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现代化进程的伊始,中国就面临着现代性与传统文化关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借鉴并汲取了近代西方优秀思想文化的精华,代表了人类文明的现代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与积淀在社会和民众中的传统文化的结合。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会议的探索实践表明,既积极主动地汲取现代文明成果,又充分发掘运用传统文化,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前进的必由之路。     

基于EMAC模式的多省交界区公共危机跨界治理机制北大核心CSSCI

多省交界区是我国公共危机的多发地段,"囚徒困境"与"屏障效应"严重影响治理效果。以湘渝黔边"锰三角"为例,分析了我国多省交界区公共危机跨界治理"至下而上"推动和"至上而下"干预模式,存在着治理主体单一、缺乏规范化的跨边界合作治理制度保障和一体化协同合作机制等缺陷。美国《州际应急管理互助协议》(EMAC)以法律的形式构建了跨州协同治理框架和运作机制,给我国多省交界区公共危机跨界治理极大启示。我国多省交界区应构建全国性的危机救助合作框架、跨省多中心治理网络、一体化的运作流程,以实现跨界协同治理目标。     

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概念分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的一个核心概念是中国化的问题。“平等”“集体主义”“阶级斗争”“辩证法”“共产主义”这些概念在西方进化论思潮的影响下,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以群体为本位的价值观、传统大同理想、朴素辩证法、理想人格模式的设定等思想资源,或是直接烙上中国特色的烙印,或是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路完成现代性转型,或是直接创新再造,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实现其中国化,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形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价值、理论创新与实践意义——兼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新发展理念是从关切现实问题角度出发,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世界历史进程,汲取了中华传统哲学思想的智慧,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现实价值、理论创新和实践意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以共商、共建和共享为核心,为化解资本现代性问题所引发的各种矛盾、冲突、分裂以及由贫富差距加剧所引发的扭曲社会样态;以互利共赢,合作共享人类文明成果,走向人类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共同繁荣为旨归,倡导和平与发展的共同价值理念,致力于弥合由于不平衡、不协调的发展所引起的"中心—边缘"的对立与冲突;以中国传统智慧的"互系性通变"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结合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为全球一体化发展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习近平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发展理念对于发展和完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塑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共创人类和平发展大业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文化解构、制度创新和科学建构:中国现代性的进取理路

五四运动以来的90年里,中国的现代性历史经过了三级阶段性部分质变:五四运动集合此前近80年现代性的积极能量,从思想高度解构传统文化.为人民自主革命和制度创新开辟了精神空间;此后直到1979年的60年阃,中国人民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努力突破封建主义传统,同时超越资本主义模式,尝试自主制度创新;改革开放则针对以往"计划体制"模式,展开了否定之否定阶段的"扬弃"实践,使得中国的现代性在遵循现代化客观规律、契合中国特色中获得科学建构.     

从当代发展观的嬗变看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诉求

发展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性概念,现代性发展观指引下的世界现代化运动给人类带来了物质上的盛宴,创造了一个现代性发展理念和模式的新神话,使现代人不自觉地迷失于发展主义和进步主义的幻象。20世纪中后期以来人类发展观的嬗变中,经典现代性发展观的普世性和合理性遭到质疑和颠覆,呈现出了从西方化向多样化、从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从片面的经济发展向社会全面发展,从征服自然向保护生态、从线性进步向风险发展转变的趋势。科学发展观以塑造新现代性为旨趣、以包容开放的和谐思维凸显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以人为本的价值诉求。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实践及其世界性影响为全球化背景下创造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现代性、开拓人类和谐发展的新道路提供了极其广阔的空间。     

跨域治理:模式、机制与困境

跨域治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打破了狭隘的行政区划界限,超越了简单的政府单一主体,实现了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网络化互动协作治理,成为解决区域问题和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治理模式。本文主要围绕跨域治理的几个基本问题展开:即什么是跨域治理,跨域治理何以发生,跨域治理的模式选择、机制设计以及面临的制度困境。     

对治理理论的三种误读

治理理论兴起以来,中国学术界将它与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结合起来,进行了大量研究和探索。但在引介和研究过程中,对治理理论存在某些误读或误解。其一,因治理过程的动态模糊性而影响了对治理理念明确性的把握,混淆了治理与传统政府管理和新公共管理的界线。其二,把治理理论自组织的合作网络与协同合作关系误解为多主体的简单参与。其三,把"元治理"中政府作为供给治理规则与协调者的角色误读为国家与政府集权的重新回归。治理理论在中国存在适用的土壤,它具有能解决传统政府管理无法解决的问题的优势,在引介、再造和本土化运用的过程中,需要结合具体国情探讨适合本国实践的治理形式,但不能偏离治理的基本精神与理念。     

共青团市民学校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与困境——基于重庆市北碚区实践的探讨

正一、共青团市民学校: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追求社会治理是现代公共管理模式的一次重大变革,旨在重新审视和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打破单中心权威秩序的拘囿,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治理格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社会治理"纳入新时期的执政话语体系,意味着这种更具开放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治理模式,已然成为我国社会管理场域的一个重要价值理念和实践追求。这场深刻的现代性变革,无疑为各类社会组织     

