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治理:从“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到“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经开始从"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迈向"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治理新时代。本文围绕充分性和均衡性重新审视了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面临的新问题,并围绕"政府调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人民群众获得感提升"主线,从理论上探讨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治理框架及需要突破的难点。研究指出:(1)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治理,指向人民群众获得感最大化的目标嬗变是前提,追求获得感提升带来行政效能的制度保障是关键,理清"投入-产出-感知"链条并形成内外联动的3E绩效体系是重点;(2)技术上需要突破两点:一是以"基本"范畴和"均等"程度为起点,分别构建满足充分性和均衡性的绩效指标体系,二是获得反映人民群众获得感的基本公共服务大数据信息。     

公共服务的可及性是如何提升的?——基于广州市老年教育服务改革(2018-2020年)的研究

理解提升公共服务可及性的实践逻辑,对建设高质量公共服务体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多中心治理理论将科层制公共服务体系的“僵化”视为可及性不足的原因,将“多中心”网络结构视为提升可及性的对策,难以解释中国事实。文章以空间分布为切入视角,以广州市老年教育服务改革为例,对其载体稠密性、服务可及性提升路径进行了分析。经验研究表明：(1)公共服务可及性的提升路径,是服务载体的空间拓扑结构由集中升级为分布,形成分布式供给模式;(2)分布式供给的构成要件包括载体小型化、方式开放化、关系集成化三个方面;(3)分布式供给的功能组合、资源配置和信息网络,有助于从多个维度提升公共服务的可及性。通过分布式供给提升公共服务可及性,是国家主导性与社会主体性的统一,国家与社会结成的多元主体结构是轴面联动的伞状结构,而不是“多中心”的网络结构。     

政府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的路径探析

公共服务的提供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标准。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有效的、丰富多彩的公共服务供给。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注重公共服务提供的均等化、有效性,也要高度重视公共服务的精准性、精细化,切实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发展所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     

新时代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现代化发展：基于均衡性和可及性的考察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部署，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在体系化、制度化、均等化、标准化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基本公共服务发展不充分和供给不均衡问题仍然存在。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相适应，必须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现代化发展，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使其贯穿各领域全过程。优化财政体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使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更趋完备。从国家基本标准到地方实施标准、部门行业标准协同强化优化基本公共服务标准规范。加强基本公共服务法治建设，让“分散”的政策性文件发展成系统的法规体系。构建和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公共服务治理机制，使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人民群众需求更趋匹配，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强。     

提升贵州民政领域公共服务水平的对策建议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公共服务关乎民生,连接民心。民政领域公共服务是由民政部门承担主要供给责任,同时引导市场主体、公益性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补充供给,面向民政服务对象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养老、殡葬等基本社会服务。近年来,贵州省民政系统坚持“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理念,持续提升民政领域公共服务水平,成效显著。民政基本公共服务兜底保障实现了“应兜尽兜、应保尽保”,民政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不断增强,     

民营企业家社会心态现状与优化路径——基于浙江省的两次调查

民营企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浙江更是民营企业集聚并引领发展的“重要窗口”。本研究基于对浙江省民营企业家的两次调查,概要勾画了该群体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的基本状况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心态变化特点。结果发现,民营企业家获得感评分最积极,主观幸福感次之,安全感相对较低。获得感较强,源于对自身在企业发展中作用的肯定,以及感受到政府用心改善营商环境带来的激励效应;幸福感源于对生活总体的满意;安全感不很高,源于当前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形势预判信心不很足。要增强民营企业家的整体幸福感,需在保证其安全感的基础上,通过切实的支持政策和行动,着力提升其获得感。     

技术与民生:在线政务服务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的经验研究

本文应用期望不一致理论分析了在线政务服务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Tobit模型,从公共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五个方面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线政务服务显著提升了公共服务的公众满意度,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显著的在线政务服务区域差异不利于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提升。进一步,本文利用有序Probit模型探讨了在线政务服务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的路径。研究发现,在线政务服务主要通过提升公共服务资源分布均衡度与获取公共服务资源便捷度的满意度来提升公共服务满意度。     

医疗保险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京津冀地区的实证分析

主观幸福感反映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对政府的认同。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调查数据了解京津冀地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并通过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和改进后的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医疗保险对京津冀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整体而言,京津冀地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保持在较高水平;基本医疗保险显著提升了京津冀地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可以使得京津冀地区居民觉得非常幸福的概率增加10.2%;基本医疗保险通过提升京津冀地区居民的公共服务普惠性感知、充足性感知、均等化感知和便利性感知提升了京津冀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分地区而言,基本医疗保险显著提升了北京市、天津市的居民主观幸福感,但对河北省而言,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满足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商业性医疗保险既未能显著提升整个京津冀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也没有提升北京市、河北省和天津市各个区域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微观天下

正个税改革有助提升获得感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5日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今年我国将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增加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专项费用扣除,合理减负,鼓励人民群众通过劳动增加收入、迈向富裕。(据人民网)【评论】"@中国日报网":个税改革是稳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重要举措,是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一项重要内     

优质共享 均等可及 高水平建设“15分钟公共服务圈”

