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契约制度新探—以契约自由观念为视角的解读

从西周至清末,中国传统契约制度形成了独具特色并高度发达的制度体系,但中国传统契约在缔约形式方面、缔约主体方面和契约内容等方面受到重重羁绊与束缚,从而无以养成负载现代契约精神的契约自由原则.但中国传统契约注重缔结契约双方的"和同"原则,蕴含了契约自由思想的质素,与近代西方民法中的"契约自由原则"潜在契合,为近代中国民法继受契约自由原则提供了本土资源支持.     

论我国宗教信仰自由的观念变革与制度完善

宗教信仰自由的变革表现为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宗教问题引发的冲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中国传统宗教观的正向价值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制度等。制定专门的《宗教法》或者《宗教信仰自由法》,提高宗教法律位阶,应确立政教分离原则,修改现有法律中有关宗教信仰自由不符合当前社会发展的条款,完善配套法规,建构和完善侵犯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法律责任体系。     

世俗幸福观念及其形成原因分析

世俗幸福观念有四个方面内容,分别是:幸福在别人眼中、幸福在自己心里、幸福不是当下、幸福就在眼前。世俗幸福观念具有内在的两个特点:幸福是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和幸福之中有比较。幸福观念的形成来自社会生活。市场经济中的差别与平等带来了追求幸福的自由,丰富的物质生活创造了追求幸福的环境,需求多样化的比较带来了幸福方向的迷失。     

论契约自由原则在近代中国民法中的确立

契约自由原则是近代三大民法原则之一,其在近代中国民法中最早确立于《大清民律草案》。重新审视近代民法最初对契约自由原则在理论与立法技术方面的继受,对于我们现今研究契约自由原则的“自由”与“限制”的维度,仍有着深远的理论价值与借鉴意义。     

成文法观念的演进与我国法律思想发展中的问题

文章提出成文法观念的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对成文法的确定性的绝对承认，到对这种绝对性的怀疑，再到对成文法不确定性的普遍认可，相应地，成文法观念依次表现为概念法学、自由法学和后现代主义语言分析法学这样三种形态。而我国的法律思想则是：一方面强调、接受了概念法学的思想，另一方面对自己的传统未经认真梳理，由此造成在法治实践中一方面强调立法，另一方面又缺乏法律应有的权威。     

教会法统治下的教会腐败问题研究

中世纪的欧洲,天主教会凌驾于整个社会而成为“上帝之国”,在各种世俗利益的诱惑下,教士们质朴而纯洁的灵魂在蜕变,教会腐败之风盛行.教权的绝对至上性,神职人员的腐朽堕落是促成教会腐败的直接原因,而平信徒痴迷的“信仰观”助长了腐败之风,最为根本的是,“法制”竟然成为教会腐败的“帮凶”.教会腐败直接引发了宗教改革,结果是《圣经》权威取代了教皇权威,教会的权力受到法律的限制,最终政教分离原则得以确立,宗教呈多元化发展,宗教信仰自由为世界各国所公认.研究这一课题对当前建立廉洁社会具有非常重大的借鉴意义.     

论自由的主体、本质及属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这些活动的主体包括个人主体和集体主体,人类自由的实现要依赖二者的和谐发展;这些处于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主体的自由意志体现着自由的本质,但实在的自由只能是实践的产物,主体的意志自由也是随着实践自由的发展而发展;最后,现实的自由,是社会赋予的权利和主体自身的能力的统一,主体的权利自由和能力自由是自由的两个属性。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理论辩正--兼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消极自由观和积极自由观各有其理论根源和现实依据,也各有其片面性和局限性,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是实现自由的重要前提和必然要求.就其总体精神气质而言,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是积极自由的自由观,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排斥消极自由.特别是在我国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确立了依法治国这一治国方略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根据时代和实践的需要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实现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有机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试论弗洛姆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读弗洛姆《逃避自由》有感

自由在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流派都有着不同的定义和侧重点,在弗洛姆的自由学说中,更多的是侧重于心理学的层面。弗洛姆从心理学的层面认为人之所以要逃避自由,不是真的要逃避自由,而是要逃避所谓的消极自由,摆脱消极自由所带来的自身孤独无力感,摆脱现实资本主义社会机制所带来的对人的能力和潜质的限制,以求达到自我能力的全面发挥,获得积极自由,获得最终的人生自我实现,但是在从消极自由跨越到积极自由的路径上,弗洛姆依然过多地依赖于心理学的解决办法,从而使该路径太过理想化,而无法触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弊端的批判。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理论辩证－－兼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消极自由观和积极自由观各有其理论根源和现实依据 ,也各有其片面性和局限性 ,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 ,是实现自由的重要前提和必然要求。就其总体精神气质而言 ,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是积极自由的自由观 ,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排斥消极自由。特别是在我国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并且确立了依法治国这一治国方略的新的历史条件下 ,我们应该根据时代和实践的需要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由观 ,实现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有机结合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论合同自由原则及其限制

