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导向型援助及其超越 ——兼论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与全球发展话语权

援助是一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冷战期间,美苏对外援助的主要目的是争夺盟友,对援助成效的评估主要是以过程为导向,其标准是援助的投入是否成功使受援国留在本方阵营。冷战后,西方国家内部出现援助预算的合法性危机,对援助成效的讨论也逐渐从过程导向转向结果导向。进入21世纪,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发展援助的结果评估提供了重要参照。结果导向型援助提高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可见性,但其存在的弊端和南北垂直援助特征需要中国制定超越援助的新时代国际发展合作战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吸收了结果导向型援助的积极因素,但这也为超越该理念奠定了基础。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与2030年议程的深入对接为中国突破西方战略围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机遇。全球发展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生态文明思想共同构成中国全球发展话语权的基础,并逐步超越了结果导向型援助,为落实2030年议程指明了方向。     

统筹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基于制度化峰会的视角

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密切联系、不可分割,有必要协调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元首引领的制度化峰会提供了多层次、多角度和多元化的全球发展与安全治理平台,是中国协调推动两大倡议落实的重要路径。制度化峰会的形成与发展既有国际政治和权力结构变迁的历史逻辑,也有全球发展和安全挑战需要戮力合作的现实逻辑;既有个体收益与制度收益协调的理论逻辑,也有峰会扩散重叠的实践逻辑;既有国际制度的一般生成逻辑,也有制度化峰会的独特生成逻辑。中国推动制度化峰会的路径包括基于多边国际组织的制度化峰会、基于“中国+”合作机制的制度化峰会和基于国际倡议的制度化峰会。制度化峰会的价值功能、“经济—安全”议题并重属性、两大倡议的内在联系特征以及消除部分国家误解的现实需要共同决定了制度化峰会成为当前统筹推进两大倡议落实的可行路径。中国需要在既有峰会制度中积极落实两大倡议,推动两大倡议与制度化峰会的战略对接,在议题设置中统筹发展和安全,适时打造全球发展峰会和全球安全峰会。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国际发展治理中的中国角色

随着千年发展目标于2015年结束,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制定也已完成.国际发展议程和相应治理机制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始于冷战结束,经历了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议程等三个阶段的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中有着不同的角色,总体上其影响力和地位正不断提升,根源上得益于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随着2030年议程于2016年1月1日正式启动实施,国际发展治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期的中国而言,2030年议程的制定和后续落实,既带来了重要机遇,也伴随着不小挑战.为更好地抓住2030年议程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中国应更积极地参与国际发展治理,推动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建构,同时强化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南南合作,承担更大国际责任,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推动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发展治理机制的构建.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下官方发展援助的变革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涉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三个方面,是一个具有真正变革意义的国际发展框架.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官方发展援助提出重大挑战:其庞大、复杂的目标体系对后者的数量和规模提出新要求;其三大范式变迁对后者的分配提出新挑战;其对各层面发展资金的协同增效要求对后者提出更高标准;而愈加复杂的发展筹资体系也对后者提出新挑战.为应对2030年议程带来的挑战,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正积极推进官方发展援助变革,并就现代化其统计标准和构建新的衡量工具达成初步共识,突出资金的可测量性和透明度.联合国也强调官方发展援助应集中在需求最大和筹资能力最弱地区,并与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发展资金相区分.中国应密切关注这一变革的趋势与动向,审慎引导新兴援助国合力应对官方发展援助的变革.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转型

随着诸多新型流行病的蔓延,全球卫生治理日益被安全化.但这一努力效果并没不明显,既未消除南北垂直落差,也未改变部门化的主导路径,其核心原因在于:治理施动者即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权威下降,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诸多治理机制相互嵌入,复杂性提升;安全化所构建的科学主义,缺乏信息和数据支撑.因此有必要通过去安全化,搭建完整的全球政策框架和自下而上的多层治理结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涵盖了全球卫生治理议程,也明确了全球卫生治理必须在可持续发展范式下开展,既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要关注城市化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发展问题和卫生治理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中国的南南合作

