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与东盟航空合作的战略选择

国际航空业发展的自由化趋势日益明显,中国与东盟的航空合作应以实现增强本国航空业竞争力及实现区域交通便利化的地区共赢局面为目标,采取分国家、分层次、分阶段的策略稳步推进.我国政府对航空业的管制手法,航空公司自身的组织结构和运营模式亦应作出相应调整,以适应形势之发展及目标之实现.     

战略联盟——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模式选择

面对经济全球化,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的开放创新战略,可以大大促进国内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本文对我国企业应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进行了分析,同时分析了我国企业实施的现状和问题,并对此提出了建议.     

论当前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冷战后,学术界对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莫衷一是。实际上,美国称霸与世界反霸的矛盾、西西矛盾、南北矛盾、东西矛盾等都不是当前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当前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国际社会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同影响和平与发展的因素在增多之间的矛盾。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处于国际社会中各种基本矛盾的交汇点的特点日益明显。中国必须选择全面发展的战略,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并全面推行体现和平与发展的外交战略,以化解崛起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阻力。     

南海危机与地区视野下的预防性外交——兼论中国的战略选择

当前,南海地区正处于脆弱的平衡态势被打破、新的战略均衡尚未形成的历史阶段。南海问题的特性和南海危机情势的发展决定了南海冲突难以避免。为有效、适度地管控长期处于不安全状态、不确定性有增无减的南海危机,加强各方对预防性外交的共同认知,从目标、风险、手段、规范和机制等方面入手,着眼于地区视野开展南海预防性外交尤为必要。作为南海争端的声索方和地区安全的利益攸关方,中国应改变以往被动反应的行为模式,综合运用消极的预防性外交与积极的地区合作两种方式,以议程为导向,构建多元、多层的结构和进程。     

元规则下的选择——兼论宪政与经济的关系

市场经济下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博弈体现了制度性因素的重要性,而宪政制度无疑是制度因素的根本和源头,如何对作为经济发展起到原动力作用的宪政制度加以有效的规制与设计,作为宪制选择的元规则对于市场经济制无疑具有积极必要意义。     

论中非合作论坛的起源——兼谈对中国非洲战略的思考

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是中国外交及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件大事.为什么会成立中非合作论坛?通过对文献资料的研究和对事件经历者的访谈,文章认为各种因素的合力使中非合作论坛得已建立.中非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为这一机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非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的快速发展使这一机制的建立变得日益迫切,经济全球化为双方合作提供了机遇,非洲方面的积极推动对论坛的建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中国方面的努力使论坛的建立成为现实.然而,迄今中国的对非战略仍缺乏长远谋划,面临严峻挑战,亟需正视和逐步解决若干重要问题.     

论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 --兼谈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模式的价值选择

社会与国家是人类创造并生存于其间的两个最基本的组织体,从法律意义上说,它们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导向.社会决定国家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主要方面,法治的真正基础与源泉是社会而不是国家.现代法治是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统一.在当代中国,建构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主义法治模式是最可行亦是最有效的.目前,在法治建设中应确立私法优位理念、社会优位理念和权利优位理念.     

中国的国际维和角色变迁与战略选择——基于参与实践的研究视角

中国对维和行动的政策态度、参与程度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梳理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历史进程,进而分析中国的角色变迁可以发现,行为实践与话语实践构成了中国在维和行动中的参与实践,推动中国角色从反对者向观察者、参与者乃至引领者转变。当前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角色,处于从参与者向引领者转变的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新时期中国维和行动的战略选择,应包含积极参与者与未来主导者的双重角色,推动维和机制向更为合理合法、民主公正的方向发展。     

论证券投资基金中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以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为视角

证券投资基金作为一种投资制度，其法律本质是信托。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在信托结构的安排上采取了类似日本的“一元信托”模式，但又具中国特色，规定了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受托人地位。我国学界有观点认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是信托法意义上的共同受托人。笔者认为，无论从共同受托人的构成要件上，还是从证券投资基金法的法律特征上来分析，二者都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代议制民主的潜在缺陷——兼论代议制民主的完善机制

代议制民主是现实中多数国家实现民主的基本形式。作为一种次优的民主,它有着天然的和衍生的缺陷,政府失灵、投票缺陷、监管不力是其主要的弊端。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探析这些潜在缺陷的缘由,有助于推动代议制民主的完善。在现实中,应当从寻求直接民主制与代议民主制的契合、增强普通公民间接参与政治的能力、规制政府官员的腐败、寻租和自利性以及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着手,逐步完善代议制民主的实现途径和制度保障。     

