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责聚合：基层治理条块协同的优化创新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基层治理现代化离不开条块关系的优化,这是由我国政府结构和行政体制决定的。当前基层治理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如权责倒挂、协同障碍、治理分立、管理不畅等,本质上都是条块协同障碍所致。因此,基层治理中条块关系优化主要是进一步增强条块的协同性,使基层治理更加协调顺畅。基层治理条块关系协同优化创新可以以政府职责为“抓手”。当前基层治理是在政府职责体系和条块关系的反向互嵌下运行的,此间因职责分离和职责错位产生基层治理中条块分割与条块冲突等问题。基于基层治理条块协同存在的障碍,应进行政府职责纵横双向聚合的基层治理条块协同理念创新,并通过结构性、运行性和系统性三个方面的职责聚合构造政府职责清单建设、治理权限适配的实践方式和党建引领的条块联动机制的基层治理条块协同优化进路。     

县域末端治理的属性、困境及其破解之道——从条块关系的视角切入

在县域治理体系中,一些部门处于治理链条末端的位置,承担“灭火”职责。尽管这些部门本身并不弱势,但其末端处境使它们承受着更大的责任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兜底部门”。县域末端治理的困境与条块分割的体制密切相关。在条块体制下,某些部门的正式权力地位提升,却无法解决部门协调和条块分割的难题,需要依托党委政府的权威出面统筹。末端治理的困境也展现出科层治理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复杂性。如何进一步理顺条块关系,加强条块整合,使体制优势进一步转化为治理效能,仍然任重道远。     

条块关系与中国的适应能力——对韩博天观点的修正

当代中国在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上取得了成功。关于成功的原因,学者们普遍认为其得益于中国拥有非同寻常的适应能力,能够灵活地应对内部冲突和外部冲击所带来的挑战。对于中国适应能力的来源,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提出了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适应能力来源于国家领导人采用的地方试验策略。但是,他忽略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影响,特别是忽略了条块关系的影响。我们发现,只有在"条弱块强"时期,国家领导人的地方试验策略才能有效地激发地方自主探索,相应地,国家适应能力比较强;而在"条强块弱"时期,地方自主探索受到"条"的较多限制,即使国家领导人同样采用地方试验策略,这种策略的有效性也受到削弱,带来国家适应能力也相对较弱。     

城市郊区化背景下乡镇治理的制度困境——以上海市为例

城市郊区化引发了乡镇政府行政体制与治理需求的矛盾,政府体系内部的紧张关系持续加剧,乡镇政府与当地居民的冲突持续加深,乡镇治理陷入困境.集权控制是造成城市郊区乡镇政府治理制度困境的重要原因,只有对政府体制做出与经济社会演变相适应的深刻调整,赋予乡镇政府更多必要的管理权限,才能走出乡镇政府治理的制度困境,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城市基层综合行政执法的发展导向与实践进路

城市综合行政执法的建构模式在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领域已探索多年,经历了从形式主义风格到实用主义风格的转变,实现了秩序本位到发展本位的变革.新时代,城市基层综合行政执法需再次完成从重执法信度、强调执法稳定性向呼应社会建设、注重民生需求的进一步升级.在不偏离统一、精简、效能原则的前提下,城市基层综合行政执法应以执法权相对集中体...     

“差序—协同”:基层治理主体间关系的意涵与逻辑

基层治理主体间良性互动是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然而当前治理主体的关系互动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困境。从认知层面归因,关系互动困境源于主体认知偏误和关系认知偏误,由此导致对治理主体间关系的界定偏差。这种偏差包括界定内容不全面和界定所涵摄主体类型不完整两种情况。对此,可整合元治理、协同治理、网络化治理以及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核心理念,以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为依据,萃取"差序"这一本土社会文化概念,将基层治理主体间关系界定为"差序—协同"关系,阐述其特征,诠释其生成互动逻辑,并提出相应实现机制。     

加强街道乡镇社会管理的思考与建议

街道乡镇作为最基层的行政组织,是城区政府工作的重要基础,在社会管理中担负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温州市鹿城区为了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     