接替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获通过.中国的南南合作将在2030年议程实施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新议程的实施也会对中国的南南合作产生重要影响.首先,改革开放前,中国开展南南合作主要基于政治考虑,改革开放后更多追求经济互利互惠,进入21世纪后则与"走出去"战略密切相关.其次, 2030年议程为中国开展南南合作带来了机遇.与千年发展目标不同,南南合作的作用得到2030年议程正式认可;基础设施被列为新议程17个大目标之一,这将为中国产能走出去及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带来机遇;"超越援助"的讨论使中国将援助与贸易、投资相结合的南南合作方式得到更大认可.最后,在实施2030年议程方面,中国的南南合作模式主要是政府间合作,而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则要求中国更多重视公民社会和私营部门等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为了使南南合作在话语权和影响力上进一步提升,中国需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南南合作的界定、统计与评估方面加强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对接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启动,为中国深入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推动建立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提供了重要机遇."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年议程理念相通、目标一致,相互对接有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增信释疑,增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吸引力,提升中国参与南南合作的水平,帮助中国在新的国际发展治理体系乃至整个全球治理架构中获得更多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两者的对接也有利于形成对中国企业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外部约束,促使中国企业履行好社会责任.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对接2030年议程面临着落实时间差、理念与议题契合、非国家行为体作用、与西方大国协调合作、地缘政治风险等一系列挑战,中国需在战略理念、合作政策、落实平台、具体目标等层次明确对接方向,认真设计对接方案,积极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监测指标设计和后续评估体系建设.     

“中国倡议”助力“全球南方”共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先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中国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贡献中国理念、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大动能。“中国倡议”的基本属性是中国特色的国际公共产品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领域模块。“中国倡议”为“全球南方”提供重要引领与合作动力,必将推动构建“全球南方”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三大倡议”与新时期中国的中亚外交

自2021年以来,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全球性倡议。“三大倡议”不仅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重要方案,而且为中国的中亚外交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战略引领。中国同中亚五国是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三十多年来,中国的中亚外交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当前,中国应以全球发展倡议为引领,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以全球安全倡议为引领,助力中国与中亚国家实现共同安全;以全球文明倡议为引领,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实现民心相通与文明互鉴,进而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走上更加稳定和友好的发展轨道,并保障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取得更多切实成效。     

全球文明倡议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及实践路径

全球文明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一样,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支柱。全球文明倡议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大感召力;着眼当今世界之变,具有重要引领力;依托中国发展实践,具有强大公信力。加强全球文明倡议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既要理论化,也要故事化、生动化;既要精神化,也要物质化、生活化;既要主体化,也要客体化、精准化。不断提升全球文明倡议对外传播的实效,需要更加重视瞄准青年群体,更加重视用好社交媒体平台,更加有针对性地做好对外精准传播。     

全球产业链重构与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变革

近年来,全球产业链在市场和非市场的多重因素冲击下快速重构,全球化进程显著放缓甚至出现倒退,区域化、近岸化、本土化成为各国政府和企业产业链布局的重要方向。地缘冲突加剧更使全球产业链面临碎片化和阵营化的风险。在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背景下,全球贸易治理体系也出现明显变化。多边贸易体制式微,区域贸易协定呈现分化,政府干预日渐盛行,价值观等非贸易因素成为贸易治理的重要考量。全球产业链重构和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变革之间的互动,在未来一个时期必将持续演进。     

全球文明倡议引领人类和平发展

全球文明倡议作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具有科学系统的理论内涵,体现了文明的多样性、共通性、发展性、包容性特征。全球文明倡议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彰显了中国开放包容、和谐发展的文明观。全球文明倡议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的普遍诉求,引领文明包容共存的前进方向。积极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必将为促进人类和平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全球贫困治理中的非洲减贫国际合作

过去30年,发展中国家在减贫领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而非洲仍处于持续贫困状态,其减贫工作仍具有长期性。当前,非洲减贫国际合作进入新阶段:减贫国际合作目标从"千年发展目标"迈进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国际对非减贫合作模式从"南北合作模式"向"南北合作模式""南南合作模式"并行发展;中国在非洲减贫国际合作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在此背景下,非洲国家需把握历史新机遇,在减贫国际合作领域处理好主导减贫战略与协调外部方案、国家减贫内源动力与外部援助、分享减贫国际公共知识产品与探索本土减贫道路之间的互动关系。     

