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的法律对策

随着我国社会进入了全面转型时期,由各种矛盾引发的＂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也日益增多。所谓＂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是指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冲突事件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而是因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不满情绪,感觉到自己是显在或潜在的被权力侵害者,于是借机表达、发泄不满情绪而参与冲突事件,致使小规模的利益冲突迅速转化为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土地征用制度的法理分析:权利冲突的视角

土地征用问题的实质是土地征用权所承栽的公共利益和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所承载的农民土地利益之间的冲突。这两种利益的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且逐渐从隐性状态走向了显性状态。显性的利益冲突是具有危害性的,利益冲突的解决就成为关键。解决土地征用问题的基本思路是实现利益的平衡,其途径为土地征用补偿制度。由于利益平衡的前提是冲突着的权利的完整,因此完善我国土地征用补偿制度的思路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深化土地征用补偿性质的认识,二是完善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     

冲突情境下青少年暴力行为的发生机制与干预对策

青少年暴力行为是目前我国教育、社会管理的重要问题,也是心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暴力行为综合认知模型能很好的解释冲突情境下青少年暴力行为的发生机制,可以由此出发,从认知、情绪、行为三个层面提出青少年暴力行为干预的策略与建议。     

论法律和道德冲突的利益衡量

法律和道德作为人类社会主要的社会规范,之间的利益冲突一直是社会以及法学界极为重视的问题.本文从法律与道德之间冲突的历史根源谈起,简要分析了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冲突的现实意义,并通过现实中的两个真实案例分析,就法律和道德冲突的利益衡量作了简要的论述.     

乡村治理中的民间法视角

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二元对立,是中国乡村社会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乡村层面的社会治理更是呈现出多元法律规制的特点。在当代中国政府主导型法治进程中,民间法仍然在调和利益冲突、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应该在坚持国家法价值导向的前提下,反思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对峙与冲突对现代化法治进程的影响,并从学理上探究二者互动融合的可能性和路径选择。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成长的烦恼”——用博弈论的视角浅析城市建设拆迁中的利益冲突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成长的烦恼"——城市化建设拆迁中的利益冲突随之凸显。本文从另一种视角,将被拆迁人、政府和拆迁人在这样一场利益冲突中的行为引入博弈论的框架之中。在博弈论原则的指导下,分析利益冲突产生的根源,探寻解决该冲突的措施。     

刑法中义务冲突的解决

解决义务冲突应先将刑法中的义务与刑法中的利益严格区别开来,义务冲突绝不等同于利益冲突,因此不能以衡量利益大小的利益基准来衡量义务等级的高低.在刑法规范层面,应当基于义务基准来衡量义务和解决义务冲突,而这有赖于在刑法价值维度对秩序价值优先的坚持.     

转型期应对社会利益冲突问题研究

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深刻塑造、改变人们生活面貌的同时,却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的多发让维护社会稳定成为当前社会转型期的热门话题。只有从根源上深刻认识社会矛盾的成因,准确定性社会冲突的类型,才能理性定位、化解当前的社会利益冲突和矛盾,并据此提出转型期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对策。     

防范利益冲突应注重顶层设计

防范利益冲突,从更深层面有效预防腐败,应注重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限制因"公权私用"而产生的权力腐败问题。公共权力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保证不同利益群体服从某种既定社会公共利益配置规则和配置结果的支配力量。从本质上讲,利益冲突导致的权力     

论人格权的冲突与协调

在市民社会,人格权冲突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人格权冲突就是人格利益冲突,也是价值冲突。对人格权冲突的协调应遵循权利绝对性原则与权利相对化原则、权利位阶原则、利益最大化原则和适当限制原则。     

“中国式过马路”的法理分析——以法律价值冲突及利益冲突为视角

2012年兴起的网络词汇"中国式过马路"是对国内行人集体闯红灯现象的一种概括,当全民围绕国人素质问题展开一场口诛笔伐的论战时,也需要从法律制度的层面进行一番检讨。"中国式过马路"现象的背后,存在多重法律价值与利益的冲突。本文将对"中国式过马路"中存在的法律价值及利益冲突进行分析和梳理,在此基础上探求解决冲突的方法。     

妨害公务犯罪案件的特点与对策探究——以云南省昆明市检察机关办案情况为切入点

和谐社会并不是一个没有矛盾和利益冲突的社会,而是当矛盾和利益冲突凸现后,能够通过正常的渠道得以及时、顺畅和有效的解决。在众多矛盾和冲突中,国家根据管理公共秩序的需要对公民个人自由进     

