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谁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建议者

谁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建议者,党史学术界普遍是这样认为的: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来华,在上海与李汉俊、李达等人进行了交谈,提出了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这一说法主要是来自于李达的回忆。但这一建议究竟是马林,还是尼科尔斯基的提出,这就没有得到进一步明确。     

博览之窗

李达结束“守寡” 李达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后来由于一些原因离开了党,但他一直在从事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工作。 1939年初,毛泽东和周恩来曾托李达的学生、历史学家吕振羽看望并征求李达的意见:是否愿去延安。李达当即表示:“只要有一碗饭吃,我就愿意去。”由于周恩来出国治病,吕振羽便将此话告诉了中共     

中共“一大”会议“宣言”考

中共“一大”曾拟定并通过了一个大会的“宣言”，这篇“宣言”在“一大”会议结束后因某种原因没有发表，现已俟先，成为一个永久的遗憾。现在，我们试根据有限的文献及“一大”代表们的若干回忆材料，对“一大”的“宣言”略作分析。一、中共“一大”曾通过一份“宜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份“一大”结束后不久形成的文献中记载道：“主席张同志在第一次会议上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大会必须制定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①这里所说的“纲领”指的就是“宣言”。陈公博于1924年所作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也提出…     

王会悟与中国共产党“一大”

王会悟,浙江省桐乡县乌镇人。她作为中共“一大”筹备工作的组织者李达的夫人,“一大”唯一的会务工作人员,对中共“一大”起过不容忽视的作用。上海“一大”会址是她选定的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与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马林、尼可尔斯基来上海同党的发起组联络,建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李达成为“一大”的具体筹划者。李达把选择开会地点、寄发会议通知信件及安排各地代表住宿等会务工作,交给了王会悟,慎重地叮嘱她     

“一大”前中共没有召开过“三月代表会议”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集了一次由各地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会议,即通常所说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自《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一文在国内发表后,有的党史研究者依据这个报告的有关表述而认为,中共在“一大”前,也即在1921年的3月还召开过一次代表会议,并将其称作是中共的“三月代表会议”。《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对此也作了肯定的记述。那么,在中共的创建过程中,是否真的存在召开这次会议的事实呢?如果存在,那也就可以说,“一大”并非是中共召开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因此,我们有必要弄清这一问题。     

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

在一些出版物中,一般都说中共“一大”的代表为十二人,按地区分,计为: 长沙:毛泽东何叔衡武汉:董必武陈潭秋上海:李达李汉俊济南: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刘仁静张国焘广州:陈公博东京:周佛海但当事人回忆有不同说法。有回忆十二人的,也有回忆十三人的。回忆材料的分歧点,主要在包惠僧身上。现将各种不同说法分述如下,供参考。     

瞻仰“太阳”升起的地方──记参观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传唱了几十年的这首歌曲，始终在我心中激荡。今年 7月 1日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 80周年，在纪念党的生日的日子里，引起了我对瞻仰“太阳”升起的地方──参观中共“一大”会址的美好回忆，至今仍历历在目。 　　作为一名中共党员，能够亲眼目睹一下党的诞生地是我多年的夙愿。去年 7月 31日因事路经上海时，特意到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参观，瞻仰了“太阳”升起的地方。 　　中共“一大”会址，位于上海市兴业路 76号 (原法租界望志路 106号 )，是幢石库门楼房。据介绍，此楼房建于 1920年秋，当时…     

“一大”幕后功臣王会悟

中共“一大”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不为外界所知晓，作为会务这一幕后功臣的王会悟更是长期默默无闻，但她对党的创建所作的奉献将被永远铭记。 　　正是与李达的结合，使王会悟得以参与“一大”的筹备工作。其时李达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负责建党的发起组织，有关代表食宿及会议地点等后勤事务则交给王会悟去办。已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上海女界联谊会理事的她，早从李达那里明白“现在中国首要的事情是要组织共产党，这样才能真正搞起革命来”。她欣然接受这一并不简单的任务，为之东奔…     

一个被遗忘的中共“一大”参加者

中共“一大”召开时,有两名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大会。马林的活动已有大量记载,而尼克尔斯基参加中共“一大”工作的情况,则在过去很少提到。1957年栖梧老人(即包惠僧)发表了他著名的回忆文章《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在这篇回忆录中,     

毛泽东召唤李达“归队”

正"鹤鸣兄: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这是陈列在李达纪念馆的一封短信,是毛泽东写给李达的。这一封毛主席写给李达的短信,既体现了毛主席坚定的信仰,也体现了主席乐观的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13位一大代表之一的李达,是中共早期领导人。1923年,因与陈独秀商谈国共合作问题时发生争执,脱离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先后在武昌、上海、北京、湖南、广西等地各大学任教,继续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     

