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的基层党建创新——基于“双整行动”在乌镇推进实践的实证分析

基层党组织是党执政的重要战略资源。我们党历来都十分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重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各地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总体要求下,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地方党建活动。对"双整行动"在乌镇的推进实践进行"过程—事件"分析,深入剖析基层党建中存在的问题,并从整体性治理视角下,提出基层党建创新的有效路径。基层党建工作首先要强化政治引领,确保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第二要整合各方力量,形成基层党建一盘棋理念;第三要畅通表达机制,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利益整合功能。     

统合型数字治理：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深圳市龙华区的案例研究

数字技术和党组织双向嵌入既有治理体系形成的统合型数字治理已成为我国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模式,但既有研究尚未系统回应统合型数字治理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策略关系国家理论构建了“知识+能力+行动”框架,结合深圳市龙华区“党建+科技+治理”的个案,对统合型数字治理推动有效治理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统合型数字治理兼容了统合型治理和数字政府的优势,实现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协调与平衡,通过理念思维再造、责任利益再造、激励约束再造三大机制,塑造了基层治理共同体的统一价值基础,并从结构力和能动力两方面重塑了治理行动者的知识、能力和行动关系,促成了治理行动者间的知识融通、能力集成和行动协同,有效解决了多元碎片化和集体行动困境的问题,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     

政策更迭与策略应对:基层政府“反复整改”的逻辑及其治理——以A镇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基层政府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经常面临“反复整改”困境,对这一困境生成逻辑的分析可以为改善基层治理状况提供理论参考。本研究通过构建“政策更迭—策略应对”的分析框架,以秦巴山区A镇的精准扶贫实践为例,讨论上级政府政策更迭的主要表现和基层政府的应对行为,进而剖析基层政府陷入“反复整改”困境的内在逻辑,并提出治理路径。研究发现:上级政府政策更迭表现为政策内容的变更、政策执行尺度的变化和政策执行周期的调整,这些变化会导致政策连贯性变差,进而诱发基层执行者的策略应对行为;基层政府在执行政策时面临的时间限制、资源约束和强力问责等多重压力导致其出于生存理性考虑而主动选择策略应对行为,表现为自由裁量政策执行的内容、自主选择政策执行的尺度和折中执行来平衡各方关系;上级政府的政策更迭和基层执行者的策略应对直接导致基层政府陷入“反复整改”困境,而要超越这一困境,就需要从理念更新、制度变革和技术创新三个方向上努力。     

农村老年人养老应对能力的现状及其提升路径——基于行动应对视角的调查

调查发现,农村老年人面临着经济困境和生活困境,他们通过以土地保障为主的个人自养、压缩日常支出费用和加强与子女的联系来应对经济困境,通过社会网络、社会交往和心理调适来应对生活困境。但农村老年人的行动应对能力非常有限,需要通过增加农村老年人收入、加强土地的保障功能、建立和健全完备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树立良好的养老风尚和构建农村老年人社区支持网络等途径来提高其应对能力。     

生活治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及其解释——基于中部地区S省的实践考察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提出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党的二十大再次作出部署：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在乡村公共治理场域,国家、乡村社会和农民作为重要的结构力量与实践主体,共同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S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践说明：依托国家高位推动、地方政府专项部署与生活场域机制构建的耦合作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逐步深入农民日常生活,实现与农民以家户为核心的生产生活方式“对接”。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治理资源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持续重塑农民生活空间,以家户为治理单元规范农民生活秩序,并通过现代化改造形塑农民生活实践,进一步赋能农民主体参与,从而建立起治理的长效机制。     

边境地区的社会治理社会化：基于社会组织的主体行动策略分析

社会治理社会化是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同时,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和公众参与等实现社会治理的社会化。边境地区社会治理社会化过程中的三个主要行动策略分别是：基于公共服务的关系建立,从“协作治理”到“多元合作”的转变,以及社会治理的多领域合作。同时,社会组织在参与及推动边境地区社会治理社会化时,面临着来自制度、环境及能力方面的挑战。     

城市基层社区组织的实践逻辑——以西南k市古井社区居委会为例的分析

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变中,社区居委会实际上承担着两种角色：一是准行政化社区组织。二是居民自治社区组织。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这种双重身份使社区居委会遵循着两种看似矛盾、实际却并行不悖的实践逻辑：一是追求“行政合法性”的逻辑,二是追求“社会合法性”的逻辑。二者是社区居委会在谋求生存空间过程中的合理选择。     