乡村基层治理的假想科层关系及其法治悖论——基于“草根—科层”框架的质性研究

村治与乡政之间的关系是基层治理及其法治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命题。通过建构“草根—科层”二元框架发现,村民委员会的科层性只可能在拟制的意义上成立,因为它本质上是由村民委员会主导者的身份转换诉求、政治权力欲望与乡镇政府的情感控制策略共同促成的假想科层关系。借助新制度主义的“组织场域”理论解读,村民委员会主导者试图在乡村基层治理的“组织场域”中,诉诸三重秩序资源的再生产,而将假想科层关系制度化。但由于“村治”与“乡政”的分离格局具有难以突破的规范和价值理由,这种努力往往难以实现。化解这种假想科层关系是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题中之义,但受其“后坐力”影响,法治化的相关制度安排会导致村治与乡政展开资源拉锯战,村治与乡政的关系状态会随之走入另一种格局。但就像将“假想”制度化的期待无法实现一样,这一法治悖论也无法成为扭转基层法治化进程的阻碍事由。     

财政困境下乡镇治理模式转换的路径探索——《财政困境与乡镇治理》评介

由我国著名政治学前辈张永桃教授作序,青年学者章荣君著述的作品《财政困境与乡镇治理》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展读该书,掩卷遐思,感慨系之,受益良多,今择其要者而言之。一、情系乡土,儒者仁心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民生之本;农民是人口的主要部分,是社会之基。农村始终是现代化建设最广阔、最深厚的基础,是力量之源。因此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是农村、农民、小农经济的现代化问题。我党一贯高度重     

城乡社区基层治理建设路径的逻辑证明——基于对成都市新都区基层治理的个案分析

基层治理机制的建立与组织建设的完善是城乡统筹建设的制度保障与组织保障。通过对成都市新都区三河街道基层治理状况的个案研究,推理出城乡社区基层治理建设路径的构建逻辑,即构建健全和发达的基层公民社会,是为了实现公益的完整诉求,形成国家与社会良好合作的状态。     

防范“事务主义”：基层行政效能内耗现象研究——基于角色“结构-过程”分析框架

行政效能是推进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变量,基层治理中行政效能内耗现象屡有发生。基层“事务主义”表现为机械性执行、盲动性推进、经验性因循和虚假性替代,只顾策略性行动而忽视战略性谋划,追求工作过程增量而不抓重点和关键,严重耗损了基层行政效能,不利于推进基层治理创新和现代化转型。文章基于角色“结构—过程”分析框架,认为基层“事务主义”的产生遵循“任务嵌入—场景驱动—角色互动—角色观念—角色扮演—现象蔓延”的逻辑过程链条,即基层干部受角色关系环境和角色制度规范的结构性因素、角色互动机制的过程性因素以及角色自身能动性因素的复合型影响,行政效能观念发生了扭曲,从而在角色扮演中陷入“事务主义”泥沼。为防范基层“事务主义”滋生蔓延,需持续优化基层治理环境,提升基层治理制度绩效,有效加强基层干部教育和学习。     

“结构-过程”视域中基层形式主义的行为本质与发生机理——基于G村村规民约建设的经验分析

实现对基层形式主义的靶向治理,必须在理论上深刻把握其行为本质与发生机理。既有研究大多从静态形式与内容、结构与行动的二分出发,较少看到形式与内容的动态转化和结构与行动的动态互动。文章运用“结构-过程”分析框架,以G村村规民约建设为案例,检视基层形式主义的行为本质,分析引致基层形式主义的发生过程和结构。研究发现:基层形式主义的行为本质是片面的形式追求,过度追求可视性较强、成本较低的治理形式,对可视性弱、成本较高的形式消极敷衍;基层形式主义的发生,是行动者经过成本效益的理性计算,从而程序虚化“走过场”、制度空转“摆样子”、话术精炼“做文章”;引致基层形式主义的结构性原因,是科层治理挤占了简约治理的自主空间,使基层治理形式可视性弱化并抬高了治理形式的落实成本。长远来看,根治基层形式主义需要在科层治理与简约治理之间发展出更为精细的协同互动机制。     

