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者:治理转型中的行政主体

管理行政下的行政主体只是主客二分意义上的行政实体,是不具有主体性的行政主体。后工业社会的发育、发展,使行政管理发生深刻变化,促使多元管理主体生成,多元治理主体的生成意味着管理主体自觉性的增强。然而,当众多管理主体的主体性不断增长时,也就意味着行政主体在多元化进程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由此说明需要在后工业社会场景下用行动者来取代行政主体。后工业社会条件下的行动者是充满想象力、具有积极性和主动性的行动者,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在建构这个世界。     

清代豫西水权纠纷的解决模式

清代豫西地区,由于自然和社会的原因,争夺用水权的纠纷频发。豫西民众和官府在应对水权纠纷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水利碑刻与实地勘察为基本依据,以官方调解和民间调解为基本解决途径的富有特色的水权纠纷解决模式。探讨这一特殊的水权纠纷解决模式对于进一步了解清代豫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彝族纠纷解决群体性的法社会学解读

彝族纠纷解决的群体性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一个直接诱因。家支成员共利义务、社会变迁、纠纷解决权威的缺失和习惯法的影响是彝族纠纷解决的群体性的主要原因。从法社会学的角度看,群体性是彝族纠纷解决机制的本土资源,有存在的合理性,应该多一份理解和包容。     

乡村社会村民日常生活的纠纷及其解决方式——基于皖北Z村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经验的层面展示了皖北Z村村民日常生活中纠纷的表现形式、种类及其解决方式的选择,认为在推进农村法制化的进程中,在解决其纠纷的选择上,农民不是付诸法律及国家正式权力,而是更多地选择一种传统解决纠纷的方式。这种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集中体现为依靠村中权威的调解解决纠纷。然后,本文探索性地分析了维系这种付诸传统以解决纠纷的背后动因,在此基础上质疑了不顾农民的感受的为法制化而法制化的送法下乡、司法下乡活动。     

化解纠纷矛盾: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社会纠纷,其核心是利益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促成了我国经济利益主体多元社会格局的形成。政府和民众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单个利益主体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互相交织、冲突和博弈,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社会矛盾多发、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高风险时代。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特点、类型及其解决

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呈现出扩张化、复杂化、多样化、群体化的特点。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主要类型包括土地所有权纠纷、土地收益分配纠纷、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土地征收纠纷、土地流转纠纷、土地继承权纠纷、土地调整纠纷等。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思路是:完善相关立法是前提,构建多元化机制是基础,转移农村人口是根本,健全社保体系是关键。     

论农村社会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方式

农村社会纠纷的解决直接关系着农村法制建设成败,并对农村社会的安定和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非诉讼方式成为解决农村民事纠纷的主要途径,这既与村民们的乡土化情节和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分不开,更与非诉讼方式与农村社会现实的契合分不开。通过对农村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现状进行区域性分析和反思,以期为完善农村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提出新的思路,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必需的组成部分。     

多元与主导:行政纠纷解决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行政纠纷的存在及有效化解是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但对行政纠纷的漠视或是压制则会严重削弱政府的正当性基础。当前,我国行政争议案件随着社会变革的纵深推进而空前高涨,但行政纠纷的发生率还不及于西方法治国家。那么法治国家行政纠纷是依赖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来获得有效化解的?它对当前我国构建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以破解信访爆炸这一社会难题具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这是值得学术界广泛探讨的问题。     

关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思考

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社会,各种矛盾呈多发趋势,在纠纷解决机制单一的情况下,大量的社会矛盾以案件的形式被导入诉讼程序,给法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弱化的纠纷解决模式不但不利于矛盾的化解,更不适应于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发端于美国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给单一的纠纷解决模式提供了一个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对弥补诉讼制度弊端、缓解诉讼压力以及创新社会管理方式、     

民族乡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嬗变与重构——基于滇中苗族村落纠纷解决的实证研究

随着社会变迁的加剧,滇中苗族村落等少数民族乡村纠纷解决机制正在发生着显著变化。在加强社会管理、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面对当今中国民族乡村纠纷解决机制变迁中出现的新情况,必须重视传统和现代资源的整合,重构适应民族地区需要的多层次、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20世纪50年代以来云南藏区社会治理问题探析——以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为中心的考察

云南藏区社会由于民族、宗教、地理等多种原因,在历史上,其社会治理表现出相应的民族性、地域性和特殊性.20世纪50年代以后,云南藏区的社会治理与历史上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一个社会中秩序形成主要受到纠纷解决机制选择的影响.这个时期,国家在云南藏区对社会纠纷解决机制进行了新的发展.这种发展的作用表现各不相同,随着我国民主、法治的推进,总结云南藏区50多年来社会治理的经验,提出新时期的社会治理对策,将对构建和谐云南藏区、和谐民族地区和和谐边疆等都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试论我国行政机关调处社会纠纷机制的不足及其完善

