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罚效益及其实现

刑罚效益是国家动用刑罚自身成本即刑罚的制定、刑罚的强制力和刑罚的实际适用、执行所获得的对罪犯的应有的、惩罚的效果和迫使人们不去或不再犯罪的效果。刑罚效益受制于刑罚目的 ,确定刑罚效益必须以刑罚目的为依据 ,适用某种刑罚必须考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刑罚目的。刑罚效益的实现是一个过程 ,体现在刑罚的创制、刑罚的适用和刑罚的执行三个阶段之中     

重新审视刑罚的价值

基本范畴是刑罚价值的立足点,而基本范畴本身又涉及刑罚的本质、功能和目的,并且它们之间又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刑罚价值包含刑罚本质、刑罚功能和刑罚目的——满足社会及其成员的刑罚需要,这种刑罚需要恰恰是通过刑罚功能所展现的刑罚本质.刑法所保障的价值是自由和秩序,故刑罚的价值亦是自由和秩序.     

从功利刑罚观到现代刑罚观——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刑罚观的发展

传统社会管理模式下的刑罚观是功利刑罚观,即万能刑罚观、重刑刑罚观、惩罚刑罚观。在社会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已经没有能力应对的情况下,社会管理创新成为必由之路。社会管理创新呼唤树立新的现代刑罚观,现代刑罚观是和谐刑罚观、理性刑罚观、人本刑罚观、公正刑罚观和效益刑罚观的有机统一。     

刑罚功能的局限性及其刑事政策意义

犯罪学理论和刑罚实践都表明,刑罚的预防犯罪功能是有限的,尤其表现为刑罚威慑效果的暂时性。同时,刑罚的功能是相对的———刑罚在具有积极功能的同时,也具有一些不容忽视的消极功能或负面影响。认识刑罚功能的局限性,对于倡导和实行非刑罚预防、综合治理和刑罚节俭等刑事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犯罪成本与职务犯罪预防

职务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一般会考虑犯罪成本,犯罪成本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刑罚成本。对于职务犯罪人来说,主要考虑的成本是刑罚成本,刑罚成本的影响因素包括刑罚的确定性程度和刑罚的严厉性程度。目前我国职务犯罪的法定刑严厉程度较高,但实际适用的刑罚严厉性程度并不高,刑罚确定性程度也不高,因此,要有效预防犯罪,应当通过提高实践中的刑罚严厉性程度和刑罚确定性程度来提高职务犯罪的成本。     

刑罚制度对国情因素的理性回应

影响刑罚制度建构中的国情因素主要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失序、法治传统的缺失、民众朴素报应观与现代刑罚目的之冲突等,刑罚制度对国情因素的回应和吸纳应以积极因素为限,止于消极因素,立足于刑罚目的,发挥刑罚功能,通过刑罚的合理配置和运用发挥刑法的行为规制和法益保护机能,践行我国刑罚制度的当代使命。     

由公正到效益--罪刑均衡到刑罚个别化的价值嬗变

历史上有两个相对的刑罚适用原则罪刑均衡和刑罚个别化.罪刑均衡原则要求刑罚应当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体现了刑罚的公正价值;刑罚个别化原则要求刑罚应当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体现了刑罚的效益价值.为了遏制高涨的犯罪现象,刑罚的适用原则由罪刑均衡发展到刑罚个别化,刑罚的价值追求由公正转化到效益.伴随这一历史变化的是一系列的变化过程.     

刑罚效力的犯罪学分析

刑罚效力是一个属于刑法学意义的概念,长期以来刑法学界集中于刑罚报应和预防本质价值的刑法学论证,逐渐的由对立走向了统一。刑罚效力的犯罪学正效应包括刑罚效力的惩罚性、威吓性和教育改造性;刑罚效力由于刑法的阶段本质、刑罚配置不合理等原因,同样存在着负效应。应从刑法制定的充分民主、刑罚制度合理性以及执法的程序性等方面来避免刑罚效力负效应。     

刑罚执行政策:被漠视与混淆的概念

刑事执行包含刑罚执行的内容和非刑罚方法执行的内容。刑罚执行政策作为刑事惩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刑罚执行的策略、方针、措施和原则,贯穿整个刑罚执行阶段,指导刑罚执行活动,是国家和社会应对犯罪问题在刑罚活动中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     

试论惩罚犯罪的刑罚目的

探究刑罚惩罚犯罪目的的价值、刑法学界否认刑罚惩罚犯罪目的的原因以及我国刑罚惩罚目的的历史根源和伦理基础。刑罚惩罚目的是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于刑罚目的的必然要求。刑罚目的应以通过刑罚惩罚犯罪,伸张社会正义作为其追求的价值目标。     