<正>建设“15分钟公共服务圈”,是实现城乡区域公共服务更加普惠均等可及的重点任务,也是高水平描绘现代版富春山居图的应有之义。2020年以来,杭州市富阳区连续三次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区”,并在民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认同感监测综合评价中,位居浙江省县（市、区）前列。2021年以来,富阳区逐步构建形成“标准+平台+集成+联动”的公共服务治理体系,有效提升了公共服务的精准度、     

公共服务供给主体间合作机理研究

对于公共服务供给主体间合作机理的研究,可以从个体价值结构视角出发,引入合作资源、合作成本、合作租金和主观期望概念框架,分析公共服务供给主体间合作的类别、合作的实现以及合作的演进。研究发现,个体主观期望的形成是建立合作关系的前提,合作租金大于合作成本是建立低阶合作关系的必要条件;个体长期主观期望的普遍建立和合作组织间信任关系和承诺关系的形成有利于高阶合作关系的实现。中国公共服务供给主体间合作可能遵循假象合作到低阶合作再到高阶合作的路线演进。应当通过长期互动、政策供给、管理体制调整和文化培育来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主体间的高阶合作。     

公共服务供给“共建共享”的创新转向:一个网络化治理论纲

公共服务供给网络化治理是提高公共服务共享水平和共建能力的关键路径,可以促进公共服务供给侧转型创新和再造。公共服务供给网络化治理以参与主体协同合作、纵横互通价值网络管理、生产生活公共服务需求为主要对象,通过网络治理模式提供快速敏捷、精准高效、高质量适配性的公共服务,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和治理责任分散化、组织边界柔性化和需求响应弹性化、合作关系伙伴化和资源优势互补化等特征。公共服务供给网络化治理直接目标是公共服务的精准适配性供给,终极目标是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根本目标是公共服务整体价值创造;伴随网络化发展进程,公共服务供给网络化治理呈现出目标的阶段性特征。公共服务供给网络化治理责任管理实质上是所有权的管理,涉及联动联治责任、分层分类精细化管理、网络平台综合服务以及公信力维护。公共服务供给网络化治理机制由形成和维护机制、互动和整合机制以及共享和共担机制构成。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问题与对策——基于湖北省4县17村的实证分析

农村生产经营性公共服务是农村公共服务的基础领域,也是实现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点和难点所在。本文通过对湖北省4县17个村的调查,指出了湖北省农村生产经营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结构相对失衡和渠道相对狭窄;而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逐步打破城乡二元分割格局,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多措并举吸引各种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其中,逐步建立起主体多元、互联合作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网络。     

新时代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探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公安机关的服务宗旨和行动指南,如何更好地服务群众,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是各级公安机关加强和改进工作的重要课题,,本文从打防、管理、服务、沟通四个方面探讨,研究创新公安工作的方法和途径。     

培育协商文化 彰显基层协商活力

<正>灌云县政协以打造协商文化为抓手,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扎实推进“有事好商量”巩固提升工作,积极探索政协协商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机融合,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添助力、增合力。     

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 在深入践行“六水共治”中再立新功

<正>2022年，“六水共治”攻坚战启动，海南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又一标志性工程“开工”。一年多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全省水务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推动治水工作发生重大转变。人民群众身边的清水绿岸明显增多，饮水安全保障水平不断提升，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     

着力提升社区党组织组织力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求“各级党组织履行党章赋予的各项职责,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把各领域广大群众组织凝聚好”。扬州市广陵区曲江街道文昌花园社区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曾是扬州市最大的拆迁安置小区建设成为“全国文明社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居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攀升。文昌花园社区党委探索创建了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文昌经验,为新时代新征程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提供了有益借鉴。     

智慧警务公共价值的实现路径——基于“智慧警务创新模型”的案例分析

实现公共价值,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新时代警务改革的目标与方向。但作为现代警务改革重要抓手的智慧警务建设中日益凸显的数字政务悖论现象时刻拷问着公安机关的治理能力。既有研究往往关注技术与结构性的制度安排,难以回应智慧警务的公共价值期待。基于智慧警务创新障碍模型,智慧警务创新中可能存在“数字基础型”、“行为惯性型”、“数字鸿沟型”与“数字信任型”障碍,对此可通过警民共同生产、培育数字公民、夯实数字信任予以矫治,进一步提升智慧警务的可及性与公共性。     

实现社会保障新风险的有效治理

作为预防和应对社会风险的一种制度安排,社会保障制度在不同时期发挥了"稳定器"作用,对社会平稳运行和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新时期,信息化、网络化趋势日益明显,滋生了一些不稳定因素,形成了复杂多样的新风险。要治理社会保障新风险,需针对不同领域逐一制定解决对策,提高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匹配度,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防范研究

当前,如何客观准确地分析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并对购买公共服务的模式方式进行规范、改进和约束,以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水平,是理论界与实践界需要研究的重大而迫切的课题。在详细分析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四个阶段(计划、甄选、实施、评价)所面临风险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意识、机制、能力、氛围四个方面的对策举措,即增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管理意识、提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防范能力、健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监督评价机制和培育和提高社会组织承担公共服务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