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功能、原则及意义初探北大核心CSSCI

单一依靠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存在严重缺陷,群体性事件的善治要在政府与公民社会良性互动中实现。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可以发挥其信息收集与传递、构筑沟通和对话平台、社会服务和社会监督、宣传和教育等功能。同时,非政府组织应坚持沟通合作、独立自主、依法和有序参与等原则,在参与过程中应勇于担当责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努力提升社会公信力,树立长远目标。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对各层级政府、非政府组织自身以及利益受损群体具有重要意义,是维护政治稳定、增进社会和谐有生力量。     

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功能、原则及意义初探

单一依靠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存在严重缺陷,群体性事件的善治要在政府与公民社会良性互动中实现.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可以发挥其信息收集与传递、构筑沟通和对话平台、社会服务和社会监督、宣传和教育等功能.同时,非政府组织应坚持沟通合作、独立自主、依法和有序参与等原则,在参与过程中应勇于担当责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努力提升社会公信力,树立长远目标.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对各层级政府、非政府组织自身以及利益受损群体具有重要意义,是维护政治稳定、增进社会和谐有生力量.     

现代政府治理模式理论述评

政府的治理过程是公共行政领域价值导向的转换过程,传统行政经过新公共管理运动到服务型政府的塑造,围绕着政府治理什么和政府如何治理而展开。政府治理是各种相关主体的互动过程,其工具的选择存在着多元化的倾向,与改革决策和制度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困境与政府的责任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求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在政策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其现实困境是:以政府的体制吸纳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社会治理主体系统,会造成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强势行为,很可能造成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对未来预期的判断力和承受能力的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绝对主导和领导,也会造成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对非营利组织造成挤压。实现国家治理层面的政府与社会治理层面的非营利组织有效合作,必须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责任。其责任就是构建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即构建社会信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公共对话机制、改革非营利组织的登记制度,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政府责任实现的公共政策是:构建非营利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四维"合法性政策,完善非营利组织运行与发展的资源获取政策。     

跨界公共治理与平台型政府构建

跨域公共事务、特大应急事务、平台经济的政府监管给属地管理运行模式提出新的挑战,表现为跨界公共事务治理的外部性困境、动员性困境和合法性困境。整体性政府理论、网络治理理论和协同监管理论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使得政府趋近于一个整合各方治理资源的平台,为突破跨界公共事务情景下的属地管理困境提供理论支撑。构建平台型政府以党对国家治理主体的全面领导为政治基础、以跨界整合主导的协作网络为组织基础,以数字政府转型为技术基础,表现为通过跨界整合、助推多元主体有效合作的协同治理格局。     

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政府的责任逻辑:基本范畴、现实样态与实践进路

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具有复杂性和系统性,而规避和应对风险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基层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功能,在一国风险治理体系中基层政府担负何种责任、履责状态如何直接关系到风险治理的实际效果。基层政府风险治理的责任逻辑可以从责任归属、责任评价和责任追究等三个层面加以考察,由此引申出个体责任与集体责任、过程责任与结果责任、追溯性责任与前瞻性责任等三个基本逻辑关系范畴。在风险治理情境下,一些基层政府遵循一定的责任逻辑,在现实治理活动中呈现出主体转嫁型、形式泛化型和行动迟滞型等三种避责样态。在未来的风险行动中,基层政府责任逻辑的实践进路应是：通过集体认知的聚合,规避基层官员个体责任的陷阱;通过风险治理流程的再造,形塑基层政府的结果责任状态;通过行动韧性的培植,催生基层政府的前瞻性责任能力。     

地方政府网络治理稳定性影响因素研究

网络治理理论以其整合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的理念而引起越来越多公共管理研究者的兴趣,如何使其顺畅运行,取得稳定的运行状态成为公共管理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对地方政府网络治理及稳定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和分析,识别了资源依赖、关系质量、稳定性3个变量,进而提出资源依赖、关系质量、稳定性变量间影响关系的假设,最终形成地方政府网络治理稳定性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在调研访谈的基础上,对西安、南京、深圳等地政府部门进行问卷调查,通过SEM分析,结果表明,资源依赖对稳定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同时资源依赖还分别对关系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关系质量中的信任和沟通也分别对稳定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而承诺对稳定性的直接影响不显著。据此,在地方政府网络治理过程中,需要对主体间的分工进行明确,注重治理主体资源与能力互补的重要性,重视关系质量的维护。     