基于SWOT的侵犯著作权犯罪设置资格刑之分析

侵犯著作权犯罪在现代社会日趋严重,近年不少国内学者提出利用设置资格刑的方式来遏制这类犯罪。通过借助交叉学科的研究视野,基于SWOT分析方法对侵犯著作权犯罪设置资格刑的SWOT因素和SWOT矩阵进行了分析,认为设置资格刑并非一项简单工作,我们必须从多方面具体策略出发进行设置。     

贪污罪法定刑的配置和完善

文章结合法定刑的配刑原则,即统一配刑原则和明确性原则,讨论了刑法典中贪污罪法定刑配置方面的缺陷,如起刑点的模糊、财产刑的可并或不并、资格刑的空缺、死刑的浪费等。最后,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如删除生命刑、延长自由刑、完善财产刑、增加资格刑、明确起刑点等。     

前置治安审批制度改革后行业场所治安管理的基本思路研析

行政(治安)审批制度的改革给传统公共场所的治安管理模式带来了巨大冲击。要依法履行管理职责,就必须结合现代警务运作机制的改革,更新管理理念,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管理模式,逐步构建以“告知、检查、处罚”为核心的专业治安管理机制,并通过整合社会行政管理资源,探索行业场所治安管理的社会化方向。     

"宽严相济":和谐社会语境下职务犯罪立法的定位与选择

在打击职务犯罪过程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现行的职务犯罪立法存在着贪污罪构成标准过高、渎职罪成立条件过严、贿赂罪法网设置过松及死刑作用夸大、资格刑功能错位、罚金刑地位缺失等宽严失调的现象,故必须从立法降低贪污罪的构成标准、放宽渎职罪的成立条件、严密贿赂罪的法网设置及废止死刑、改造资格刑、增设罚金刑等。     

我国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思考

面对日益猖獗的职务犯罪,我国当前采用的是"厉而不严"的刑事政策,表现为死刑规定存在立案标准低、刑法规制范围不严、法定刑幅度过大、罚金刑和资格刑缺失。这种刑事政策模式过分夸大了刑法及重刑对治理犯罪的作用,减损了犯罪的治理效果并且不具有惩治和预防犯罪的功能。因此,我国职务犯罪的刑事政策应由"厉而不严"转向"严而不厉":通过拓宽刑法规制范围、细化法定刑幅度、增设罚金刑、资格刑来实现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严";通过废除死刑、提高立案标准来实现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不厉"。     

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三维模式——以“毒胶囊”事件为起点

食品药品安全的刑法规制正在形成以风险控制为中心的三维立体模式并可进一步加以完善。法益保护的前置化着重于一般预防,主要是抽象危险犯的设置;资格刑的配置着重于特殊预防,从立法完善的角度,可增设禁止从事一定职业的资格刑;对监管责任的强调和特别规定,则旨在从制度上堵塞漏洞,及时发现和查处相关违法犯罪行为,控制犯罪风险。     

增设以单位犯罪为适用对象的资格刑刍议

提出了增设以单位为适用对象的资格刑,并从与单位犯罪作斗争的需要和刑罚体系科学性的要求两方面论证了必要性,从我国行政立法和执法的经验可供参考与国外关于资格刑立法可供借鉴两方面论证了可行性,同时设想设立停业整顿、限制从事业务活动、强制撤消三种资格刑。     

信息时代的新计划经济论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当代两种主要的也是相互竞争的经济体制。在20世纪末期以来的经济全球化中,市场经济几乎一统天下。然而,一些左翼学者以迅猛发展的信息技术为支点,提出了新计划经济论。他们认为计划经济具有优越性,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传统计划经济进行革命性改造,可使计划经济更客观、更具有反应性。新计划经济论总体上还是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构想,存在一些本质性的缺陷。但新计划经济论提醒人们,信息时代的市场经济不等同于新自由主义,要注意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相结合,运用信息技术完善市场经济。     

试论宽严相济的商业贿赂惩罚机制之构建

打击和预防商业贿赂,实现反腐败与整顿市场经济的双重效果,是我国治理商业贿赂专项行动的目标和方向。国家重拳出击惩罚商业贿赂,在行政和刑事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惩罚的社会效益低下,国家作为实施惩罚的主体查处的成本高,没有实现最小的付出换来最大的效益。因此,建立一种低成本、高效益的惩罚机制,实现惩罚最优,兼具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效果,是我们治理商业贿赂的最高要求。     

"宽严相济":和谐社会语境下职务犯罪立法的定位与选择

在打击职务犯罪过程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现行的职务犯罪立法存在着贪污罪构成标准过高、渎职罪成立条件过严、贿赂罪法网设置过松及死刑作用之夸大、资格刑功能之错位、罚金刑地位之缺失等宽严失调的现象,故必须立法降低贪污罪的构成标准、放宽渎职罪的成立条件、严密贿赂罪的法网设置及废止死刑、改造资格刑、增设罚金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