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从狭义向广义的延伸及其差异

有两种对现代性概念的理解,一种是狭义的“现代性”;另一种是广义的“现代性”。从积极的意义说,克服现代性的文化危机,实质就是拓展现代性内涵,使其由狭义的“现代性”向广义的“现代性”延伸。本文集中讨论了两种“现代性”在时间观念和乌托邦观念上的差异。     

从启蒙现代性到新现代性：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历程、差异、地位

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正引起学界的极大关注,但学界却很少从思想史视域作一考察.本文认为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经历了理性主义和人本唯物主义的启蒙现代性思想,经实践观特别是交往实践观而走向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性,而马克思的科学现代性思想与启蒙现代性在现代性观、现代性的根基、思维方式、对待现代性的态度、价值目标和历史趋势及视域等方面都存在重大差异.对马克思的两种现代性思想的定位是区分启蒙现代性和马克思新现代性的前提,也是发现马克思新现代性在现代性思想史上地位的锁钥.     

中国法律思想史

该书是“21世纪法学规划教材”中的一部。著者在《序言》中介绍说：“这本《中国法律思想史》在以下几方面做了尝试性的新探索：其一，在绪论中较为集中地论述了研究方法；其二，增加了中国古代社会与中国法律思想史专题性文字；其三，增加了传说时代与法的起源一章，把中国法律思想史的上限前伸了；     

著名数学家陈建功

60多年前,有一位日本科学家来华访问,会见了鲁迅先生。他问鲁迅:“陈建功博士现在在什么地方?”鲁迅回答:“不知道。”客人感到非常奇怪地说:“陈先生在日本是大家都知道的著名数学博士,为什么在中国却没人知道呢?”鲁迅说:“蒋介石政府不重视科学,也不关心科学家。”     

从辉煌走向迷茫--中国新时期文学现代性的反思

文学现代性不仅是一种时间概念,也是一种价值意义上的概念。以理性和主体性为核心的现代性成为新时期文学的自觉追求,同时铸造了新时期文学的辉煌。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商业化浪潮的到来,现代性话语遭到后现代主义的无情消解,“渴望堕落”、“躲避崇高”、“玩弄文学”等创作心理的凸现,使中国新时期文学又一次陷入迷失而不得不在漂泊的途中行走,中国文学应该有自己的基点。     

“诸子问题”与帝国逻辑的演绎

诸子问题是先秦诸子学的内在问题意识,核心是探索天下秩序建构问题.围绕诸子问题,先秦诸子和后来的子学研究者在不断思考,演绎了思想史的主线.“诸子问题”作为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元表达,是我们理解自身的初始境遇,也是面对现代性的思想起点.“诸子问题”显示的中国传统智慧,能否在建构现代中国的过程中居于中枢(或者底座)的地位,保持其基本结构,这是最大的问题,也是一个迄今无解的问题.     

鲁迅活着会如何？

“鲁迅活着会如何？” 按照现在有些时髦的“颠覆主义”立场，这样的设问，本身就带有神化鲁迅的倾向，显示鲁迅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话语霸权”。倘非如此，为什么不假设别的什么人，而偏要假设鲁迅活着会如何呢？ 从这“颠覆”的立场上看，我读到了颠覆者无可奈何的心态。鲁迅的存在，强大到这个地步，以至于“颠覆”者自身也无法取而代之。现代中国人无可改变地被投射了鲁迅的影子，鲁迅成了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思维起点。阿Ｑ、闰土、祥林嫂等形象一不留神就会出现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即使想“努力排斥”掉，也无法收效。 假如硬要对知识…     

现代性问题与湘学研究之“论”的维度

现代性具有外在制度结构层面的形式化、理性化和内在文化心理层面的感觉化的双重意蕴 ;现代性问题的实质是道德文化与生存意义的危机 ,围绕着这一问题而产生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立场 ;湘学研究须超越纯粹的学术史与文化史的研究角度 ,而应该对现代性问题采取一种从传统创造性转化而来的思想理论立场 ,此即本文所谓湘学研究之“论”的维度。湘学研究之“论域”包括 :湘学传统的现代转化、外在的形式化制度结构的建构以及现代人内在心性结构的重建等问题。本文对这些问题均提出了一种思想理论立场 ,并认为这种意义上的湘学可以说是一种新湘学 ,也是一种后儒学 ,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看客: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人物画廊的一个独特贡献

鲁迅对看客形象的大量持久叙写,实际源于“幻灯事件”造成的“看客情结”,以这一情结作“灵感和动力的源泉”,鲁迅描写了看客的众生相,深刻暴露和批判了看客的精神劣根性。看客形象可以说是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人物画廊的一个独特贡献。     

近代思想文化史领域的新突破——评郭国灿《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

近代思想史是一个已经形成了某些学术流派和有众多科研成果的领域。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李华兴《中国近代思想史》等著作代表了学术界对近代思想史构架的几种主要解释“范式”。然而郭国灿著《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一书却另辟蹊径,从材料到理论框架都有新的发现与突破。 首先,郭著提出了一个关于近代思想史的新的解释“范式”。如果说李泽厚是突出近代思想史的三大社会思潮的递嬗转换,冯契突出从古典哲学向近现代哲学转变、李华兴着重思想史的叙述的话,那么,郭著则从“人文精神的重建”即中国人的观念转型这个角度切入,从而以“戊戌”至“五四”作为一个基本时段建立了“人文重建”的近代思想史的解释范式,即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历程视为一个“人     