中国都市群网络化治理模式研究

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的兴起,使都市群治理问题成为全球化和区域化发展潮流中的焦点问题。实践证明,政府主导的集权化都市群治理模式过于强化政府的权力本位主义,无法保障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市场化主导的分权化都市群治理模式容易导致恶性竞争、资源浪费等问题,也未能弥补政府集权化治理中的缺陷。本文认为,在网络化时代,网络化治理模式不仅对政府和市场为主导的都市群治理模式提出了质疑和反思,还为治理中国都市群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管理体制问题、城市政府之间关系问题提供了新视角。因此,构建网络化治理模式本身也是当代中国都市群发展的重要内容,对都市群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研究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性诉求

"解放生产力"与"解放生产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性使命的双重诉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的历史过程,又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反思现代性基础上求索现代性的发展道路,它不仅将成功的实践凝练为现代性的理论,而且指向现实的批判与改造,并通过制度构建与文化改造推进中国人的自由与解放,进一步实践现代性。     

革新与内卷——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悖论

有别于西方现代性理论断裂、维新的传统,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表现出革新与内卷的两歧性。其悖论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学自身具有的现代性因素,中国文学现代性重视空间体验以及跨语际交流所导致的变异。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悖论提示,要以中国文学实践经验为基点,抵抗全球化语境中以西融中的反向理论融和,进而探寻中西理论会通的新路径。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认同--以现代性为分析视角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承载着融合现代性的艰巨使命。处于转型期的中国面对现代性分化与融合的双重考验,如何克服现代性分化所引发的国家治理合法性危机并在现代性融合中把握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背景动力和路径指引的关键在于制度能否得到公众的认同。在现代性融合的背景下,制度认同不单是公民个体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观念或国家制度本身的建设问题,更在于社会全体成员在与国家的双向互动中能否实现合作共治。因此,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改革措施,完善制度认同的构成要件,从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现代性与中国传统

现代性问题是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历史的规定性,当中国由前现代走向现代,现代性问题凸显。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作出选择,怎样建设中国的现代思想道路,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很多,本文则试图给各种思想划定边界,以利于更好地明确前进的方向,创建思想的开端。     

中国的审美现代性之路:历史与现实的境遇

中国是一个"后发达"国家,但其审美现代性思潮却往往直接套用西方先发达国家的模式,这种移植与中国既有的审美传统以及自身的社会现实都有一定的隔膜.理论阐释的有效性不大,导致中国审美现代性走入困境.实际上中国传统美学在解决"现代病"的问题上有着独特的优势,而且审美现代性是在社会现代性之上的必然产物,所以,要走好中国的审美现代性之路,我们必须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理论与现实以及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     

现代治理理论及其对中国治理变革的借鉴意义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治理模式发生了重大变革,通过治理变革,寻求政府、市场、社会的有效合作之途,在理论及实践上都取得了显著成果。这些成果无疑会对正在进行治理变革的中国产生积极影响。     

试论中国政治的现代性成长

政治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结果与特质,政治现代性的成长也体现了其逐步积累和丰富的动态过程。中国独特的历史、现实、文化和传统,使得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经历了复杂和曲折的过程,经历了西化尝试、理念革新、盲目照搬、理性务实等阶段,并在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推动下,从体制机制上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逐步使经济与政治形成了良性互动,从而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着政治现代性的内涵,也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了充分准备。     

卷首语

正近年来,社会化媒体、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智慧城市、大数据和开放数据等新技术、新理念和新实践的发展深刻改变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方式,给政府治理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电子治理领域具有很强的跨领域、跨学科、前沿性和实践性等特征,亟需跨越各种传统边界,实现跨界交流。为了对电子治理面临的新问题、新趋势进行深入的研讨,推进学术界与实践界对电子治理的理解与研判,复旦大学国     

无人化应用的跨界风险与协同治理

当前,中国正处在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无人化应用场景的快速发展成为这一革命性进程的加速器。无人化技术在多场景的推广应用提高了生产与管理的智能化水平,显著降低用工成本,给人们提供了更舒适便捷的服务。但无人化应用场景的加速部署同样蕴含着跨场域、跨业务、跨部门的新型复合风险,给数字经济的良性发展带来挑战。以多中心、去边界和深度合作为主要特征的协同治理成为应对无人化跨界风险的新选择。     

地图形态的转换：网络空间中国家治理边界的变更及重塑

作为重要治理主体，国家治理边界一直是学界探讨的重点。将国家这一以领土为核心的物理性空间结构投射到二维地图上，可以实现抽象国家的可视化，除此之外，还可以从不规则的地图轮廓中发现领土边界与国家治理边界之间的内在契合。网络空间的诞生，意味着以现有物理空间为映射的地图与治理范围扩展到了虚拟的数字世界。在具有流动性、跨区域性特点的网络空间中，依托于传统地图上领土边界而存在的国家治理边界不再适用。这需要回归到网络空间本体论，在分析网络空间的分层治理结构基础上，将行动作为网络空间中划定国家治理边界的依据，建立动态可变的“中心—外围”国家治理边界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