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计算标准新设计

我国现行知识产权各单行法规定的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计算标准主要有实际损失、非法获利、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以及法定赔偿四项。除此之外,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用以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还有约定赔偿、酌定赔偿、综合赔偿(或称裁量性赔偿)等计算标准。通过判例样本采集与统计分析,在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审判实践中,我国人民法院适用法定赔偿标准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比率非常高,超过了判例样本总数的90%。这种做法导致了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严重偏低的后果,引起了各界人士的诟病。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应修改完善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计算标准,以增加计算标准、提升损害赔偿额度,促进创新驱动发展。     

论公证赔偿范围

公证赔偿范围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公证赔偿范围仅指直接损失，不包括间接损失。另一种观点认为，公证损害既包括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也包括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主张精神损害虽然具有无形性，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但对部分间接损失和特定精神损失也应当予以赔偿，以弥补过错公证行为对当事人的精神损害，即公证赔偿责任不仅应当承担物质损失的赔偿，精神损失亦应考虑在赔偿范围内。     

专利侵权之许可费损失赔偿研究

在同一侵权行为的不同侵权部分分别导致了利润损失与许可费损失的侵权状态下,后者作为专利侵权的损失形式之一,应以现实财产损失的形式被纳入损害赔偿范围,并与利润损失并立构成完整的侵权损失.我国现行专利侵权损害赔偿体系中的每一计算规则均独立地用于计算出整体的侵权损失,对于权利人分立于利润损失之外的许可费损失,损害赔偿体系未在整体侵权损害中明定,亦未将其区别于利润损失予以分别计算,合并赔偿.据此,未来专利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有必要进行适当调整,明定并计算许可费损失,以此实现完全赔偿原则.     

侵权死亡赔偿的理论学说与制度设计：基于个人福利角度的分析

死亡赔偿不是对死者本身的赔偿,而是对死者近亲属的赔偿。其请求权基础是死者近亲属受到了相关的损害,立法宜采固有损害说。死者近亲属遭受的损害包括增量损失、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都应针对个案评估相应赔偿额,用以填补受害者损害,使其恢复原有的福利水平,在立法上可采福利水平维持说。赔偿绝不能实行全民统一的赔偿额度,侵权法不应该有改善社会收入差距的冲动。     

论惩罚性损害赔偿

序侵权损害赔偿的赔偿原则是指依归责原则和责任要件在确认加害人应负责任的情况下,决定赔偿范围的准则。它解决的是应当赔偿哪些损害、赔多少的问题。这一赔偿原则的确定取决于侵权损害赔偿的目的和实现条件。侵权损害赔偿以补偿受害人损失为一般     

论服务质量侵权责任

服务质量侵权责任是指服务的提供者因服务质量存在缺陷 ,致使他人人身或财产遭受损害而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它是独立于产品质量侵权责任、建筑质量侵权责任的一种特殊民事侵权责任 ,并与后两者并行组成我国“三位一体”的质量侵权责任制度。服务质量侵权责任具有“竞合性” ,服务质量存在缺陷是构成服务质量侵权责任的前提条件 ,过错推定兼公平原则是其归责原则。服务质量侵权责任的损害赔偿不仅包括对人身损害、财产损害的赔偿 ,还应包括对精神损害的赔偿。     

普遍性侵权、机会主义与侵权现象的法律控制--对传统侵权法的反思

传统侵权法从补偿受害人损失的基本功能定位出发,确立了赔偿受害人实际损失的原则。在现代社会中,由于普遍性侵权的大量存在,按照这一原则确立的侵权制度可能被侵权人用来谋求巨大的利益。由此形成的侵权制度在某些场合不仅不能有效地抑制侵权,而且还可能产生激励侵权的效果。这是因为侵权救济中存在着各种机会因素及其被侵权人利用的可能性。为防止普遍性侵权现象的泛滥,应当从宏观控制的角度出发,建立作为社会控制对策的综合侵权控制法律机制。     

论船舶油污损害的损失分担

船舶油污损害损失分担是指由导致油污损害的船舶所有人、石油进口商和船旗国等主体,按照一定的归责原则和赔偿序位,对船舶跨界油污损害的受害者所遭受的损失分担赔偿义务的法律机制。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国际社会逐步建立了船舶油污损害损失分担的制度模式,确立了民事责任人的限额民事责任和石油进口方的限额赔偿义务,但没有涉及船旗国的国际赔偿责任。从船舶油污损害损失分担的概念入手,对现行分担船舶油污损害损失的主体及其局限性进行分析,论述建立有船旗国参与的船舶油污损害三级赔偿机制的基本框架及其意义。     

法定赔偿在著作权司法适用中的变异

在著作权侵权情形，由于权利人损失与侵权人获利难以计算导致法定赔偿的广泛适用。个案例证了法定赔偿在司法适用中变异为惩罚性赔的客观存在。这种变异导致背离著作权侵权赔偿的立法原则、反侵权经营和稀缺司法资源的霸占与浪费。因此，法院在适用法定赔偿原则时应慎重行事，以全部赔偿为基础，既不能让侵权人通过侵权获利，也不能让权利人进行反侵权经营。     

作为行政侵权客体的精神权利

精神权利作为行政侵权的客体经历了一个不予承认到给予承认,从最初的采取限定主义原则到后来的非限定主义原则的过程,而且精神损害赔偿范围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我国的行政侵权制度并未否定精神损害赔偿,只是很不完善。在我国建立行政侵权精神损害的赔偿金制度是必要的,为了切实地保障行政侵权中的精神权利,应当遵循全部赔偿的原则,而且要对赔偿数额进行量化。     