重振"国学"的现代意义

对于重振“国学”的态度与否,在“五四”运动前后已有过争论,也有了一定的结论,现在就此又有了一翻争论。由于当下争论者“国学”素养的肤浅,恐怕也未必能达到老调重弹的理论深度。应该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国学”作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成熟的文化形态代表,重振、反对或者以民间的自然立场任由发展都存在其合理的成份。其中主要原因不外乎“国学”在现代性面前所呈现出的两面性:一方面,它在崇尚理性、科学、民主、法制、工业、市场等价值要素为目的的现代性面前表现出的无能为力,使许多过分强调和追求现代化的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反叛之。另一…     

论中国哲学史人物研究的“四位一体”法

人物研究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要步骤.哲学史人物研究就是要将被研究者“客观还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被研究者哲学生命、精神生命和学术生命的“重生”.没有任何“一种”哲学方法能够做到这一点,但几种方法的“合力”会在一定意义上实现这样的研究效果.这个“合力”就是哲学史人物研究的“四位一体”法,即哲学史与思想史相统一、时间发展与空间拓展相统一、文本与话题相统一、主动创造性与客观逻辑性相统一.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参照系、本质及整体图景

社会主义中国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其参照系之一是西方现代性文明。西方现代性文明是经由西方率先开启的现代化历程所形成的首个现代性文明，但“先发”并不意味着“唯一”,文明自身的历史运动规律与范式多样性赋予了现代性文明以多样性、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合理性。人类文明新形态以马克思主义实践思维的辩证法思考问题、制定方案、推动发展，从而规避西方现代性之觞，实现超越。人类文明新形态依托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而存在，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偏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后发性决定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全新的现代性文明，离不开西式现代性文明的参与和建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因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现代性文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立足中国自身具体实际形成的现代化道路，因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性文明，是现代性文明的中国样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整体图景涵盖中国和世界两个维度，其中国维度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所囊括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之综合，其世界维度表现为构建以“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     

从当代发展观的嬗变看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诉求

发展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性概念,现代性发展观指引下的世界现代化运动给人类带来了物质上的盛宴,创造了一个现代性发展理念和模式的新神话,使现代人不自觉地迷失于发展主义和进步主义的幻象。20世纪中后期以来人类发展观的嬗变中,经典现代性发展观的普世性和合理性遭到质疑和颠覆,呈现出了从西方化向多样化、从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从片面的经济发展向社会全面发展,从征服自然向保护生态、从线性进步向风险发展转变的趋势。科学发展观以塑造新现代性为旨趣、以包容开放的和谐思维凸显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以人为本的价值诉求。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实践及其世界性影响为全球化背景下创造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现代性、开拓人类和谐发展的新道路提供了极其广阔的空间。     

“思想”如何成为“文学”的内在构成——对百年文学思想史路径的思考

思想史与文学史之间存在“关联性”。“思想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不是研究作为思想史一部分的文学,不是把文学史作为思想史的分析材料,而是将“思想史”作为“文学史”的一种研究方法;不只是关注思想影响了文学,而是讨论思想如何影响了文学,文学又以怎样的方式传达和创造了思想。因此,这一研究凸显的是“思想”与“问题”的对话——视野是思想史的,问题则在文学史。思想史视野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清理和呈现“外在影响”的同时更侧重关注“思想”如何成为“文学”的“内在”构成,因而,也是把“外在影响”转换为“内部生成”的一种考察,由此或可打开进入文学史乃至人类精神史的另一条路径,重启历史与当下的对话。     

后现代与中国现代化观念的转变

“后现代”是与“现代”对立的概念,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可籍此在更高起点上走一条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从而避免西方国家曾犯的错误。     

被遗忘的现代性:二三十年代美文小品的重新评价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流行的现代白话美文小品,其现代性价值取向在建国后半个世纪的文学史书写中被遗忘了。“被遗忘的”美文现代性可以从三个惟度来理解:一是现代小说文以载道的民族、国家、革命现代性话语淹没了现代散文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现代性话语;二是鲁迅战斗式的杂文小品遮蔽了周作人闲适式的美文小品;三是对新文学内容现代性的执着追认而忽视以致漠视了美文小品语言形式的现代性成就。对美文小品“小资”情调现代性的焦虑和恐惧是其被遗忘的历史宿命。     

从祖国接受和反思现代性——以日据时期台湾作家的祖国之旅为中心的考察

日据时期台湾作家的祖国之旅不仅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感,而且具有扩大视野,从祖国接受现代文明成分的意义。赖和兄弟从其厦门经验中认知医治国人精神病症的重要性;谢春木对于“现代化”兼具“接受”和“反思”两端,发现中国大陆作为半殖民地,与台湾一样存在着殖民性与现代性的纠葛与悖论。大陆经验使台湾作家更多从五四新文学中吸取营养,促进了台湾新文学的兴起和发展,如周定山与中国现代文学三大主题和鲁迅风格有相当的契合;王白渊在“艺术”和“革命”之间最终选择了后者,而这是诸多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共同“宿命”。     

现代性之惑与现代化之累

这些年来,学界对现代性内涵的探讨仍不甚了了,尤其对中国现代性的研究更是如此。中国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典型的“后发外生型”国家。现代化不仅仅限于政治、经济层面,文化与思维方式是一种更为隐性的制约因素。在现代化的视角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可能是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现代化实现方式。     

后现代性：鲍曼社会理论的建构视角

后现代性是鲍曼构建社会理论的视角,鲍曼通过对现代性的批判、对比研究,认为后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思维状态,它既是毁灭性的,也是建构性的。鲍曼不认为后现代性意谓着现代性的终结,但由于“后现代”的滥用,鲍曼用“流动的现代性”代替了“后现代性”概念,并认为消费主义是在后现代性视角下构建社会理论的中心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