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转型——基于美日同盟的分析

自美国提出重返亚太以来,强化亚太同盟体系成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支柱之一。其中,美日同盟因历史和现实地缘政治的原因,又成为美国众多同盟中的基石。因此,从美日同盟的变化发展可窥探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走势。在新时期,受国内外因素的影响,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出现了"预防性外交"的趋势,呈现出了一定的疲态。中美外交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韩国全面参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掣肘因素研究

自美国全面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韩国一方面表现得十分积极,希望全面参与其中以提升本国在美国盟国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韩国在实际参与过程中总是受到内部和外部种种因素干扰,使其在参与的广度与深度受到约束。韩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以及期望中国在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最为关键外部因素;朝鲜核问题也是制约韩国全面参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外部因素;日本在历史和领土问题上的态度立场也使韩国在军事领域参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顾虑重重。韩国政府、民众对韩国是否加入TPP以及"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是否应当部署韩国存在巨大分歧,是制约韩国全面参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主要内部因素。这些掣肘因素对中国反制美国亚太战略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和作用。     

试析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演进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就已运筹重返亚太战略,一直宣称从未离开过亚太。只是长期以来,尤其是奥巴马上任前期,美国政府在"先欧后亚"战略的指导下,将其全球战略重心放在欧洲。对亚洲,更多采取的是"全面接触"与"遏制+合作"的战略。所谓"重返",实际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大调整。从"重返亚太"到"太平洋世纪"再到"亚太再平衡",短短数年,美国的亚太战略逐步深化。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日东海争端的影响探析

东海争端主要是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土主权归属争议.伴随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美国已成为影响中日东海争端解决的关键因素.美国的介入是加剧东海争端的导火索.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需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妥善应对.合理解决东海争端,中国应正确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及时评估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亚洲政策对中日东海争端的影响.     

联盟体系与伙伴关系——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安全支点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强调在经济、安全领域维持美国的主导地位。要实现这一目标,联盟体系及伙伴关系是美国意欲借助的重要支撑,在安全领域这种表现尤为明显。在此种战略意图支配下,美国强化了与传统盟友的关系,并极力拓展新的伙伴关系,借助联盟体系、伙伴关系这两个安全支点的作用,美国力图构建其领导下的亚太安全结构。     

奥巴马连任后的美国内外政策评估

奥巴马总统在连任之后不仅仍将面临一个政治上严重分裂的美国公众,而且面临着一个民主党不占优势的国会,这将使他的第二任期在解决避免坠入"财政悬崖"、实施医保改革法、推动气候变化政策以及制定新的移民法等国内问题方面遇到极大的困难。在对外政策方面,奥巴马政府将继续把战略重心放在亚洲。文章对促成奥巴马政府做出战略调整的各种因素、其亚太战略的延续性与新变化以及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进行了分析,指出奥巴马政府进行战略"再平衡"的首要目标是为了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     

美国“亚太再平衡”背景下构建中国多党合作话语体系问题探究

美国在其"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愈发注重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竞争,注重"民主输出",试图从意识形态入手进行渐进式的渗透。在此背景下,构建中国多党合作话语体系显得格外重要。要充分认识到中国民主政治在世界政治文明体系中的地位,发挥优势,提高文化软实力,书写自己的话语体系,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奥巴马政府对朝“战略忍耐”政策探析

奥巴马政府称其对朝"战略忍耐"政策为"接触"与"施压"相结合的双轨政策。"战略忍耐"政策是奥巴马主义的典型案例,体现了奥巴马的核心外交原则。奥巴马政府并未将朝核问题视为优先考虑的外交议题,而是依靠制裁和多边外交,在问题出现时慎用武力、管理危机,为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服务,却无助于朝核问题的解决。过去六年,美国对朝"施压"多于"接触",朝核问题非但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朝鲜的核能力反而日益增强,美朝关系进一步恶化。奥巴马在总统任期的最后阶段,必须扭转美国在美朝互动中长期被动反应的局面,将消极的对朝"战略忍耐"转变为积极的对朝"战略塑造",才能走出对朝政策的困境。     

