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生活的规则化治理：转型趋势与现实困境——基于X区乡村积分制治理方式的研究

当前在乡村治理领域，积分制治理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经验探索。X区的经验表明，乡村积分制之所以被广泛运用，关键在于乡村正面临着治理的生活化转型。越来越多的日常生活型事务进入正式基层治理范畴，倒逼村级组织开始尝试运用积分制这种规则化治理方式，对农民的日常生活行为进行约束，以再造乡村有规则的生活秩序。但在实践中，这种规则化治理也遭遇了诸多深层次困境，主要体现为：农民的日常行为难以清晰界定、农村公域与私域的边界难以认定、村民自治与国家治理存在边界冲突,以及乡村内部去公共性的治理悖论等。这些困境折射了积分制作为一种规则化治理方式，其与乡村生活性质间的深层互斥，也提醒基层要把握积分制的治理限度。着眼于未来，优化乡村积分制治理要以重建乡村活力为前提，不断调适积分细则的内容，同时夯实积分制治理的村民自治基础与治理资源基础。     

治理耦合与主体重塑——基于豫北花村组织振兴调查

不同的乡村治理时期会对不同的治理主体产生特定的结构性需求。在乡村治理步入现代化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显现出其巨大的基层治理优势。随着乡村事务逐步被纳入体制，基层治理同时遭遇行政内卷、自治乏力，以及行政与自治互为负担的困境。乡村治理亟需一个强有力的治理主体发挥组织村庄社会和回应村民需求的功能。基层党组织因其内含的组织性和政治性制度潜力，可以回应乡村治理实践要求，发挥精英重构与组织赋权、分类治理与分层动员以及政治引领与主动回应的作用。其弥合行政与自治裂缝、达至上下治理耦合的过程，也是在不同治理维度上将自身型塑为新时期乡村治理主体的过程。基层党组织借助其实现体系效应和国家力量在场的优势，获得了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地位。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时期，基层党组织将获得更大的治理效能释放空间。     

超越公共事务自主治理制度的供给困境——基于自治组织的社会资本积累视角

公共治理范式研究难点之一是超越公共事务自主治理制度的供给困境。增进自主治理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是超越自主治理制度供给困境的必由之路,而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应有之意,积累自治组织的社会资本能够提升自主治理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度,从而超越公共事务自主治理制度供给困境。公共事务领域自治组织的社会资本积累首先要求国家在自治组织的内部社会资本积累中发挥间接作用,其次要加强自治组织间互动,为自治组织的外部社会资本积累创造条件。     

全过程人民民主嵌入乡村治理路径研究——以河南省H村为例

当前乡村治理实践面临诸多困境，集中表现为治理“缺位”：农民参与村务治理“边缘化”、农村协商民主缺位及乡村治理制度规范缺失等。这不仅有悖于基层民主自治初衷，亦阻碍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全过程人民民主具备人民当家做主的完整程序和制度链条，强调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在场”性、全过程性、有效性，并秉持协商原则，确保人民参与公共事务“全过程在场”。由此观之，全过程人民民主可有效嵌入乡村治理过程，通过构建“两化三治”路径，即在坚持乡村民主治理政治化和社会化的原则下，构建以公共理性加强德治、以行动赋权推动自治、以制度规范保障法治的乡村多元治理路径，从而全方位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全面激发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活力。     

“群社协同”：群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路径——以H市妇联协同女性社会组织为例

发挥群团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而基于群团组织“找回社会”逻辑的“群社协同”是新时代群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路径。H市妇联与女性社会组织的协同实践,展现出了“共识构建、互动增能、共同体塑造”的本土化“群社协同”的运行机制,有效提升了新时代群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效能。新时代优化“群社协同”,党政部门需要注重形成以“有机统一”为目标的治理整合体系,群团组织需要构建以“整合共享”为基础的协同治理框架,社会组织需要推进以“专业化+精细化”为核心的服务能力建设,从而不断提升“群社协同”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整体效能。     

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及其对新时代农村社会治理的启示

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是马克思所处时代孕育的伟大思想,是马克思基于无产阶级立场,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劳动关系分析、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主要包括社会治理合力论、社会治理主体论、社会自治重要途径论、社会治理公平正义价值目标、社会治理终极目标等思想认识。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经历了“政权下乡”“政社合一”“乡政村治”“多元共治”四个阶段。新时代我国农村社会治理面临村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不高、村组织自治能力较弱、基层政府职能越位错位、农村政府财力相对不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尚有差距等挑战。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对于新时代加强和创新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效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和方法论指导意义。     

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范式与路径选择

村民自治制度作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支撑,打破了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取得良好的实践效果。但随着农村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的不断变化,原有的村民自治制度固有的不足也越来越明显。文章剖析村民自治制度产生的历史文化基础,总结各个历史阶段的实践历程。同时反思村民自治制度存在问题,探讨新形势下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的路径选择。     

新时代提升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也由传统的政府管理逐步转为多元主体共治的自治模式。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需要发挥党建引领的核心作用,构建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化格局,积极推进基层智慧社区等建设,进一步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三治融合"唱响乡村基层治理的"协奏曲"

在乡村转型发展的关键环节,乡村社会发展中所存在的各种矛盾正在逐渐凸显出来,大力推进“三治融合”,提升乡村基层治理效率也成为乡村发展的必由之路。现阶段,乡村基层治理要找准切入点,促进自治、法治、德治效能发挥,形成基层治理合力,促进乡村发展。     