论渎职犯罪“损失”之判定

划定渎职罪损失的范围，应当将非物质性损失和间接损失纳入。渎职罪的间接损失系指由直接经济损失引起和牵连的其他损失。债权无法实现，可期待利益损失都是间接损失。渎职犯罪损失的计算应当以立案侦查时为最后期限。单次渎职行为造成的损失未达到犯罪，只要未经处理的，其损失数额可以累计。     

论结果加重犯的构造

对结果加重犯的构造的探讨可以围绕对基本犯罪和加重结果的阐释而展开。基本犯罪可以是危险犯，也可以是行为犯。加重结果是结果加重犯的独特的构成要件要素。加重结果与基本结果的性质是否相同，不影响结果加重犯的成立。     

给付性保险中保险利益的制度构造——基于比较法的视角

保险利益原则在给付性保险中有其适用的余地,但我国保险立法上的规定需作调整。一般的给付性保险中,明确规定保险利益具体情形的方式应予以保留,被保险人的同意作为保险利益的例外推定条款。死亡给付性保险的规定应改造为实质上的保险利益加被保险人的同意双重要件。保险利益的存在主体,从抽象归属方面而言应属于受益人,而在具体归属方面则应区别一般的给付性保险和死亡给付性保险规定相应的具体情形。在给付性保险中,应当要求在保险合同生效时和保险事故发生时皆具有保险利益。     

污染环境罪的未遂

污染环境罪的未遂包括作为结果犯的未遂和作为结果加重犯的未遂。作为结果加重犯的未遂,是指对环境污染本身持故意,对于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加重结果持过失的污染环境罪未遂。司法实践中存在直接判决污染环境罪未遂的判例,也存在提及是否可以成立污染环境罪未遂的判例,但更多的是对成立污染环境罪未遂未予提及的判例。在刑事立法未及增设污染环境罪具体危险犯的情况下,对污染环境罪未遂的肯定无疑对于司法实践起到了指引作用。但污染环境罪抽象危险犯的功能是污染环境罪未遂所无法替代的。     

The Standardisation of Tort Damag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nature, scope, rationale and merits of the standardisation of compensatory damages in tort law, ie the fact of giving the claimant not the value (subject to ordinary limiting principles) of his own loss, but that of the loss which an ordinary claimant placed in the same circumstances would have suffered. Standardisation happens in respect of pecuniary and non‐pecuniary losses, direct and consequential losses, and also normative losses. Its two main spurs are either that the orthodox award would not give the desired result—typically ‘too little’ damages—or that it runs into evidentiary difficulties, which the award of a typical sum overrides. While epistemic standardisation (which is not strictly standardisation) might be acceptable, the avowed granting of compensatory damages which do not aim to correspond to the claimant's own loss should be resisted, and is in any event impossible because consequential losses can never be meaningfully standardised.     

期望损害赔偿的实现:替代交易的研究

在损害赔偿法中,替代交易是一种有效的计算期望损害赔偿的方法,其已经得到各国国内立法以及国际条约或示范法文本的支持。替代交易相对于传统的期望赔偿或实际履行有独特的理论优势和操作性便利,如接近合同履行后的地位、增加确定性、阻止或最小化间接损失的社会成本、有效分配市场风险等等。替代交易的构成体现为实体要素和程序要素,其中实体要素中合理性最为重要,实践中有必要将替代交易分为搜寻和实际选择两个阶段,而且替代交易无需经由法院或非诉讼程序。替代交易是一种任意性救济方式,只适用于不履行的情况,同时在其适用上不限于商事交易和货物交易等。我国未来的合同法修改应当将替代交易予以制度化,以使期望损害赔偿更具现实力,实现合同救济的目的。     

论危险犯的既遂、未遂与中止

危险犯有既遂形态,也有未遂等未完成形态。危险犯中既有结果犯也有行为犯,对结果犯而言,法定的犯罪结果发生是其既遂的标志,但对行为犯来说,则应以法定的行为完成作为既遂的标准。法定的危险状态出现后,危险犯中的结果犯在犯罪结果发生前还有可能中止犯罪,但危险犯中的行为犯则不可能成立犯罪中止。危险犯的犯罪中止不可能是相对于实害犯的中止。     

“现代化”指标体系研究的再认识——兼论“提前”、“率先”应当慎提

由可操作化的现代化概念到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出现,是认识的深化,反映了社会的进步.所谓"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本不存在,却对我国的现代化研究和现代化实践产生了误导.十六大以后国内关于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的指标体系研究有了新进展,但从一定意义上讲仍然不够科学、不够完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则代表了目前指标体系研究领域的国际先进水平,引入这一目标体系,将对我国的现代化指标体系研究和全面小康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产生积极影响.     

严格限制结果加重犯的范围与刑罚

我国刑法中的结果加重犯数量繁多,是适用死刑最多的犯罪类型;但是,结果加重犯是结果责任的残余,缺乏加重刑罚的合理根据。因此,一方面,要严格限制结果加重犯的成立范围:加重结果必须是成立条件之外的、具体罪刑规范阻止的加重结果;被害对象必须限于基本行为的对象;基本行为必须具有发生加重结果的特别危险性;因果关系必须符合"直接性要件";行为人对加重结果至少有过失,而且对人身伤亡、公共危害之外的加重结果必须具有故意。另一方面,也要从量刑上限制结果加重犯的刑罚。     

结果犯范围的新思考

我国居于通说地位的观点认为,结果犯的结果只能是物质性结果.这种观点值得反思.结果犯的结果在表现形态上既包括物质性结果,也包括非物质性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