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绿色新政”与气候政治新动态

欧盟“绿色新政”是欧盟环境治理史和欧洲气候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新界标,作为一种新的“欧洲梦”和全球战略,一经问世即引发广泛关注。欧盟“绿色新政”实施以来,在目标设定、政策制定、资金投入、实践推进等方面取得一系列进展。同时,欧盟“绿色新政”存在议程承诺不足、政策雄心与行动实践间鸿沟、新旧政策框架间矛盾等问题,也要应对能源安全风险与地缘政治危机、碳边境调节机制困境、经济复苏乏力等挑战。欧盟“绿色新政”有一定的先发优势,但其系统效应和发展前景仍有待观察。     

全球治理的困境与欧盟的反恐模式

恐怖主义被视为非正式暴力的全球化,暴露出国际秩序在不对称威胁下的脆弱性。“9·11”事件后,国际反恐合作面临机制欠缺、互信危机与行动悖论三大瓶颈,致使全球治理陷入困境。而在区域层面上,欧盟以反恐为契机深化成员国的安全合作,主要通过多边协作加强治理,通过接触化解敌意,通过发展经济切断恐怖主义的根源,形成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反恐模式。     

欧盟全球卫生治理战略论析——兼论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

全球卫生议题日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欧盟也在不断构建和完善其全球卫生治理战略。欧盟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重视价值理念对治理的引导,侧重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全球卫生治理,注重对全球卫生公益的投入,强调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机制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作用。然而,作为全球治理战略的一部分,欧盟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仍然具有非常明确的利己性。由于受领导能力和内部协调等因素的影响,欧盟在推行该战略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困境。尽管如此,欧盟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仍然对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未来,中国应当确立自己的全球卫生治理理念,谋划开展全球卫生治理合作的策略,强化中国与欧盟在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公共平台上的政策协调,并进一步扩大双方面向第三方的卫生治理合作。     

全球气候治理与欧盟领导力的演变

由于在推动全球气候谈判、内部碳排放交易的制度建设、倡导积极的减排目标和对发展中国家气候援助等方面的贡献,欧盟长期扮演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角色。欧盟的领导者地位客观上促进了全球气候治理规范的缘起、扩散,并推动其在多方博弈中不断完善制度建设。但是,欧盟的气候政策也存在过于激进、重减缓、轻适应、对发展中国家资金义务履行不到位等问题,致使其气候领导者地位受到挑战。在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受到孤立后,为应对挑战并重拾全球治理领导地位,欧盟加强了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合作,致力于提升全球气候治理的包容性和普惠性,使低碳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希望借此巩固自身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强化其作为国际政治中规范性力量的角色。     

欧盟竞争政策“外溢化”趋势及其对中欧合作的影响

近年来,欧盟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日益强调国际竞争,并主动对其竞争政策进行了系统性调整。从监管重心、立法内容和适用范围三个维度来看,欧盟竞争政策都不再聚焦于统一大市场内成员国企业间的竞争,而是不遗余力地将其理念和工具延伸到国际经济交往的国家间竞争当中,在反垄断、合并控制和国家援助控制三个主要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外溢化”趋势。竞争政策“外溢化”在欧盟内部具有拓展规则制定经验以应对边境后措施、重塑产业竞争力优势以应对全球竞争、增加成员国权力让渡以促进一体化等深层动因,是其今后较长时期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同美国在竞争政策“外溢化”上存在区别,因此我国在同欧盟的经济交往中面临挑战但也存在合作空间,需要积极妥善地同欧盟保持沟通协调,同时继续推动国内经济改革,以逐步消化未来国际竞争规则调整可能带来的冲击。     

欧盟“蓝卡”计划评析——兼论中国人才战略对策

2009年5月25日,欧盟理事会批准了以引进高层次人才为目标和内容的"蓝卡"计划。目前,世界各国、各地区对高层次人才的争夺越来越激烈。为满足本国和地区经济发展和加强国际竞争力的需要,推出引进人才政策的国家正在增多,而且发达国家的重视程度较高。欧盟"蓝卡"计划,就是最新的重大举措之一。欧盟的"蓝卡"计划与美国的"绿卡"制度在性质上都是吸引高层次人才的政策措施,但在具体举措上存有差异。中国在引进高层次人才方面应采取以下战略对策:第一,提倡建立国际人才资源新秩序,把握人才战略主动权。第二,建立人才需求评估机制,确定人才引进的类别和配额。第三,制定引进人才配套政策,完善吸引高层次人才工作。最后,鼓励外流人才回国工作,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     

“欧洲左翼党”与欧盟政治社会体系的变化

“欧洲左翼党”是欧洲各国共产党和左翼政党力图适应欧洲一体化进程并希望影响欧洲一体化发展方向的产物。欧盟在政治体系和社会体系层次上发生的变化,激励和促使欧洲国家共产党和左翼党在欧盟层面上加强合作,“欧洲左翼党”的成立和发展是这种合作的表现,各党政治目标和策略在冷战后的调整以及它们在意识形态、组织网络方面的合作实践也为它们成立“欧洲左翼党”提供了可能性。“欧洲左翼党”的成立,标志着欧洲国家共产党和左翼政党在欧盟层面上的合作有了具体的内容和计划,为欧洲左翼运动向更广阔、更深入的方向发展带来了新的推动力。     