自由是人类的永恒追求,合同自由是合同法的灵魂,自由原则亦是我国合同法的核心原则,贯穿整个合同法的始终。但是,自由并非是绝对的,无限制的自由是对权利的滥用,不利于权利的有效行使和各方主体价值利益的平衡,因此我国合同法又对自由原则进行了诸多合理的限制,如强制缔约、标准合同、附随义务、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     

狼的自由是羊的末日——重读《两种自由概念》

国内外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及批评家大都忽视了伯林的“狼的自由是羊的末日”这个命题,我们已经习惯于“狼的自由”,麻木了“羊的末日”。然而这却是伯林的世纪隐忧,而且他一层层地挖掘出“狼的自由”与“羊的末日”之间的真正关联。     

卢梭自由思想探析

自由思想是卢梭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卢梭认为,人的自由包括自然自由、社会自由和道德自由三种形态。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就表现为由自然自由到自由的丧失再到社会自由和道德自由归复的梯级发展过程。这三种自由涉及到人类社会的两种状态,即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     

民法观念与经济法观念之考察--以两种法观念的差异以及与本土资源的关系为中心

在现代各国的民法与经济法的规则中 ,往往体现出截然不同的法观念 ,这些差异集中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公平观、利益观、自由观、效益观和秩序观。本土资源中的民法观念较为匮乏 ,但在现阶段正面临加强的契机 ;本土资源中的经济法观念较为充盈 ,并面临着更加深入的可能。面对民法观念与经济法观念的上述差异 ,立法上应注意在中国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尽量做到“观念加压 ,内容减负”,而在制定相应的经济法规则时 ,则应尽量做到“观念减负 ,立法提速”     

刍议近代大陆法系私法理念及影响

中世纪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级的壮大，启蒙运动兴起。以自然法为基础的启蒙思想家要求保护资产阶级私人财产权，通过私法自治实现市场运作、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建立政权后，资产阶级更是以私法自治为立法思想，确立了自由平等、契约自由、所有权保障等民事法律原则。以法国、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大陆法系民法典，在法规内容、立法思想、编撰体例等方面对各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近代中国民事立法、民法现代化进程处处可见大陆法系的影响。私法理念对于当今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及民事立法仍有许多可借鉴之处。     

论李大钊的自由价值观

自由是李大钊的人生价值追求;自由是李大钊民主政治的重要理念;自由是李大钊文化批判的思想武器;自由是李大钊理想社会的基本观念.因此自由价值观是李大钊价值体系的灵魂.     

对学术自由的深度思考

国内学术界对学术自由的认识和理解，不仅过于表面化，而且有一些观点也值得进一步讨论。以探索和追求真理为目标的学术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因而它既是绝对的也是无限的，不应被任何个人、团体或社会以任何借口干涉、限制和阻止。自由地探索和追求真理，应当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高原则。学术自由的实现形式包括人的内心自由扣人的外在自由。人的内心自由是人在观念上不受既有的理论权威、社会成见和思维定式的束缚。人的外在自由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由社会向所有个人提供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的良好保障。     

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及其限制——以赛亚·伯林的自由观探析

以赛亚.伯林关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区分,使＂自由＂这个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价值在更深的层次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自由只是人类众多价值中的一种,为了维护人的尊严,自由必须受到限制。选择的自由的价值就在于,它使人有机会成为主体想成为的那种人。     

冯契论人的自由

冯契哲学中对自由的阐述应该包含自由是一种境界和自由是一种过程两重含义,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由思想同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结合的产物。实现人的自由需要以真、善、美的价值内化德性并指导实践,以"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为方法论原则,培养平民化的自由人格,使平凡之人也能够获得自由。     

关于“自由主义”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自由”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但不为自由主义理论所独有,对自由的不同理解,则形成了不同的、甚至是相对立的自由观。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与自由主义自由观有着本质的区别。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为各国、各地区根据其特点选择合适的经济发展路径,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制度、运动和价值观,只能为资本主义所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