联合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面临的困境及其应对

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进程经历了40多年的发展,逐渐使气候变化问题从一个单纯的科学问题演变为全球瞩目的政治问题,从治理进程的起步到基本治理框架的确立、再到治理结构的逐步完善与调整,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果与实效。但联合国作为主要的协调中心与治理主体却在治理进程中面临着治理结构混杂而松散、综合治理能力明显不足、地位逐渐被边缘化的困境。因此,联合国需要在新的国际背景、新的形势下努力推动治理模式的转型,通过改革治理机制、提升治理能力、创新治理理念、重新定位自身角色等手段应对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逐步建构综合性的治理框架推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走出困境,实现全面有效治理,同时在全球治理领域确立真正的引领者地位。     

千年发展目标塑造中的全球共识性与大国主导性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缘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联合国峰会,历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发布的《塑造21世纪》报告提出的"国际发展目标",并通过2000年《联合国千年宣言》和2001年《执行联合国千年宣言的路线图》予以正式确认,并由2002年《蒙特雷共识》和2005年世界首脑峰会《成果文件》加以丰富和完善。本文突出强调,MDGs并非单纯地缘起于联合国千年峰会:一方面,其全球共识性基础在于20世纪90年代所召开的一系列联合国峰会所达成的诸多行动方案,这促进了MDGs的全球性广泛认同;另一方面,OECD/DAC提出的"国际发展目标"也对MDGs有着重要影响,体现了MDGs形成塑造过程中的大国主导性和以"援助国为中心"的特征。目前,关于制定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讨论已进入关键阶段,能否夯实新目标的全球共识性基础以及能否避免大国主导性,对于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将至关重要。     

金砖国家崛起与全球治理体系

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世界面临三大机遇同时也是三大挑战。其一,全球治理体系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国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下降;联合国体系难以适应新的全球问题;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开始共同设定全球治理的议程。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与中国的角色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自形成以来一直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进行着变革。进入2018年以来,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增加,大国之间竞争博弈日趋激烈,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重构关键期。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不但面临价值共识的危机和单边主义的严重冲击,而且全球贸易规则制定权的争夺也十分激烈。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变革,不仅是中国营造有利国际环境的需要,也是自身应承担的一项重要国际责任。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中国的角色是新价值理念的引领者、国际制度的共建者、全球方案的贡献者和集体行动的参与者。     

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目标、责任及中方立场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将于2015年底到期;国际社会正在密集地讨论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制定问题,特别是如何借鉴MDGs的落实经验与不足。联合国系统的多份报告已经初步设定2015年后议程的基本框架,当前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2015年后议程的具体目标肘旨标以及2015年后议程落实的责任承担问题。中国强调,2015年后议程应强调各国团结合作、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和解决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2015年后议程必须以消除贫困和促进发展为核心,相关目标的设定必须在考虑MDGs及其实施经验的基础上,一方面坚持（（联合国千年宣言》、“里约＋20”峰会及其成果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的各项原则和共识,另一方面积极应对新的时代挑战,同时兼顾世界各地区、各国的发展能力和特殊发展问题,进而形成综合性的指标框架。同时,加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南北合作为核心、南南合作为补充,共同促进新发展目标的实现。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改革倡议:基于WTO多哈回合谈判和G20进程的分析

随着中国国家权力和影响力的上升,中国对国际制度的主动塑造已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本文以WTO多哈回合谈判和G20进程为案例,考察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改革倡议及其特点。中国利用全球治理改革的"重要时机",积极致力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倡议。在倡议行动中,中国主张全球治理机制应在不改变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作出适当调整,不谋求对联合倡议的主导,秉持促进发展的理念。     

浅议“弱式国际制度”——以防扩散安全倡议为例

弱式国际制度是指缺乏促进履约的组织实体、系统的监督核查措施和明确的违约反应机制的国际制度。其形式选择动因有二:一是不必要,即一些国际问题无需通过建立强式机制即可获得解决;二是做不到,即当时尚不具备形成具有高度约束力机制的条件。虽然形式弱式,但有些国际制度的结果并不弱,因为它可以通过如下六种途径发挥作用:义务感、选举机制、劝说、社会化、问题联系战略和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