权利冲突:中国法治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对权利冲突基本理论的一种回应

随着权利观念的发展,权利冲突不可避免,是中国法治进程中必须面对的。其实质是利益冲突,产生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本文指出解决权利冲突问题,要从立法和司法着手,同时也要扩大视野,寻找其他有效途径。     

基层政府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社会机制建设

近年来,一系列由无直接相关利益者参与的群体性事件——"无直接利益冲突"频频发生,而基层政府在处置"无直接利益冲突"中存在"体制性迟钝"。本文以为建立科学、有效的社会机制可以克服政府的"体制性迟钝",实现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有效治理。具体包括利益表达机制、社会预警机制、冲突过程调控机制。     

论妨害排除请求权——解析《物权法》第35条

物权的行使可能导致权利的冲突,尤其是在不动产方面,相邻人之间很可能在土地的使用中相互干扰。随着现代社会工商业的发展,噪音、废气、废水的泛滥更是增加了冲突发生的可能性。立法机关应该从公平和效率两方面考虑,调节相互冲突的物权特别是不动产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德、美两国业已成熟的应对方式,简要地分析《物权法》的部分相关规定,并提出了相关的完善建议。     

污染风险型公共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的权衡与化解

利益的广泛存在导致利益冲突的不可避免,所以利益冲突体现在社会中的方方面面,污染风险型公共设施选址中就涉及到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是基于某种范围内主体数量差别而引发的,主要表现为在市区范围内的公益与个益冲突,并呈现出一些特殊的表现形态。通过对污染风险型公共设施选址中利益冲突中的权衡因素进行分析,指出在法律中化解这种利益冲突的正确的主体权责配置模式,并创设主体之间进行良性互动的机制。     

无直接利益冲突犯罪初探

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利益的分化，社会冲突呈现出新的特点，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犯罪行为，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介绍了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犯罪的合理界定，分析了在中国的现实状况和表现出的特点，阐释了无直接利益冲突犯罪存在可能的原因，最後提出社会合理化的刑事立法、司法和刑事一体化的综合规制对策。     

个人信息司法保护的利益衡量

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经颁布实施的情况下,个人信息司法保护的利益衡量更显重要,主要体现为个人信息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和企业数据利益之间的冲突与平衡。从法律依据看,我国法律文本中解决个人信息利益与其他利益冲突的规定主要体现为“数据条款”和“公共利益条款”。从司法实践看,公共利益界定的模糊导致了其与个人信息利益的紧张关系,公共利益代表机制的多元加剧了其与个人信息利益之间的冲突,且呈现出“重追责轻管理”“重刑轻民”、救济机制不畅等特点。实现个人信息司法保护的利益平衡,在解释论层面需要强化处理个人信息基本原则、保护责任机制和侵权法律责任,在立法论层面需要进一步明确界定相关核心概念、创新个人信息保护模式、建立专门个人信息保护机构以及健全个人信息权益救济规则。     

论中国近代司法文化发展的多层面冲突

司法改革既是法律问题,更是文化问题.法律制度的冲突容易化解,文化的冲突粘稠难融.近代中国司法文化的发展存在多层面的冲突,诸如主权独立文化与司法权独立文化层面的冲突;司法制度文化与司法效应文化层面的冲突;精英文化与政治、社会文化层面的冲突.由于这些冲突,近代法律在社会生活中未能发挥应有的效用,也不能得到人民应有的尊重,先进司法体制的异化变质,使人民的法律权益得不到保护,也把社会推入无序状态,从而引发暴动或革命,导致法律发展的新断层.当今社会,要使法律发挥应有的效用,确保司法制度与社会文化的和谐适度,营造合适的法律文化环境依然任重道远,"公正的司法"仍是今日中国迫切完成的任务.     

官民博弈:无直接利益冲突——基于法理学视角的解读

法律的真谛在于使社会弱势群体自身力量达不到的合法诉求能够通过法律来实现。无直接利益冲突是弱势群体法定利益表达机制受阻背景下的"另类"彰显,并易于因"目标替代"效应而演化成官民冲突。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需要从权利和权力角度双管齐下,既要建立健全政治沟通和互动机制,畅通民众权利诉求渠道,也要慎用权力,处理好公平与效率关系,依法行使行政权和司法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