郑超麟与中共福建[一大]

1992年9月和1995年10月,本文作者两次赴沪访问耄耋之年的郑超麟先生,请他回顾了他与中共福建“一大”的特殊关系。作者将其谈话整理成文后,又进行了查考和订正,现刊登如下,想必对进一步研究中共福建“一大”的历史,有所裨益。     

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东南局的建立和部分工作情况

1985年,中共南昌市委党史办公室向郭敏同志了解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成立的经过和内部分工情况,并请求她代请陈丕显同志谈谈有关情况。这年春节前夜,郭敏同志在上海走访了陈丕显同志,陈丕显同志对有关情况作了回忆。现特将他当时同郭敏同志的谈话记录以及陈丕显同志回京后的补充回忆整理发表。     

八十年前的往事——访王会悟

200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纪念日.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大事变",具有划时代意义.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党的一大的会务等筹备工作,是由上海共产党和李达具体负责的.王会悟是李达夫人,当时协助李达做了许多具体工作,为党的"一大"召开作出了重大贡献.笔者为此特于1983年8月2日访问了王会悟.她回忆了当时具体安排"一大"会场、住宿地等情况.     

待解之谜：“一大”档案中的“重庆报告”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之时，共产国际派代表指导并出席了会议，他们将中共“一大”文件带回了苏联，保存在共产国际的档案库里。195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访问莫斯科，要求苏共中央把原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交还中共。苏共经过仔细研究，答应交还一部分。于是，杨尚昆从莫斯科带回了几箱档案。这批档案作为党内的重要机密，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王会晤为中共“一大”选择会址

1921年7月23至31日，当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的时候，当15位中外代表在浙江嘉兴南湖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时刻，这个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中共“一大”，其参与者除了那十几位中外正式代表外，还有一位不被人们关注的非正式代表，她是一位眉清目秀的窃窕淑女，她既是会务的筹备者，又是会议唯一的服务者与保卫者，是她决定了上海的会址，又是她决定将会址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上。正是由于她的运筹安排得当，才保证了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和圆满结束。她就是党的“一大”代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家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同志。     

中国共产党创建问题上的两点争论

中共“一大”闭幕日期中共“一大”于 192 1年 7月 2 3日在上海开幕。“一大”是何时闭幕的 ?党史界至今说法不一。有 7月 31日和 8月 1日、 2日、 5日四种说法。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把中共“一大”闭幕时间写成8月初。同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只说“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艇上举行”,回避了具体日期。近年来 ,随着党史资料的不断丰富和有关当事人的回忆 ,学者们经过研究和推理分析 ,基本上否定了 7月 31日闭幕说 ,但仍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说法 :其一 ,8月 1日闭幕说。主要根据是 192 9年 12月 31日董…     

停刊十年的《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重新出版

199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两块牌子一个机构的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编辑出版了《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专辑，主要收入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研究文章，并选编了部分反映中共“一大”前后的历史文献资料与回忆录。     

大江东去浪淘沙——中共“一大”代表中的湖北人

1952年7月1日,《解放日报》披露了一条重要消息——中共“一大”会址在上海发现。很快,制作精致的模型送到了北京。毛泽东亲自审看后,说了一句话:“叫包惠僧到上海去看看。”于是,1954年3月,正值花甲之年的包惠僧来到上海,以中共“一大”亲历者的身份,审看了中共“一大”会址,对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布展提出了重要建议。 时隔几年,又一重大发现使中共党史专家们为之震动。从莫斯科归还的几箱档案里,专     

"一大"会址建馆50年历史之回顾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重要时刻 ,又迎来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建馆５０周年的馆庆纪念日。在这双喜临门的日子里 ,回顾５０年来“一大”会址修缮复原和纪念馆建馆后对外开放的历史 ,追溯５０年来党和国家及市领导对“一大”会址建馆和开放工作的关心重视     

中共在上海发起时的组织名称问题

中共在上海发起时,它的组织名称是什么?现在一般习惯于称之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当然是后起的称呼,而非原始的名称。对于中共发起时的原始名称,许多中共早期党员有着近似的回忆。施存统认为“一开始就叫‘共产党’”①。张申府也回忆说,陈独秀在征求他和李大钊的意见后,就将组织定名为“共产党”②。李达同样强调说,早期党组织的名称不是所谓的共产主义小组,而是“C.C.P”(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笔者注)③。过去由于史料阙如,所以党史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较少,一般都根据大多数当事者的回忆,推断中共发起时的组织名称就是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