技术后发优势与技术先发优势——兼论中国产业升级的战略定位和选择

中国产业升级的战略定位就是积极利用技术后发优势,在涉及到产业核心技术方面,要保持必要的技术先发优势。在整体产业技术方面,要尽量缩小在技术先发优势方面与领先国家的技术差距。为此,中国产业升级的战略选择应是采取必要的国家干预。在技术后发优势方面,干预的基点着重在于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在技术先发优势方面,干预的基点着重在于集中优势资源在核心技术研发和技术规则的制定上。     

政府绩效评估的主体选择困境——兼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评估模式的有效性与有限性

作为舶来品的政府绩效评估自开始就面临着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难题,这集中表现为政府绩效评估的主体选择困境。围绕理论与现实两个标准,实践中分别出现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评估模式,评估主体分别为公民和中央政府,然而,两种评估模式都是有效性与有限性共存。特别是这两种评估模式均未能在理论与现实的二维标准之间找到合适的均衡点,而是迈向了标准的一维化和极端化,最终使得两种评估模式双双失效。     

浅析外空安全面临的挑战——兼论中国参与外空安全机制构建的战略选择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都把利用和控制太空作为本国政治和军事战略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大对外层空间（以下简称外空）技术的投入,积极参与外空竞争,使得外空安全变得日趋复杂。当前,外空安全主要面临有限的轨道资源、外空环境污染和武器化三方面的挑战。鉴于当前外空安全机制面临机制不健全、强制力不足、不能适应外空活动新发展等,中国应从积极推动建设＂和谐外空＂、推动进一步完善外空国际法的国际进程、坚决反对外空武器化、以合作推动外空安全机制的构建着手,与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建设一个和平、发展、合作与法制的外空。     

美国最高战略下诸多利益主体的选择——论美国首要权力的自我约束与各国的制衡

美国在后冷战时期拥有世界上首要的和最高的权力。这一现实令美国和世界各国都要做出新的抉择。一方面，“单极时刻”并不代表“单极时代”，在面临诸多竞争者的多极化时代，美国应自我约束，清楚地了解各国对付美国权力的策略，才能有的放矢地制定外交战略；另一方面，面对美国的首要地位和最高权力，如何利用美国权力发展自己，提高自己，获得最大国家利益，以便有效制衡美国权力的滥用，是所有国家都必须考虑的外交决策。由于对美国权力优势的制衡联盟难以建立，制衡战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制衡和反制衡将是国际政治的常态。     

印日关系发展的新时代背景及战略共识——兼论印日关系发展中的中国和美国因素

近年来,在亚洲地区大国关系的发展中,印日关系的发展尤其引人关注.特别是2006年印日宣布建立“全球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在经济、政治、安全层面的交往日益拓展,程度日益深化.而对于中国日益崛起的共同担忧,以及印美关系的接近,又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额外的动力.     

论中国城市人口关系的聚集与分离——在新型城市形态的视阈下

新型城市形态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基本诉求,构成其基本因子的人口关系对其起着支撑作用,因此,城市中人口关系的变动直接影响到新型城市形态的社会结构与功能。根据人的社会角色分类,城市人口关系的变动特征表现为就业结构的分异与多元化、居住空间的交叉混在性,以及社会阶层的分散与聚集。针对于此,有必要在新型城市形态的范畴内,通过市场与政策的双重手段,自觉地调节各阶层的资源需求,从而达到城市人口关系的高度融合并据此衍生出新的城市文明。     

县域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使命担当——兼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治理的论述

"四个全面"抓住了新时代的历史任务和主要障碍因素,其实施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县域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独特使命。县域组织的施政行为直接关系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能否真正落实。县域要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发挥生力军作用,体现应有的责任担当。一定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的辩证关系;一定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四个全面"有机耦合、整体协同的内在逻辑;一定要从县域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寻找县域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牛鼻子"和着力点,充分彰显县域特色。     

《共产党宣言》与经济全球化——兼论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应对之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经济全球化”现象产生的原因、实质及影响的论述相当深刻,对当前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如何把握机遇仍有其现实意义。     

《共产党宣言》与经济全球化——兼论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应对之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经济全球化”现象有所论述,虽然当时他并没有提出“经济全球化”的概念,但对“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及影响的论述已经相当深刻。尽管我们今天所经历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完全不是一回事,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论述仍有其现实意义。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如何把握机遇,促进经济发展,是当前需要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