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调解背景下调解与诉讼的张力及变构分析

调解与诉讼均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调解的政策依赖性极强,诉讼过于刚性,均存在自身无法弥合的缺陷,诉讼调解作为诉讼与调解的交叉,更是存在悖于法治发展等问题,倍受学界诟病。在大调解背景下,有必要厘清诉讼调解和判决的关系,解析诉讼调解和判决适当分离的合理性,让诉讼调解和判决适度分离,重构调解制度。     

大调解背景下人民法院的角色定位——刍议大调解的去司法化

大调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ADR(替代性纠纷解决措施),与"马锡五工作方法"一脉相承。新的社会形势下如何有效发挥大调解机制的积极作用,同时使人民法院在"司法能动"和"司法克制"之间找到平衡点并且保持其应有的特性和功能,是当前值得认真研究的重大问题。从大调解的产生背景及现实运行角度探讨大调解中法院的重新定位问题,是社会治理和保持法院应有特性的双赢选择。     

浅议大调解的泛化

大调解体系的构建,不仅可以缓解法院解决纠纷的压力,也可以丰富人们处理纠纷的方式。随着司法实践对大调解的逐渐重视,大调解呈现出泛化的趋势,主体的功能定位不清晰、理念认识不准、案件适用范围扩大。泛化的大调解不仅损害了司法的权威,而且影响了调解组织的公信力、遏制了规则的形成。解决大调解的泛化问题,只有建立在对调解进行理性认识、确定大调解的主导者、区分法院内外的调解以及赋予调解协议以强制执行效力的基础之上才具有可行性。     

论大调解的格局构建与路径

调解是纠纷解决中的一种具体方式,在我国解纷实践中运用广泛。近些年“大调解”兴起更有利于纠纷解决,但在实践中也遇到一些困境,需要对其本身的法理和价值进一步分析,以便对“大调解”的格局构建和路径形成更理性的认识。     

论大调解格局下的人民调解制度定位

大调解格局是对我国社会转型、社会矛盾激增、社会纠纷亟须有效解决的积极回应,是社会管理创新之举。而人民调解制度源于传统调解制度,发展于建国后,对于预防纠纷、解决纠纷曾发挥过重大作用。但在新时期,人民调解一度因不适应社会发展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大调解格局的形成,为人民调解的回归与功能的新定位创造条件。人民调解是社区建设、社区自治的必然要求,可以有市场、管理和司法模式的选择。人民调解是个多元的、开放的体系。     

大调解格局下的诉调对接

诉调对接是一种独具特色的解决矛盾纠纷的模式。它表现为诉讼和人民调解在地点、人员、管理、经费、受案范围、”程序、效力等方面的衔接,主要是使人民法院（或法庭）接手的某些纠纷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得到有效解决。诉调对接模式是构建我国“大调解格局”的要求,它适应了我国的现状,能有力地化解矛盾、促进和谐。为实现社会和谐,就要在处理好诉调对接制度和法治的关系的基础上,实现诉调对接的进一步制度化,大力推广诉调对接模式。     

能动司法与大调解的实务思考

能动司法与大调解不仅是具有我国特色的创新理念,更是符合国情的当务之急。有必要在认识其内涵的基础上,明确其现实意义,并通过相关主体的努力予以有效落实,同时运用法治理念对其加以限制以免其偏离正确的发展轨迹。     

大调解机制中的治安调解研究

治安调解是构建我国大调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治安调解与人民调解、法院调解在受案范围、功能、程序规定等诸方面存在不同,具有互补性。大调解在各地的实践探索中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应以内涵发展的方式构建大调解机制,并在大调解的格局下进一步完善治安调解。     

欧洲共同体法院的直接诉讼

欧洲共同体法院 (EuropeanCourtofJustice)是欧洲共同体的最高司法权威 ,它的设立旨在确保欧洲共同体法律在成员国之间得以统一解释和遵守。直接诉讼 (Directactions)使得欧盟组织、成员国以及自然人、法人可以向欧洲共同体法院直接提起针对其他欧盟组织或者成员国的诉讼 ,是欧洲共同体法院受理的主要诉讼方式。     