行政机关调处社会纠纷在我国整个解决纠纷机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行政机关调处社会纠纷具有内容广泛性、专业性和便捷性等优点。但我国目前行政机关调处社会纠纷在调处的效力、方式、程序以及调处机关独立性、公正性等方面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应当通过立法加以完善。     

构建纠纷解决机制的本土元素——基于乡镇矛盾纠纷调处方式的观察

乡镇政府处于国家政权的最基层,但就整个社会结构而言,它又处在一个十分特殊的位置。它一方面要支撑强大的国家权力体系,构成国家大厦实实在在的一堵"承重墙",另一方面又要连接九亿之众的广大农村社会,充当缓解农村社会矛盾的"护堤石"。乡镇以其特有的方式调处化解着形形色色的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形成一种颇具特色的乡镇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正是这种颇具特色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过滤和消解了大量的农村矛盾纠纷,从而确保了农村社会的基本稳定,而这种颇具特色的乡镇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无疑是我们构建科学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宝贵本土资源。     

律师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优势和途径

社会矛盾纠纷．系在特定社会主体之间发生的．因各方利益冲突而引起的一种对抗行为。由于主体不同,产生冲突的利益种类不同,对抗方式不同,社会矛盾纠纷的形式存在众多差别。为了解决这些纷繁复杂的纠纷．相应的多渠道纠纷解决机制应运而生。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包括诉讼、仲裁、行政处理、调解、信访等在内的多元化解决机制,有效的处理了大量的社会纠纷。而律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和专业人士．有责任有优势积极参与到社会矛盾纠纷的多元解决机制当中．帮助各种矛盾纠纷特别是基层纠纷得到更加全面和高效的化解．以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     

社会资本与企业纠纷多元化调处机制的经济分析

社会资本理论自上世纪70年代产生以来引起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广泛关注,成为知识经济时代指导企业经营行为的最新理论。企业社会资本具有资产性、可创造性、可计量性、文化性等基本特性,以此为基础可设计出企业纠纷解决机制模型,通过对企业解纷过程的主体运行成本、双方沟通成本和基于社会资本而产生的机会成本进行分析,从而为企业以低成本、高效益解纷提供方案指南,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理论支撑。     

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困境与解决途径解读——基于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视角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治理理论的基本特征,是构建治理体系与提升治理能力的应有之义。作为一种批判性理论,福布斯与米勒的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是在传统环式民主失灵的前提下,在批判的基础上吸收了宪政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菁华并结合后现代语境后提出了话语指向的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后现代构成主义、碎片化与公共治理理论治理主体多元化,一些人的对话的反思性、对抗性与公共治理理论多中心主体参与的、更具回应性的政策制定与执行模式,都或多或少的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上存有共通之处。作为话语理论的分析工具,公共意向性、公共能量场、独白性的交流等话语语言都有助于我们对治理理论展开分析。     

培育诚信主体是解决社会诚信缺失问题的关键

诚信缺失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阻碍了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培育诚信主体,促进行为主体人的诚信行为逐步走向理性化、法制化和制度化,是从根本上解决社会诚信缺失问题的关键。诚信主体的培育过程,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人的知、情、意、行互动超拔、自我意识不断增强、本质力量不断提高的过程,以教育作先导、以文化作依托、以制度作保障是培育诚信主体的有效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世界:主体意识及其培养

作为当今社会涌现的特殊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已然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生力军.由多种因素引发的主体意识的消极样态难免影响到这一特殊群体内在潜能的有效生长.积极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世界,培育他们健全的主体精神,对新农村建设与和谐社会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     

社会组织与公共服务主体多元化——基于浙江的研究

正是由于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上存在上述种种局限性,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为了建设成"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必须实行公共服务提供的分权化,即让更多的政府以外的组织加入到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当中,包括私营企业、社会组织等。其中,社会组织作为日渐崛起的"第三力量",并以其特有的优势无疑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将发挥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论诉讼外解决公司劳动纠纷的法律效果——以双赢效果为导向的分析

社会现实告诉我们,公司劳动纠纷当事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关系往往是复杂的和多重的,出现的纠纷和争议往往只涉及他们关系的一小部分,如果法院只对这一部分关系做出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裁判,则雇员与公司之间很难再建立良好的面向未来的关系,甚至说彻底不再有未来的关系。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是彼此面向未来所做的让步,其更为注意从长远利益出发,谋求一种合理的、双方未来互利互惠的解决方案,最终实现纠纷的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