小组自治、双轨治理与基层治理困境的破解——基于关中X村的经验分析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村庄面临着形式化治理的困境。基于关中X村的考察表明:加强村民自治建设,提升乡村社会与基层政权、国家治权之间的协调能力,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商共治,是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小组自治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形式,具备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和拥有比较完善的主体和治权,使得村民自治能够正常运行。在X村,村民小组具有自治主体性,行政与自治各得其所,国家与社会相互依赖,村庄实现了"双轨治理",有效破解了基层治理困境。国家需要给村民小组提供必要的自治空间,使其更好地将群众组织起来,并以资源输入为契机,实现国家治理与群众路线相结合。     

村干部年轻化与基层治理变迁——基于“走读干部”现象的考察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村干部队伍建设出现村干部年轻化的典型趋势。通过考察在行政村一级出现的青年干部走读现象,分析村干部走读现象的制度生成结构与个体形塑机制,探讨村干部年轻化趋势背后折射出的基层治理变迁及其后果。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以村干部年轻化为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抓手,通过制度调整为年轻人进入村干部队伍释放体制机会,村庄发展去功能化与村庄公共性弱化为年轻人释放村庄政治空间,县域青年的体制偏好和家庭城镇化目标塑造出青年村干部走读的客观结果。然而,青年干部的发展策略围绕个人和家庭调整,给基层治理体系带来不稳定因素,他们对于村干部的职业认知与办事员身份契合,导致村级治理悬浮,最终强化村庄治理行政化面向。     

基层应急管理如何提高效能——基于利益政治学的分析框架

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行动体系中,基层应急管理起着基础性作用。基层应急管理效能的提高,有赖于协调有序、运行有效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即秩序化基层应急管理主体关系。基于利益政治学的分析框架,利益关系的失衡和冲突是基层应急管理主体关系失序的根源,进而影响到基层应急管理体制机制的运行效能。重构基层应急管理主体关系的秩序,应在常态治理和应急管理两个系统重构协调的利益关系,加强基层党组织对基层应急管理主体关系秩序重构全局的统领,在制度机制层面确立基层应急管理主体的行为规范,在权力关系、权利关系和权力-权利关系层面形成利益协调的基层应急管理主体关系秩序。基层应急管理体制和能力的现代化,应以系统化的思维,从利益根源、制度机制、主体关系三个层面不断推进。     

跨层级治理：情境、过程与结果——基于桂南Q市“联镇包村”制度运作分析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家通过制度的顶层设计来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地方政府通过政策的底层实践来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基于“情境-过程-结果”的分析框架对桂南Q市考察发现：联镇包村制度的运作逻辑显现出跨层级治理表征,是地方政府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压力型体制与目标考核的情境下回应基层社会多元化诉求而作出的一个应然制度安排。联镇包村制度化运作过程不仅具有科层制路径依赖特性,也蕴含反科层化行动取向。在多重压力下,各驻村干部差异化的治村行为呈现出名实分离状态,因而亟需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格局,才能推动跨层级治理的可持续化运作。     

“警格”与“网格”融合下的基层治理创新研究——基于D区网格化警务模式的分析

提升公安机关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战略工程。实现基层警务工作与网格化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建设形成"警格+网格"联动治理成为了实现公安机关基层治理的新路径,遵循着外部逻辑、内部逻辑、技术逻辑等三个维度的生成逻辑。在网格化警务管理中形成的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主体、治理手段"四位一体"的实践布局揭示出,在新时期实现"警格"与"网格"的深度融合,仍需在多元主体融合深度推进、网格化警务管理运行效度提升、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建设并重等方面持续发力。     

补短板强弱项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疫情与基层治理现代化”高端论坛会议综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教训,加快补齐治理体系的短板和弱项。客观上看,疫情背景下城乡基层面临着治理环境复杂化、治理体系碎片化、治理技术浅层化的冲击和挑战,应朝向协同多元主体、优化治理机制、改进治理方式以及创新技术工具等目标,从加强党建引领治理全局、完善体系规范治理秩序、强化技术提升治理效能、夯实基础保障治理可续等方面入手,切实提升我国城乡基层治理能力,加快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     

“返乡潮”之后的基层治理之二:调查:710位乡镇“一把手”的心声

阅读提示"农民工返乡潮"对乡镇基层政权治理提出了怎样的新挑战?乡镇干部如何应对?乡镇干部们在忙什么,在担忧什么?乡镇干部直接面对广大农民群众,处于农村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