“土政策”：基层治理创新中的消极策略？——一项多案例的研究

目前学界对“土政策”的基本类型及生发情境未展开充分探讨,而且多将其解释为政策执行中的负面属性或消极行为。基于基层治理创新的语境范围,可以从“政策模糊性”和“创新绩效吸引力”这两个维度来建立“土政策”属性的分析框架;结合不同案例认识“土政策”,可将其归纳总结为因地制宜型、形式主义型、主动加码型及资源拼凑型四种基本类型。在基层治理创新情境下,探究其中蕴含的内在逻辑和作用机制,发现上级压力、同级竞争及社会环境共同构成了“土政策”的衍生情境。     

党建引领下的城市基层协商治理——深圳市清水河街道棚改的案例观察

棚户区改造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复杂形态,具有群众关注度高、利益集中、投资巨大、回报率低、沟通难度大、前期拆迁和后期安置繁琐等诸多特点。如何和谐平稳地推进棚户区改造不仅是检验城市政府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尺,也是考验党对城市基层社会整合能力的重要窗口。深圳市清水河街道探索“党建引领+协商治理”模式推进重点片区棚户区改造,构建城市基层治理复杂形态的简约治理机制。一方面,将党建工作嵌入棚改工作,党的建设与棚户区改造工程同步推进,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在棚改工作中发挥核心引领作用;另一方面,运用协商治理机制,将组织动员与群众参与有机结合起来,在涉及群众重大利益问题上充分沟通协商,争取最大公约数。项目用时137天顺利完成专规、签约、交房及启动拆除等棚改工作,各阶段均创造了棚改的“深圳速度”,为推进棚改建设提供了“清水河经验”。     

农村青年后备干部的发展困境及其生成逻辑——基于武汉市J区M街道的田野调研

农村青年后备干部是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人才力量。研究发现,在基层治理转型和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的县域政府为了优化村级组织的人才基础,缓解村级治理压力,通过公开招考渠道向村庄制度化地输入青年后备干部。在实践中,这一基层干部供给制度表现出选聘和培养环节分离的特点,农村青年后备干部由于难以正式进入村治队伍,面临去留不定的发展困境。后备干部制度的不完整嵌入、发展激励与培养预期的错位、制度目标偏差下的能力锁定,共同形塑了青年后备干部的发展困境。青年后备干部群体的职业际遇,反映出后备干部制度设计与乡村治理需求之间存在张力,国家制度嵌入社会的过程中仍需要重视基层社会治理的适配问题。     

信用赋能基层治理——基于浙江的案例分析

强化基层信用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创新实践。浙江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的共同富裕示范区,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加快构建信用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的制度基础,以基层社会有效治理为基点,健全信用服务体系的技术支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信息不对称引致的企业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难题,从省域层面实现了信用信息的深度融合应用,在推动投资、消费和治理等领域形成了典型经验。     

乡村治理中的情境博弈、策略选择与利益协调——基于鄂西L县政府贫困治理的案例分析

在乡村治理中,话语情境的政策逆变、关系情境的利益寻租和常人情境的权宜取向往往导致地方政府的行动困境。困境的化解有赖于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包括向上回应与制度创新的政策变通策略、资源配优与治权引导的利益共谋策略和柔性运作与程序规范的行为约束策略等。这一治理方式揭示了乡村社会中地方政府与各利益主体间的复杂关系,地方政府需要以“合法化”的话语规则、“合理化”的道义关系和“合情化”的常人理性来协调各主体间的利益冲突,以此实现乡村治理中的“治理有效”和“善治”目的。     

行政区划改革的目标何以达成？——基于行动研究的过程分析

中国行政区划研究的政策性与应用性极强,然而学界对政区改革的“黑箱”过程却知之甚少,理论与实践存在一定落差。本研究团队在林城实施了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并基于学术积累、当地提供的基础资料以及实地调研座谈所得信息,明确政区调整的动因与风险,助推政区改革顺利完成。本研究在理论上检验了政区调整经济导向的发展逻辑、权力导向的政治逻辑以及公共服务导向的治理逻辑,阐明了地区结构变迁与行政区划改革之间的关联,并结合政区改革实践明确指出产业结构转型、体制关系转变和管理模式转换与建制变更、空间重组以及组织重构需求的生成紧密相关,从而丰富了政区改革动因的理论基础。在实践上,本研究团队通过具体的干预行动,为难度较大的“回调型”区划调整方案顺利获批奠定了基础,并为未来政区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经验。     