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评析

奥巴马政府首届任期以来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将中国视为在战略和军事安全领域加以制约防范,在双边经贸、地区稳定和全球治理等诸方面又须竞争与合作并重的“战略竞争对手”,并将亚太地区作为美、中战略竞争的重心.而现阶段美国对华政策的相应特点可概括为:“竞争合作,制约防范,规塑行为,影响发展,避免对抗.”结合今年6月中美两国元首峰会与7月中美战略和经济高层对话,本文对美国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决策的历史背景、重要内涵、决策过程、战略意图、主要影响、制约因素和潜在危险,以及未来的可能走向进行了综合评析.最后就现阶段美中关系特点与把握中美两国元首峰会和中美高层对话所取得的成果与“正能量”,在五个有选择的方面进一步推动双方的良性竞争、共赢合作提出了看法.     

“美国优先”与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政策取向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以"美国优先"为纲持续调整美国对外政策,呈现出"经济民族主义"、"以实力保和平"等若干取向,战略态势上总体有所收缩,政策手段上以获取实利为导向。上述特点在美国亚太政策调整中也有所体现。特朗普政府倾向于"从中国看亚太",以"互惠"等为原则寻求推进"以结果为导向"的对华政策。在处理与亚太盟友关系方面,特朗普政府采取"交易主义"思维和策略,将安全承诺更多视为"商品",对同盟的价值观基础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军事优先"成为特朗普政府亚太政策调整的突出特点,面对朝鲜核问题等地区安全挑战,美国更趋强化战略威慑。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政策仍未定型,未来发展将受到国内执政状况、热点问题走向、与亚太国家互动等多重因素影响。     

运筹中国的亚太战略

随着中国加速崛起、亚太行情看涨与美国＂重返＂亚太,中国的亚太战略以及中美亚太博弈愈发引人关注。当前亚太战略形势呈现五大特征,中国的机遇大于挑战。中国的亚太战略既有总体目标,又有领域目标,并将着力处理好六对重要关系。中国实施亚太战略需要多管齐下、四片经营。美国＂重返亚太＂针对中国崛起的一面突出,中美亚太互动竞争与合作复杂交织,亚太未来取决于中、美以及中国的邻国三方相互作用的合力。     

寻求中美亚太良性互动

中国崛起、美国“重返”及区域内其他力量的发展，导致亚太地区格局正在发生近百年来最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的最突出特点，是中美战略博弈已经成为决定亚太格局走势的最主要矛盾，因为中国崛起势头难以逆转，美国亚太“再平衡”也是一次兼顾历史与现实、涉及内政与外交、得到美国两党共同支持的重大战略性选择，力量之变与战略之变同时发生，两强对立势难避免。但是，由于两国不存在领土主权争端和根深蒂固的历史积怨、在亚太地区各具优势彼此难以替代、在全球其他地域和领域的合作有助抵消亚太对抗，加之双边利益深度捆绑，中美博弈未必会走向战略对抗，而完全具备走向良性互动的条件。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处理一个根本问题（亚太主导权）的破解、两套体系的对接、三大海域的危机管控、四组三边关系的经营和五个多边组织的互动等“一二三四五”问题。这既是中美实现亚太和平共处的前提，也是能否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探析

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是整个国家政权体系的基本构成,是国家权力安排的重要组织表现,也是公民安全诉求的主要凭借。以1947年美国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为起点,世界各主要国家无不结合本国实际,积极探索"国安委"模式的建构。安倍内阁为突破战后体制束缚,谋求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全面出击,其标志性事件就是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革新。它以国家安全保障局为机构依托,辅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与《特定秘密保护法》,借力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为日本安保体制带来战术和战略层面的双重改善,是安倍集权外向扩张的先兆,将给中日关系、东亚局势产生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战略戒拒与战略调适:日澳对中国崛起的反应