试论城市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随着公共物品提供的多元化、公共治理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社会整体利益的分化使得城市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成为一种必要,城市内部的公民、第三部门、公共组织、企业以及城市外部的上级政府、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都应该成为城市治理的参与者。然而,在多元化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公众参与不足、缺乏制度基础、各方利益难以协调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从权力的分配、公众的参与、制度与文化建设以及各方利益协调等方面入手提出城市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基本对策。     

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绩效评估探析

当前,应从制度变迁及其对农村社会和村民行为影响的视角．考察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绩效评估。具体说,就是运用政治发展理论和治理理论方法。从经济发展、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制度建设、乡村秩序和行为规范、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和政治文化和政治参与六个方面评估我国乡村治理制度绩效。     

重建熟悉关系：“五社联动”中专业社工参与乡村治理何以可为——基于Q县H村项目实践案例的探究

在当前乡村关系持续减弱，传统乡村治理效能的发挥面临人力、物力、资源匮乏等困境的背景下，专业社工参与乡村治理何以可为？本文从关系视角出发，以Q县H村的案例为例，剖析“五社联动”实践中专业社工介入乡村治理的机制。研究表明，专业社工基于利益性、优势性和协同性促进村庄中各主体间的联动，以促进乡村关系空间性、社会性和情感性的联结，重建“熟悉感”，重构村庄关系。关系的营造产生社会资本，促进乡村治理自治力量的挖掘和培力，激发了村庄内部的资源动员，促进了乡村治理。“五社联动”同时提供了关系联动、人才培育、资源拓展的实践机制，使得资源和人才匮乏的村庄具有了突破约束、自力振兴的可能性。     

“三治”融合实现乡村善治

在新的发展环境下,乡村社会各种矛盾凸显,如何在乡村社会中更好地发挥自治、法治、德治的作用,成为亟待破解的问题。"三治"的有机融合是实现乡村治理的关键环节,也是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发挥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协同效应的重要抓手。     

乡村治理也需要“德治”

德治在乡村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与自治、法治相互补充,促进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以及农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但是,由于德治的"软约束"性质以及新时代农村发展形势的变化,德治作用的发挥还需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我们要加强自治、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进一步推动德治作用的有效发挥。     

共建共治共享 激发乡村治理活力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关键。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事关乡村社会和谐稳定,事关乡村振兴战略大局。近年来,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不断加强乡村治理的实践探索,以党建为引领,以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四治融合”为主线,不断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面构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工作格局。     

论村规民约的德治功能及其当代价值——以建立“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视角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德治是乡村治理的思想道德基础,是建立"三治结合"治理体系的重中之重。村规民约重在通过道德教化规范社会行为实现对乡村的治理,它具有以传统家教文化形成家庭美德、以日常生活伦理培育个人品德、以扬善惩恶方式弘扬社会公德的德治功能特征。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村规民约中的道德文化资源,构建具有正确价值观支撑的乡村道德体系,发挥村规民约的德治功能在构建"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中重要作用。其具体路径包括:发挥村规民约民间组织作用,健全乡村道德教育组织体系;发掘村规民约现代价值,构建乡村社会道德价值体系;发挥村规民约道德教育作用,培育乡村民众道德文化素质;利用村规民约道德激励约束机制,建立乡村现代社会道德秩序。     

脱贫攻坚下“依法治村”的制度框架构建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脱贫攻坚下的“依法治村”成为乡村治理工作的重点内容。从长远来看,法治是乡村治理体系的基本制度保障。因此,梳理和分析乡村治理法治化的问题以及明晰乡村治理法治化的法治困境成为探索脱贫攻坚下“依法治村”的基本任务。一、脱贫攻坚下“依法治村”的制度价值(一)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客观需要脱贫攻坚背景下的“依法治村”需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也是应有之义。     

先锋户联：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两翼齐飞”

近年来,慈溪市逍林镇党委探索实施“先锋户联”行动,通过加强网格支部建设、党员联户制度、党员联户促廉、党员积分制等基础工作,推动重心下移、力量下沉,有效联系服务群众,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走出一条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村）民自治良性互动的新路。     

村组共治：乡村治理有效的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急剧转型。以行政村为核心的乡村组织陷入治理困境,亟需实现功能的扩大化。治理主体间的合作共治是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路径。村组共治通过行政村与村民小组之间的角色分工实现合作共治,表现出“通过分工的合作共治”的耦合逻辑。在耦合式分工中,行政村是行政类事务的承担者、混合类事务的攻坚者、自治类事务的支持者,行政村治理的角色运行机制包括行政村组织的正式化、支持网络的建立。村民小组是行政类事务的分担者、混合类事务的落实者、自治类事务的担纲者,村民小组治理的角色运行机制包括人力资本的增加、社会资本的吸纳、信息资本的掌握。村组共治能够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和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促使新双轨政治形成。     

党建引领下的社区自治何以可能？——一个多重逻辑的分析框架

党建引领是新时代社区治理的基本制度安排。通过构建一个多重逻辑的分析框架,以西南农村地区G社区为例,系统剖析党建引领如何促进社区自治的实现。研究发现：政党通过一系列政治机制破解“条块”矛盾、划分治理边界,以此实现社会性整合的目的;同时,政府组织中的考核目标制、人事制度等为执政党意图实现提供了有效科层手段;最终通过公共空间营造和社会组织培育重塑社区治理结构、激发社区治理活力。因此,党建引领社区自治的实质就是主体行为从孤立到良性互动、关系结构从“原子化”到有机联结、制度逻辑从离散到共演转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