指标治理工具的信息优势及适用限度——基于信息权视角的多案例研究

从信息权视角分析四个基层指标治理案例发现,指标治理是管理过程中的一种信息工具,它将复杂的政策目标与任务分解信息、监督检查的过程信息、结果激励环节的绩效信息等,转化为一系列标准化数值,实现目标任务信息向下准确传达、结果激励信息向上清晰反馈、监督检查信息简化,从而简化管理流程,从工具层面突破科层制的程序僵化、目标替代、激励不足等弊病。数字技术以强大的信息获取、信息收集、信息分析处理与信息连接能力,进一步提高了指标治理工具在目标设置、结果激励、监督检查三个维度的信息效率,使管理者的信息权与控制权优势被空前强化,拓宽了指标治理工具的适用范围。但信息工具的指标治理有其适用限度,从工具意义上,可测性与可比性是其适用的前提条件;从价值意义上,在基层治理过程中还应尊重基层自主权,激发基层干部担当作为,避免指标滥用伤害基层干部工作热情。     

论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治理的行动逻辑——基于权力分配的视角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公民社会的发育,以社会为导向的、多元权力向度为核心的治理理论开始萌芽与勃兴,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应对奠定了理论基础。非政府组织在危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体现在社会动员、快速响应、专业化救援、持续性善后四个方面,其行动方式因公共危机的生命运动周期和权力分配的时间维度而有所不同。在潜伏期,通过对政府内部和非政府组织的权力授予,形成周密、灵敏的风险预控体系;在发展期,危机治理权力逐步向政府集中,尤其是向政府组织中危机治理的核心机构集中;在爆发期,政府应统一行使危机治理权力,形成统一领导、整体联动的治理格局;在恢复期,应发挥非政府组织的持续性作用,实现政府权力向市民权力的渐进转移。     

乡情治理:县域社会治理的情感要素及其作用逻辑--基于顺德案例的考察

公共管理的现代性发展相对忽视了情感要素的治理功能,本文基于顺德案例提出"乡情治理"概念并探析其运作逻辑,以呈现传统文化和情感要素对县域社会治理的重要价值。经验考察表明,乡情治理的核心是基于经济、社会纽带和共同文化符号的情感场域,并通过以下特征治理要素发挥作用:乡情凝聚下的"新士绅"和议题网络作为主体;传统节日和文化场合作为公共平台和议事空间;爱乡、奉献、共荣等地方价值内嵌为利益协调和集体行动规则;发达的民间和社区慈善作为内生治理资源。乡情治理是对基层自治、法治和德治的补充和催化,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增加了"共荣"的精神动力和文化内涵,为乡村振兴和城市化进程带来新的治理想象力。     

乡村组织振兴的历史逻辑与现实思考 ——基于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的博弈关系

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具有历史性和当代性,二者存在博弈关系,农村治理过程中的非正式性和社会的矛盾性是诱发二者博弈的原因所在。当代乡村社会由于仍然存在阶层分化,且集体文化缺失,致使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在相互博弈的同时,又都面临着组织治理能力降低的现实问题。要实现乡村组织振兴,解决乡村发展的瓶颈,就必须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大力弘扬和创新适应时代发展的集体主义模式,坚持弘扬集体主义文化和价值观,坚持农民主体共同富裕、同步发展,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权威性和组织力,在新的历史阶段,通过政党下乡实现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的统一。     

城乡社区基层治理建设路径的逻辑证明——基于对成都市新都区基层治理的个案分析

基层治理机制的建立与组织建设的完善是城乡统筹建设的制度保障与组织保障。通过对成都市新都区三河街道基层治理状况的个案研究,推理出城乡社区基层治理建设路径的构建逻辑,即构建健全和发达的基层公民社会,是为了实现公益的完整诉求,形成国家与社会良好合作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