嵌入性治理：公众利益诉求理性表达的路径探析——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为视角

社会协同是创新社会管理格局的核心内容之一,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过程是多重张力催生的结果。通过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将促进基层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以此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当前。在由单纯的政府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发展态势下,民间组织的嵌入性治理可以有效发挥其整合处于分散状态的公众利益诉求、实现公众与基层政府信息的双向传递及合理分担基层政府部分社会管理职能的功能价值。通过政府一公众间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双重目标。     

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治理中的信息沟通机制研究——开放系统理论的视角

在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的过程中,如何通过完善信息沟通机制来推进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进程,是摆在区域政府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信息沟通机制的完善在实践中遇到多种障碍因素,借鉴开放系统理论的研究视角,多元主体信息沟通机制的完善可以从政府间、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两个方面加以推进。政府间信息沟通机制的完善有赖于健全的信息沟通制度规范体系、网络型的信息沟通体制、完善的责任机制和有效的激励机制;而政府与公众之间信息沟通机制的顺畅,则取决于信息沟通主体沟通能力的提升、畅通的多中心信息传播渠道、完善的规则体系和监管体系等。     

协同治理:农村环境治理的方向与路径

协同治理是在对碎片化治理批判基础上形成的全新农村环境治理模式,主张通过政府内部机构间以及政府与社会间的互动合作提升农村环境治理有效性,其中,协调、整合与信任是实现协同治理的关键。随着农村环境治理日趋复杂多变,传统环境治理碎片化呈现出价值理念碎片化、组织结构碎片化与方法体系碎片化等诸多不良状况。协同治理强调资源利用最优化与公益最大化,不仅是化解农村环境治理碎片化的有效工具,也是实现农村环境治理创新的理性选择。农村环境协同治理格局的实现需要塑造协同治理文化理念,构筑农村环境治理信任机制;构建协同治理组织体系,塑造农村环境治理整合机制;搭建协同治理信息共享平台,构筑农村环境治理协调机制。     

善治视阈下的责任政府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治理进路

为了避免出现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的双重困境,需要建立一个有效、有为、有力、有责的现代责任政府,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善治为责任政府建设提供了理论前提和分析框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治理的现实逻辑则为责任政府建设提供了新的内涵和实践动力。当前,应在善治基础上建设理性、生态、有为、法治、民主、协作的责任政府,建立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互动、政府行政职能与社会自治功能互补的多元治理机制,形成政府主导公正、市场提高效率的治理模式,从而使政府治理体现善治要求的权力分享的内在本质属性和市场经济治理要求的公平、自由、效率、法治、生态,最终实现经济治理以及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善治效果。     

协商民主:城市基层治理的有效模式——基于上海H社区的个案分析

上海H社区的个案分析表明,协商民主能为城市基层治理提供有效的利益整合机制,公共参与的协商、沟通机制,而且还能促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实现善治。但是,在思考城市基层治理与协商民主实践之间的关联时,必须要看到,城市基层治理所需要的是协商民主而不仅仅是协商的手段或方法,即必须使协商民主成为一种民主模式,进而使之成为政府与公民合作时不能忽视的一种机制。     

政府治理数字化的时代课题探讨

数字化时代开启了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型与变革。数字化力求政府治理理念、流程管控与运行机制的全面革新,力求以智能计算为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技术支撑与科学依据。当前,我国政府治理数字化仍存在新的数字技术与政府架构体系的适配风险、数字化政府治理与公众参与的效能差异、数字鸿沟的非正义性与数据精度失真引发决策风险等现实问题。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要正视数字化技术的影响,以数字化作为目标和路径。为此,政府治理数字化要积极化解数字化技术与政府架构之间的适配风险,推动多元主体的数字化协同治理与良性互动,通过跨界合作实现技术与治理领域的有效沟通。     

