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行政法制文化研究导论

传统中国的行政,有一套发达的制度;与这套制度相关,有一套发达的思想体系.二者舍起来就是中国传统行政法制文化.中国传统行政法制文化,不同于近现代民主宪政之下的行政法制文化;传统中国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制理念.但是,生长于东亚大陆农业社会土壤之上的中国传统行政法制文化,有着非常鲜明的特色,有着内在的特殊逻辑体系.应尝试将传统和现代两种不同的行政法制理念结合起来,用现代法律文化语言符号系统重新勾画中国传统行政法制文化体系.     

论地方行政首长的法律地位与产生方式

地方行政首长是地方政府制度中的重要内容,地方行政首长的法律地位主要有三种:作为地方行政机关首长;作为地方首长和作为中央或上级政府的代理人.地方行政首长主要通过居民直接选举、地方代议机关选举、任命或聘任、中央或上级政府任命等方式产生.地方行政首长的法律地位和产生方式,决定于地方民主的发展水平,也与地方自治等基本价值理念有着密切关系.中国是复合单一制国家,存在不同的地方制度,不同地方行政首长的法律地位和产生方式也不一样.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地方行政首长的法律地位和产生方式或将发生相应的变化.     

行政法律文化在中国的传承与发展

中国传统行政法律文化源远流长。自清末以降 ,传统的行政法律文化在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冲突中逐渐转型。正是传统与现代之间冲突与互动的矛盾运动促进了中国行政法律文化的发展。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价值张扬与功能变迁——从“行政帷幕”到“司法前台”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作为一项凝结中国智慧的现代司法制度形式,随着地方政法试验的应时兴起与地方法治的激烈竞争,该制度实现了从地方试验到中央立法的地位蝶变.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是其原初功能,伴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该制度衍生出行政治理能力与司法治理能力双向建构、共同提升的治理功能.然而,实践观察表明该制度运行绩效仍然徘徊在“出庭应付”与“出庭出彩”之间,出庭应诉热及出庭应诉率畸高畸低背后隐藏着实践隐忧.因此,该制度的革新路径在于:导入以审判为中心诉讼理念,实现庭审实质化的同时,坚守解纷功能与张扬治理功能,实现该制度从诉讼制度到治理机制的跃迁.至此,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彰显了行政机关负责人从“行政帷幕”走到“司法前台”的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价值张扬与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修为.     

论我国行政判例制度的构建——基于美国行政判例法与制定法互动之启示

我国已于2010年建立了案例指导制度,但该制度下的行政案例指导并未对我国行政法治建设进程中所遇困境有针对性的回应.首先,行政程序法典长期缺位,新《行政诉讼法》仍未正式推出,行政案例指导无法发挥司法续造功能积极应对制定法的滞后与缺失.其次,行政案例指导虽能直接压缩法官酌定权的弹性空间,却未能有效防止行政机关恣意裁量.美国联邦行政法的发展历程中,行政判例法与行政制定法在行政机关法规制定、行政机关行政裁决、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方面都有着良性互动.通过对我国行政案例指导的现状分析,总结不足,借鉴美国经验,提出构建与我国行政制定法良性互动的行政判例制度之建议.     

国家政权建设背景下的行政控制——南京国民政府“乡村自治”的实践路径、历史困局及当代启示

20世纪20、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以法律形式将乡村自治确定为国家政治制度。由于国民政府以"行政控制"为实践路径,严重背离了地方自治的制度精神,导致政府与农村社会之间缺乏良性互动与有效合作。农村社会的排拒使"乡村自治"制度最终在多数地方流于形式。     

建国60年来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的变革与展望

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的重构是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工程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地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国60年来,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的调整和改革,基本上延续了传统中国的治理逻辑和治理术,即以属地管辖和行政内部发包制为特征、由职权同构和行政分权构成的多层级的地方政府结构为基本治理结构。为适应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现实要求,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必须根据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制度设计,对既有的地方治理结构进行改革和调整。以民主化和地方自治促进和改善地方治理,使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以及相应的产权、财税权和人事权等制度走向法治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现代大学制度视域下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要求。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于处理好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本文基于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解决两种权力协调的具体途径,促进我国高校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良性互动,从而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     

超越政策动员:"合作治理"何以有效回应竞争性制度逻辑——基于X县流域治理的案例研究

政策执行是国家治理中纵向、横向政府间关系的交汇点,受到参与其间的多元主体和卷入其中的各种资源的制约,如何在政策执行中有效动员与整合各种治理资源是一大难题.从中国地方政策执行实践来看,部门执行职责分工与整体协同行动之间存在明显张力,短期兴奋剂效应与常态治理模式存在明显罅隙,依赖行政权威的政策动员与竞争性制度逻辑不相适应.通过追踪X县流域治理行动,利用扎根理论构建"制度—行动者—机制—结果"的合作治理框架,可以揭示竞争性制度情景中,不同行动主体策略性互动产生政策动员的诱因,也可提出超越政策动员的整体性合作治理的要求.     

