类方法的逻辑结果,也为认识其属性和实践中如何运作提供了便捷。在将来的电子数据完善立法中,有关电子数据取证程序宜借鉴英美法系的可采性规则和大陆法系的证据资格理论,确立电子数据的传闻规则例外和最佳证据例外。在取证的合法性问题上,不仅应使其符合法定的证据形式,也应遵守强制侦查所当恪守的原则,使其符合法定的证据调查程序。     

论刑事电子证据的取证程序--以计算机及网络为主要视角

刑事电子证据的取证应当遵循任意侦查原则、相称性原则、令状原则、合法性原则和及时性原则.取证主体应当包括司法人员、电子技术专家和电子司法取证鉴定认证机构以及辩护律师.取证规则包括关联性规则、搜查扣押规则和可靠性规则.取证程序为强制记录和保存信息证据、现场勘查、搜查和扣押、保全和固定以及实时搜集.应当以此为框架构建我国的刑事电子证据取证程序.     

论刑事诉讼中私人违法取证的效力

刑事诉讼中私人违法取证效力的处理是诉讼理论与实务中无法回避的问题。美国和德国刑事诉讼中私人违法取证效力不同处理，原因在于两国诉讼模式和人权保障理念上的差异。在我国，私人在刑事诉讼中应当有取证资格，对于私人严重违法取证应予排除，对于私人一般违法取证应由法官裁量排除。     

民事检察证据运用的法理与实践

在民事审判监督中,检察机关是否具有司法取证权,以及如何运用依职权取得的证据存有争议.从法理上分析,检察机关应享有司法取证权,但鉴于民事诉讼是在平等主体之间进行的诉讼,检察机关应慎用职权取证.     

鉴定人在电子证据取证活动中的基本原则刍议

电子证据的取证是电子证据司法鉴定的前提和基础,取证获得的电子证据将在随后的鉴定实施环节中作为鉴定材料使用.电子证据取证的复杂性、技术性决定了具备电子技术专长的专业人员才能从事此类取证活动.明确鉴定人在电子证据取证活动中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有利于规范鉴定人的取证活动,保证取证获得的电子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     

非接触式犯罪案件侦查中电子取证存在的问题与进路

近年来,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发展进步给人们工作、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犯罪情势的重大变化。利用新技术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非接触式犯罪案件数量不断增多,呈现出犯罪手段更新快、犯罪模式复制快、犯罪危害影响广等特点。电子证据在非接触式犯罪案件的定罪量刑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然而,在侦查机关电子取证过程中,第三方主体参与取证合法性存疑、侦查人员取证意识欠佳、电子取证技术薄弱、电子证据存储困难、电子取证内外协作不畅等诸多问题普遍存在。侦查机关需细化电子取证部门规章、增强电子取证意识、提高电子取证能力、加快取证技术和工具的研发、完善取证机制、加强内外协作,以解决非接触式犯罪侦查取证面临的问题。     

侦查取证论略

侦查取证是指侦查机关及侦查人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固定、收集证据的行为。目前我国的侦查实践中,取证的客观性、合法性、结论的唯一性等方面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反映出人们对侦查取证的对象存在模糊认识,在取证观念上存在误区。应强化科学意识、程序意识、证据审查观念和证明意识,以提高侦查取证水平。     

我国民事诉讼中悬赏取证问题探讨

所谓悬赏取证，是指当事人为证明诉讼事实，以公开许诺奖励的方式，请求证人为其作证的举证形式。诉讼法理论界以及司法实务界针对悬赏取证问题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从两个典型案例出发，探讨悬赏取证出现的现实基础，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其证据效力；并且悬赏取证不等于收买证人，与收买证人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对悬赏取证的法律规制问题予以阐述，以期规范我国的取证方式。     

论刑事电子证据的证据资格

电子证据的证据资格是研究诉讼主体在诉讼活动中提出的电子证据能否被采纳以及采纳的标准问题。证据必须具有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刑事电子证据亦不例外,必须经过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的检验,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