中国崛起和亚太成长为世界政治、经济中心这两大趋势是当前国际格局变动的最鲜明特点,并促成了两个主要亚太国家——日本和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调整。通过对调整中的日澳对华政策的比较分析发现,日本对华政策呈现出"战略戒拒"的特点,即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地区合作等方面进行不同程度的戒备,拒绝与排斥中国主导的各种双边、多边倡议或地区架构安排,政策上前后矛盾、起伏不定;而澳大利亚对华政策则呈现出"战略调适"的特点,开始逐步、全面、系统地转变对华政策,以适应中国崛起,其政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地缘上临近与否、经济上的依赖程度、国家身份认同、国内政治因素是造成日澳对华政策差异的主要原因。     

美国战略调整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作为影响中国和平发展外部环境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是一种长期战略考虑,是一种涉及安全、政治和经济等所有领域的结构性转型,美国要致力于重建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并主导地区秩序的规划和构建。不同于将亚太地区截然划分为两大阵营的冷战战略,美国亚太战略调整所采取的措施是两面下注和两面套利,一方面把中国确定为战略"假想敌",挑动中国和亚太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为美国介入该地区提供战略机遇;另一方面也尝试积极推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防止亚太地区陷入冷战对抗的泥淖。中美两大战略资源系统如何协调彼此关系,成为决定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秩序的关键因素。从全球化时代和亚太地区一体化的现实出发,构建中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合作竞争、聚同化异的新型大国关系,开展中美战略协调和预防性合作,将是化解这一危险的战略思路。     

“选择性遏制”与美国“重返亚太”——兼论对中国在亚太地区重要海外安全利益的影响

遏制思想的提出者乔治·凯南认为,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与丰富的自然资源相结合将会构成对美国的直接威胁。因此,他主张对中国的遏制应采用"选择性遏制",即相机抉择使用经济、政治与军事的手段。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美国认为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受到中国的空前"挑战",提出"奥巴马主义"与"重返亚太"战略以牵制与遏制中国的发展。但在遏制中国的手段上,美国一改冷战时期以军事遏制为主的"全球性遏制"方式,采用了与凯南遏制思想一脉相承的"选择性遏制"方式。美国"重返亚太"将深深镶嵌进亚太地区经济、政治和安全的有关问题之中,对中国在该地区的重要海外安全利益带来了新的挑战。     

美国2013年国防授权法案对钓鱼岛问题的影响

《关日安保条约》是美日同盟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条约的多次修改，美日同盟不断巩固强化。近期美国出台2013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涉钓鱼岛条款是继近年来美国政府对钓鱼岛表态以来立法系统首次表明态度。美国对于《美日安保条约》是否适用于钓鱼岛的态度由模糊走向明确，这与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不无关系。利用钓鱼岛争端制造可控危机进而造势借力是美国亚太再平衡的重要策略，这将加剧钓鱼岛争端解决的复杂化，不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分析这些影响，有助于探索解决钓鱼岛问题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印度洋战略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在全球范围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安全利益日益增多,确保海上运输通道的畅通与安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影响至关重要,印度洋在中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为此中国也以经济合作为纽带,积极构建印度洋地区的海陆交通建设;加强与邻国的能源合作,确保油气资源供应;同时积极参与国际护航,提升海军远洋实力等,对于应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提高在印度洋的地区影响力和"一路"建设都有重要意义。我们有必要积极探索有利于中国长远发展和符合中国国情的印度洋发展战略规划。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背景下的南海局势与中美关系

奥巴马上台后出台了新的亚太战略,其核心内容是将全球战略重心由大中东地区转移到亚太并将应对中国崛起作为主要目标。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使中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更为复杂。南海局势的新变化就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一个直接后果。不过,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并不是寻求同中国对抗,美国新的全球战略和亚太战略框架下的对华战略仍然具有两面性,中美在南海并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美国同一些南海争端国的利益也有很大差异,中美之间仍然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     

当前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2012年安倍晋三政府上台以来,日本政治思潮急剧右转,政治右倾化加剧。日本领导人公开否定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参拜靖国神社,企图修改和平宪法,积极实施价值观外交,大力增强军事力量。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历史根源在于战后民主改革的不彻底性和美国的扶植,现实背景则是美国正在实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日本政府如果不采取措施解决,中日关系的矛盾将加深,东亚一体化进程将遭受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