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的政府数据治理改革

在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应然性来看，政府数据治理改革至少要实现以下目标：地方政府能够切实重视并将数据治理改革有机嵌入决策系统，切实推进政府间的横向协同与合作治理能力，数据和信息等核心资源能够被安全、有效地利用和整合，公众能够享受到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技术所带来的高品质公共服务。为此，应该加强对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战略导引和政策支持，重视数据治理技术应用中的安全风险问题，注重数据治理实践中技术平台间的系统融合，优化基于数据治理技术创新的公众参与渠道和机制，构建针对政府数据治理技术运用的全方位管控体系。     

城市管理模式创新与基层秩序重建——基于郑州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分析

网格化管理是适应城市转型发展的一种技术创新,通过整合基层治理资源,增强基层的治理能力,以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有效衔接。但网格化管理受到传统管理惯习的制约,难以完全达成预期目标。因此,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管理机制、创新发展思路,以政府执行责任和意识塑造为核心,实现城市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变,构建一个基层服务、管理和自治有效衔接、多元联动的新型治理模式,从而不断提升城市管理的水平和质量。     

增能居民:社区参与的主体性逻辑与行动路径

参与不足是当前社区治理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其实质是作为现代社会共同体的居民主体性的缺失。主体性的塑造与强化,是当前拓展居民参与深度和广度的基础,其关键在于增强居民的行动能力。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视角下,意识培育、民主协商、互动协作、技术创新等要素通过有效整合,可以构建较为完善的增能机制。在政府、社区、社团及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复合性互动过程中,优化资源配置、开发专业技术、完善组织网络及实化自治权利,是促成居民主体性"复位"和彰显从而推进社区参与的可行路径。     

平台型治理:内涵、缘由及价值析论北大核心

平台型治理是公共部门在治权开放共享的基础上利用多边(双边)平台的空间、资源与规则,联接相关利益群体以促进他们之间互动合作、相互满足并创造公共价值的治理模式。平台型治理为公共事务共治提供了操作框架,为公共服务的多元化供给与开放式创新提供了空间、渠道、工具和机制。平台型治理模式是平台时代、合作治理时代、全球化3.0时代、信息时代、创新2.0与政府2.0时代的产物,也是走出治理困境、推动治理现代化的需要。重视和加强平台型治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地方政府如何提升环境协同治理能力？——基于H市环境治理的案例研究

地方政府环境协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通过整合协同治理理论、目标设置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构建“目标—政策—资源”地方政府环境协同治理能力三维分析框架，并结合H市环境治理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目标协同维度存在时间和主体两个子维度，在时间子维度上要实现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间协同，主体子维度上要加强政府内外多主体目标间协同；政策协同维度包括纵向和横向协同两个层面，在纵向上地方政府应与中央政府实现政策协同，在横向上环境政策应与经济政策及其他相关政策保持协同；资源协同维度涵盖人、财、物以及信息资源的协同，人、财、物协同提供基础支撑，信息协同提供数据支撑，从而增强协同治理能力。因此，地方政府应从制定区域协同目标、提高政策协同度和加强信息化建设等路径提升环境协同治理能力。     

社区组织结构优化：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应然选择--以杭州“上城模式”为例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和社会自治管理的有效对接、互动互补、多元协商的复合社会治理结构，为此需要理顺社区组织间关系，实现组织结构—功能的内在整合与机制优化。杭州市上城区通过搭建“333+X社区大服务体系”架构，尝试推动社区复合型管理体制创新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借鉴。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城市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围绕顶层设计科学化、社会组织“紧密化”、参与主体多元化、社会管理智能化、运行机制长效化等几个方面来推进。     

基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公司治理结构

会计信息是两权分离下所有者和经营者沟通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桥梁,是资本市场中投资者决策的直接依据。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对资本市场的完善至关重要,是公司内、外部治理结构有效运行的基础。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会计信息质量不高,不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其重要根源。我们要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为中心,采取措施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以实现资本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