海外“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研究评介

海外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研究至今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期,主要是俄英德文专题文献汇编导读阶段;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主要是美国关于中国性质的论争阶段;80年代中期至今,主要是多维视野审视阶段。在这一研究历程中,围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专题文集编纂,比较共产主义研究和关于毛主义的论争,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论述是否存在欧洲中心主义、颂华或贬华倾向,以及研究水平是否倒退等问题,学者们进行了广泛讨论,既体现了海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中国研究领域的进展,也反映了海外关于中国历史编纂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方面的取向变化。     

中国与世贸组织改革:积极参与制定全球经济新规则CSSCISSCI

目前,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战"仍在不断升级,通过谈判解决双方贸易冲突的前景不明。中美贸易冲突扩大到世界贸易组织(WTO),与WTO的未来息息相关。在贸易冲突的背景下,长期争论中的WTO改革再次凸显出来。作为全球秩序的坚定捍卫者,欧盟仍然在努力协调各方,特朗普政府在改革WTO上与欧盟合作,中国也重申了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立场,承诺与欧盟合作改革WTO。展望未来,中国与欧盟需尽快协调双方立场,争取提出共同改革方案。     

欧盟“条件性”的运用:扩大政策与邻国政策的比较

在东扩进程中,欧盟充分运用了"条件性"限制,不仅内容越来越多,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在发展同邻国关系的过程中,欧盟也运用了"条件性"限制。在"条件性"的运用上,邻国政策对扩大政策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在思路、结构和程序上均有很强的借鉴性。但是,它们之间具有更多的差异性,如"条件性"强度不同、条件回报有别以及欧盟成员国与对象国对"条件性"运用的认知差异等。     

从“全球风险”到“全球恐惧”

<正>1990年代,乃是全球风险的时代,当时全球化的说法正大热,但各种激进的国家主义,地球暖化造成的气候异变,各种新的流行疾病,不确定的地区恐惧冲突等风险却日增。全球风险照道理要靠着更深刻的国际合作来分摊责任,而且是富国大国要率先示范,只是在这个我的损失     

“比较政治与全球治理”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4年6月14日,由中央编译局《国外理论动态》编辑部和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政治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比较政治与全球治理学术研讨会在华东政法大学举行。来自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30余名专家学者参与了此次会议。与会专家与学者围绕比较政治与全球治理这一主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学术交流。一、主旨演讲     

“胡”“番”“洋”：海外“进口”作物考

餐桌上，除了“胡”系列果蔬，我们还有“番”系列的，比如番茄、番薯（红薯）、番椒（海椒、辣椒）、番石榴、番木瓜：还有“洋”系列的，洋葱、洋姜、洋芋（土豆）、洋白菜（卷心菜）等等。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与竞争格局

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经过去了四年,尽管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率在2009年底就已经普遍反弹到了危机前的水平,但是时至今日,全球经济复苏依然缓慢,金融危机的各种后遗症也依然威胁着当前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这次危机给各国经济造成的结构冲击是深刻的,影响是深远的,挑战则是严峻的。     

“全球南方”是国际秩序演变的重要推动力量

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日渐成为塑造全球政治的重要新兴力量。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极大地改变“全球南方”的面貌,使之较以往更有意愿、能力和渠道参与国际安全与发展事务,促使全球治理机制更加注重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关切。“全球南方”在化解国际冲突、促进国际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和推进文明对话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和作用,已经成为国际秩序演变中的重要建设性力量。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积极推动增加“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在促进“全球南方”团结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     

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南方”力量

加强国际合作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严峻挑战的必由之路。“全球南方”作为全球气候治理不可忽视的力量,为推进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伴随“全球南方”的崛起,全球气候治理格局从南北对峙走向界限模糊和内部分化,呈现复杂多变的特征。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凝聚南方力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来,“全球南方”国家应进一步加强团结合作,通过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三大全球倡议”等平台促进绿色低碳转型,为构建更加公平有效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作出新贡献。     

从全球民调看“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的相对性?

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是世纪之交出现的关于国际权势转移的两种相对应的论调。传统的评价标准是通过衡量中美硬实力和软实力指标,最终确定两国国际影响力和对世界格局的主导力。但这一评估体系始终难以获得一致认可。而通过考察全球民众的感知和反应无疑对理解这样的权势转移问题提供了一种更加直观判断的依据。根据近10年的全球民调数据,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更多的是一种相对变化,也是一种对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国际公众更加认可中国的经济崛起,在其他事务中,美国依旧是主导地位。而中国在实现崛起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公共外交等多重手段提高国际公众的信任度,通过赢得国际舆论支持以减少对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安全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