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对话会——从“一纸协议”到恢复、治疗、协商并融

少年刑事司法改革应当服从刑事审判工作全局,也要充分体现少年司法工作的特殊性和专门性。所以,在未成年人刑事和解过程中,应当秉承未成年人“优先保护、全面保护”的司法理念,建立并利用未成年当事人面对面和解对话会这一模式,在积极维护被害人的利益,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的同时,帮助未成年被告人（被害人）彻底回归社会,实现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目的和价值。     

未成年人刑事政策中未成年被害人因素的考量

基于对犯罪人人权保护的关注及对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贯彻,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政策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保护主义倾向明显,却忽略了对未成年被害人权益的关注,使未成年被害人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权益受到挤压。在当下校园暴力案件高发,未成年人受害严重的情形下,对未成年犯罪人保护绝对主义的刑事政策应当及时纠偏与修正,以对未成年犯罪人和被害人的双向保护为原则,在预防与控制犯罪的同时,实现未成年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利益衡平。     

未成年刑事被告人司法权益保护实证研究——以山东省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为例

保护未成年被告人司法权益是少年司法的基本要求。本文通过实证方法，对目前司法实践中未成年被告人诉讼权益的保护现状及未成年被告人对司法权益的心理预期及其现实感受进行了实证调研，指出当前未成年人司法权益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司法建议。     

论性侵害案件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保护体系构建——以上海实践探索为例

为更好地保护和救助未成年性侵被害人,有效预防和减少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自2010年起,上海市逐步将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以性侵害案件为主)纳入各级检察机关未成年人刑事检察部门受案范围,形成专业化办案机制和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一站式调查取证机制,推动建立了性侵害案件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保护体系和一站式预防体系。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被害人权益保障机制

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对他人造成的轻伤以下的伤害不负刑事责任,然而因未成年人犯罪而遭受损失的被害人,却很难得到应有的人权保护和物质赔偿。司法实践中,法律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护,和对被其伤害的被害人的权益保障,已经明显失衡。对被害人权利的忽视,往往使被害人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付出沉重的代价。建议完善和细化不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未成年人教养制度及民事赔偿的制约机制。     

“无逮捕必要”措施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的应用—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视角

一．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引入恢复性司法的必要性 恢复性司法在满足被害人需求的同时，充分考虑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境遇，它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本着“恨其罪、爱其人”的思想，以向前看的态度对待未成年人过去的行为，用相对温和的方式解决了犯罪产生的问题，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被害人权益保障机制

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对他人造成的轻伤以下的伤害不负刑事责任,然而因未成年人犯罪而遭受损失的被害人,却很难得到应有的人权保护和物质赔偿。司法实践中,法律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护,和对被其伤害的被害人的权益保障,已经明显失衡。对被害人权利的忽视,往往使被害人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付出沉重的代价。建议完善和细化不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未成年人教养制度及民事赔偿的制约机制。     

民事诉讼中未成年证人的心理性应激源及其消除

国内外学者对于“未成年证人保护”这一课题的研究多限于刑事诉讼中，民事诉讼中大都关注未成人证人的作证能力问题，本文从社会心理学中“心理应激”概念是其危害性入手，借鉴各学者对刑事诉讼中未成年证人保护的研究成果，探索民事诉讼中未成年人的心理性应激源以及消除未成年人心理性应激源的措施，文章针对实践中存在的盲目的追求事实真相而忽略未成年人证人权益保护的情况，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包括：一切未成年人的评价证言只能通过当事人申请由法院来调取，除未成年证人和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外，未成年人可以无理由不出庭，对未成年证人的语言采取特殊的质证程序，涉及未成评价的案件在媒体宣传，，文书制作上也应采取特殊方式，以既保证案件准确及时的审理，又保证未成年证人健康，快乐的成长.     

未成年被害人权益保障新论

与成年人相比，未成年人由于其生理、心理发育尚不成熟，躲避、抵御侵害的自我保护机制还未形成等，更容易遭受某些犯罪的侵害，而且这种被害具有个性特征。针对未成年人被害的现状和特征，国家有责任构建和完善未成年被害人权益保障机制，以更好地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法治保障。只有包含受监护权和隐私权在内的实体性权利与包含陈述意见权和特别司法保护权在内的程序性权利均得到保障，才是未成年被害人权益保障的理想状态。     

“性侵害案件未成年被害人保护研讨会”召开

2009年4月25日，“性侵害案件未成年被害人保护研讨会”在京召开。本次会议由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办，与会的警察、检察官、法官以及律师等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者围绕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案件的重点和突出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专家们从理论的前沿性和实践的操作性方面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国际社会未成年犯司法保护的新视角——以刑事和解为中心

一、未成年刑事司法发展与未成年犯保护 未成年刑事司法的发展史也是逐渐加强未成年犯保护的历史。从未成年刑事司法发展历程看，“刑事司法历史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少强调未成年犯的特殊需要，刑事司法对未成年犯采用了与成年犯相同的诉讼程序，未成年犯与成年犯一样受到刑讯，并接受相同的处罚，如鞭刑、残损肢体的刑罚、放逐、死刑等。”直到19世纪末，随着人们对未成年犯罪认识的深化，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意识的加强，在一些国家内，未成年刑事司法才开始从成年刑事司法体制中分离出来。     

爱心呼唤迷途的孩子——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探索少年司法保护体系纪事

保障未成年个人健康成长,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历来是我们党和政府深为关切的一件大事,并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通过立法上升为全国性的专门法律,在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这个特殊群体给予了特殊的保护。其中,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部门,无疑要发挥积极的作用。十八年前,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在上海市长宁区建立,使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审理方式与成年人区别开来,标志着我国少年司法保护制度渐趋形成。为了适应这一新局面,1986年,上海市长宁检察院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少年刑事案件起诉组”,而又发展组建为“未成年人案件刑事检察科”(简称“未检科”),肩负起了法律监督部门应尽的职责。十多年来,他们在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始终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在惩治犯罪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用爱心挽回一个又一个失足少年,并探索出一套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工作方法,拓展了少年司法保护的途径……     