论司法和谐视角下的基层法院民事审判

基层法院民事审判工作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而民事领域中司法和谐的构建和实现有赖于审判实践的发展,有赖于一系列制度、机制的确立。     

浅议诉前调解与诉讼调解的衔接

调解是我国民间和司法程序解决纠纷的重要手段,具有极强的社会适应性和纠纷处理策略正当性。要实现诉前调解和诉讼调解的衔接,必须在工作机制上有所创新,只有通过建立长期有效的工作机制,才能将诉前调解和诉讼调解不断完善和发展。     

刑事诉讼审级制度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实行的是二审终审的审级制度 ,它有利于及时处理案件 ,减少诉讼参与人的讼累 ,体现了诉讼的效率原则。但在司法实践中 ,二审终审制也暴露出许多不足之处。因此 ,应改革现行的审级制度 ,实行三审终审制     

论人民调解依据的完善

人民调解制度是我国的一项重要纠纷解决制度,但现行立法的抽象性、模糊性,使得调解过程中容易出现依据援引不规范的问题。而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异[1],也要求不能一概依法而调。从传统民间调解制度及西方ADR制度中的调解模式吸收合理因素,如博采广汲,完善人民调解依据;吸收传统民间纠纷调处机制的合理之处;从比较法视角借鉴各国调解依据之规定等来完善我国的人民调解依据,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功能。     

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法理基础新构

随着行政诉讼实践面临新问题的不断出现,现行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规定日益引起理论界与实务界的争论与探讨。我国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传统观点其在理论上先天性不足,不能作为反对行政诉讼适用调解的理论根据。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新法理基础应该包括:权利自治、经济效率、自由裁量和交往理性,并坚持下述限制:1.主体的有限性;2.诉讼标的有限性;3.协议内容的有限性。     

诉讼调解中恶意串通行为的法律规制

诉讼调解虽然具有程序简便，高效解决民事纠纷的程序价值，但因缺乏充分监督和制约的程序，易于被不诚信当事人用以牟取非法利益。诉讼调解中原、被告恶意串通损害案外人权利行为，实质上属诉讼欺诈侵权行为，既损害了案外人权益，也损害了司法权威。强化司法审判职权，完善诉讼调解程序监督机制，从程序法、实体法上对恶意调解串通行为进行法律规制。     

能动司法背景下家事调解机制必要性研究

在一个利益多元、价值多元的时代,家事纠纷的解决机制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在这些机制中,家事调解既符合世界发展的趋势,又有深厚的本土基础。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能动司法＂的概念,这为中国特色家事调解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家事调解契合家事纠纷内在特质,有利于实现和谐司法;家事调解尊重当事人的主体性,有利于增强司法民主;家事调解能快速解决家事纠纷,有利于合理分配国家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     

中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现状与课题

对制度的设计者来说 ,建立完备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的体系 ,是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为制度的使用者考量 ,也应建立多种纠纷解决方式 ,从而落实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面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出现的困境 ,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重构需要解决一些重要的课题 ,如在调解中怎样实现自愿与平等协商 ,如何实现调解与审判的协调 ,如何保障当事人的反悔权利以及和解契约的拘束力问题等等     

劳动争议“诉调裁”对接机制研究

本文从调审分离的视角入手,提出合理整合现有的调解、仲裁和诉讼机制:依据案件是否经过调解作不同的分类处理,在诉讼前对非诉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诉讼立案时建立立案调解及速裁机制,诉讼中以诉讼和解机制代替诉讼调解,并设置专门的调解组织,使主持调解的组织和人员专门化。     

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要件、构架和基础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是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的行政诉讼法修改中考虑的问题之一.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具体构建必须解决调解的范围、调解的程序、调解与审判的关系、调解协议的效力、调解协议瑕疵及其救济等具体问题.同时,行政诉讼的价值以及法院在行政诉讼调解中的作用与义务,则是构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必须进一步思考的更为基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