地方政府深化简政放权改革的困境与突破——基于行政生态学视角的分析

改革越是深入,越需要突出行政系统与环境的互动作用。以"强制性制度变迁"加"摸着石头过河"为组合方式的地方政府简政放权改革,面临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沟通网络等行政环境要素的困境。突破这些困境需要树立整体政府思维、拉近政策制定与落实距离、坚持政务公开、完善联动机制。     

浅析明朝私人海上贸易与白银货币化之关系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变迁。在明初,白银并不是合法的流通货币,但由于明朝社会内部的变动,特别是明朝在对外贸中长期保持顺差,在明朝中后期通过私人海上贸易使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为白银的大量流通奠定了基础。白银货币化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逐渐完成,而明朝的白银货币化猛烈刺激了中国的白银需求,进一步拉动了海外私人贸易的发展。私人海上贸易与白银货币化的双向互动,见证了明朝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并且成为了明朝与世界联系的纽带,使得明朝参与了世界贸易体系的初步架构,在世界贸易的整体化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实学与闽学在台湾儒学发展中的思想对立及合流

台湾儒学发轫时期,明郑引入的浙东学派实学思想占据主体地位;清朝统一台湾后,闽学伦理思想逐渐兴起,实学精神转入地下隐抑状态,并在传播方式、思想受众、思想取向上与闽学伦理产生对立;近代以来,随着列强入侵,实学精神再度兴起,并逐步与闽学合流,抵御了外来文化入侵,传承了儒家文化传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台湾儒学体系。     

从进奏院状到定本制度:传播制度的创新

从唐代进奏院状到宋代定本制度的历史变迁,是传播模式的转变,更是一种传播制度的创新。质言之,定本制度是宋朝文官制度的从属制度,它通过编辑权的集中,加强了宋朝的中央集权体制,在信息传播方面强化了专制的皇权。     

略论唐代的两税法

两税法是唐德宗时宰相杨炎制定的,于建中元年(公元780年)颁布,此后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沿用 了八百年之久。在中国的田赋史上,唐代的两税法既是匡时济世的重大改革,又是中唐以后中国赋税制度的中 枢,它对中国的财政制度影响深远。     

试论中国古代“母亲”概念的异化——以服母丧的变化为视角

从唐朝到明朝,服母丧的规格不断提高,到明朝时达到与父亲同样的规格,这说明"母亲"的地位在日益提高,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就在同时,"女子"的地位却在不断下降.这一矛盾现象表明,"母亲"虽然也是"女子",但"母亲"这一概念却在逐渐与"女子"的概念相隔离,也即"母亲"这一概念在逐步异化于"女子"的概念.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宗法制度日益发展的需要和结果,"母亲"地位的日益上升在本质上反映的是男子统治权的不断加强.     

清朝台湾侦查制度研究

康熙帝于公元1683年统一台湾，在台湾全面施行清朝司法制度。清代台湾的侦查制度与大陆侦查制度在整体上具有共通性，但因其历史及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在局部上叉体现出差异性。清代台湾侦查制度的特点是：在侦查体制上采取多元多轨制；在侦查方法上采取科学的讯问方法与野蛮的刑讯手段并存；在侦查职能上与军事职能发生交叉。中华法系通过清代台湾200多年的渗透，对台湾当今的法制思想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是当今台湾法制具备中华民族特色的根源所在。     

汉代上请制度及其建立的理性基础

汉代的上请制度源于西周的“八议”之法。上请是指特定主体的行为触犯法律构成犯罪的，司法机关在履行特定上报批准程序后方能追究该特定行为主体刑事责任的制度。汉代上请适用的对象既有皇室宗亲、外戚、享有一定秩禄的官吏，也有老人、小孩，以及因亲情触犯法律的人；上请须遵循严格的程序，不准越级上请。上请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汉代的慎刑思想，同时也起到统一司法的作用。     

元代司法运作机制之研究

元朝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之一,在法律制度上具有自己特殊结构,主要是其法律渊源构成上是以判例法为主,成文法为辅。这种法律结构对元朝司法运作机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元朝民事和刑事审判中在法律适用上体现出了自己特有的机制。从元朝具体的司法运作机制来看,元朝的法律体现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司法运作机制和元朝的时代特点。     

论西汉社会腐化与反腐机制的缺失

西汉崇奢风尚日渐盛行,上流社会的腐化堕落引发了官僚贵族的贪贿狂潮。尽管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抑奢惩贪的反腐措施,但由于监察制度的缺陷、官吏立法不完善、皇权凌驾于法律之上等因素,贪贿之风仍屡禁不止,西汉王朝也因此一步步走向衰亡。     

浅议宋代巡检制度及其启示

宋代地方设路、州(军、监、府)、县三级政府。各级政府除行政长官外,特设相平行的巡检官,每路设一名都检使,每州设一名巡检使。在人烟稀少、治安任务不重的州(军、监、府),则由两三个州合设一名巡检。各级巡检的职责分工明确,专责警治,监督有力,战斗力强。宋代巡检制度是我国治安体制的一个重大更新,它的产生与建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深刻切合的。巡检制度的建立,加强了对整个社会的治安控制,进一步促进了宋代经济、文化的发展,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