加强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维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利益

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中,我们的关注点常常集中在犯罪的预防上,期望通过未成年人的教育、保护等各种犯罪措施,来控制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其实,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由犯罪人、被害人和犯罪行为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被害人学研究的大量成果表明,加强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维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利益,同样可以达到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之目的。大量研究表明,现实生活的未成年人被害与未成年人犯罪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例如,未成年被害人和未成年犯罪人的角色往往是不固定的。从预防犯罪角度看,预防未成年人被害与预防     

民事审判中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问题及对策 以家事案件为视角

随着部分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的建立和工作的开展，以维权为基点的涉少民事案件审理工作应当怎样体现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障，已经成为理论和司法实务中的新问题。笔者以家事案件为视角，结合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对涉少民事案件审理中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借鉴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立法和司法现状，认为按照目前我国现行民事案件审理的方式，不足以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提出在诉讼中，首先确立“未成年人最大利益优先原则”，并使之成为审理涉少民事案件的基本原则。笔者对该原则基本内容以及在诉讼中依据该原则的要求所设置的实施细则、必要性等方面进行了论证，包括设置专门程序，庭前、诉前告知程序，以示明的方式使参与诉讼的当事人了解案件处理的结果应当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院优先考虑未成年子女的最大利益；未成年人诉讼地位缺失的应建立“诉讼代言人”制度；法官依职权审查调解协议、加大调查取证力度等为主要内容的适度司法干预的审判方式等。     

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办理之心理学方法引入

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办理过程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人格甄别应由量表测试结论、社会调查报告和办案人员面谈得出的倾向性意见三个部分的考量因素组成。对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疏导应掌握谈话方法和询问技巧,妥善进行心理量表的评估和测试,并注重定期跟踪回访等问题。针对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人格甄别所存在的问题,应明确人格甄别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规范社会调查的程序并建立社会调查监督机制。对于性侵未成年被害人进行心理测评和疏导所存在的问题,短期而言,可以在检察机关建立专门针对性侵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进行心理疏导的办案机制;长期而言,可以将性侵案件的被害人心理救助纳入国家救助范围。     

新刑诉法适用下未成年人检察制度研究

为了将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未成年犯罪的合法权益落到实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同政府有关部门、共青团、妇联、工会等人民团体以及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协调工作和配合,实现最大化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挽救,共同做好未成年人的犯罪预防工作。同时,可以应犯罪嫌疑人家属、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要求,告知其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的进展情况,并对有关情况予以说明和解释。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名誉,尊重其人格尊严,不得公开或者传播涉案未成年人的基本信息,而且也要充分保护未成年被害人、证人及其他与案件有关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信息窗

未成年人权利保护与刑事司法改革研讨会在北京召开11月30日,由北京大学法学院牵头举办的未成年人权利保护与刑事司法改革专题研讨结束,会议就有关未成年人司法实践中各地的一些新做法进行了交流。如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庭教育的新做法是:未成年案件庭审时还专门辟有判后释法、法庭教育及关爱提示阶     

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之回顾、反思与建构——基于服务集成的视角

长期以来,如何有效建构集成未成年人犯罪防控、未成年被害人保护等于一体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一直是理论界及实务界探讨的热门话题。大量既往研究与实务探索表明,社会支持体系之完善程度特别是可得性及可用性,与未成年人司法之健全息息相关。在引入青春期概念基础上,本文综述社会支持的概念及特征,并回顾了其发展历程及所面临的挑战。继而以服务集成为视角,提出了未来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建构之可能方向:社会保护为框架、政府统筹为主导、家庭参与为基础、司法介入为保障。     

将关爱进行到底“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在离婚纠纷审判中的贯彻

近年来，我国的离婚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在离婚纠纷审判实践中，法官首先考虑的是夫妻双方离婚的权利和财产分配问题，未成年子女的保护往往被置于次要地位。同时，由于目前我国离婚纠纷审判中适用的法律规范尚未明确规定“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致使某种程度上，未成年人在监护、抚养费、探视等方面的权益受到漠视和侵犯。因此在相关立法与司法中把儿童的利益宣布为权利，并且从人权的角度加以保护，已成为燃眉之急，同时这也是现代国际国内法律发展的一个大的趋势。 文章首先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分析了我国离婚纠纷审判中对未成年人权益的漠视和侵犯，同时对国际公约和相关国家立法确立的旨在增进儿童保护的两项重要原则——“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和“儿童优先保护原则”进行比较，指出我国离婚纠纷审判中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不应仅停留在“儿童优先保护”的层面上，确认和贯彻“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对我国离婚纠纷审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最后，文章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借鉴其他国家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特殊制度——监护监督人制度和诉讼代表人制度的基础上，对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的监护、抚养、探视等制度提出了具体的修改、补充建议，以期对我国离婚纠纷审判的改革和完善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我国未成年性被害人刑法保护之缺弱及完善

性侵未成年人成为当下中国高发的犯罪，而现行刑法并未有效跟进，预防和惩罚功能不尽如人意。与我国港澳台地区刑事立法相比，现行刑法在保护未成年被害人性权益方面存在明显缺弱，表现在：规则分布零散、年龄分段“顾此失彼”、性别保护“重女轻男”、罪状列举“疏而有漏”。为从立法源头上确保司法公正，强化对未成年人权益的特殊保护，修改现行刑法中的有关规定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