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战略性支持、跨场景合作与“弹性治理”机制的生成——基于浙江22个救灾类社会组织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自然灾害和社会危机的突发性以及偶发性,要求政府同时具有两种不同的能力:危机出现前的常态治理能力和危机出现后的危机治理能力,并能够有效衔接常态治理和危机治理。已有的理论大多关注单一场景的治理问题,而很少关注常态治理和危机治理之间的衔接和转换机制。近年来,随着救灾类社会组织的大量出现,政府通过战略性支持其发展,并策略性发挥这类社会组织的多元功能,实现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常态和危机两种场景下的跨场景合作,从而推动了理论讨论和实践进程中长期被忽视的一种机制的生成——弹性治理机制。     

支持型社会组织的生发机制探析

支持型社会组织具有草根社会组织不同的功能与优势,在当前及以后的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管理创新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对支持型社会组织生发机制的分析,将有助于对其发展现状、发展模式、运作机制和发展规律等问题的把握.支持型社会组织生发离不开政治与社会体制改革所创设的广阔空间以及社会组织培育和管理方式创新所提供的强劲动力,同时也是回应草根社会组织资源依赖形成的现实需求以及顺应社会组织内部结构优化必然趋势的结果.     

大型自然灾害应对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

近年来的救灾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社会组织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中.而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社会组织与政府进行合作和配合.目前,在大型自然灾害状态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面临合法性、制度性等障碍,因此必须采取相关措施,完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保障机制.     

地方政府应急管理中的跨域合作：基于组织间网络的分析框架

地方政府间应急管理合作是应对危机的重要制度安排,而如何构建高效的组织合作网络是地方政府战略管理的关键所在。组织间网络是区别于官僚制和市场机制的一种新型治理机制,该理论的研究为组织摆脱僵化的组织壁垒和恶性竞争,开拓新的价值空间,实现内生性与外生性协同增长提供了新视角。利用组织间网络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框架,考察政府间应急管理合作的演进和驱动,有利于消除组织间发展的阻滞因素,促发应急管理合作的良性互动机制。     

试论跨区域警务合作——以环首都社会安全防控警务合作机制建设为例

跨区域警务合作是根据社会安全问题的性质和涉及的行政区域范围,借助警务合作机制平台形成以一个行政区域为核心,周边省、市、县行政区域公安机关联合协作、共同参与的警务行动,它是一个分层次、分等级的跨区域公安机关及其内部不同业务部门之间、不同警种之间协同行动的一种横向联合警务模式。跨区域警务合作体系包括警务合作的指导思想、行为运行规则、领导责任关系、决策指挥方式、信息沟通机制、突发事件处置程序、警务保障措施、警务合作制度规范等内容。建立环首都地区社会安全防控警务合作机制应重点解决警务合作机制的模型状态构建、警务合作机制运行的先联后动、统一发布信息渠道等技术性问题。     

女性高等教育社会支持机制的可持续性分析与模拟

非盈利组织在保障贫困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中,扮演提供社会支持的重要角色,但是如何保证这种支持机制的可持续性,已成为非盈利组织面临的共同问题.陕西省妇联"红凤工程"社会支持机制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它通过发挥慈善资源存量的诱出功能,以及回报社会机制的增权能力和驱动效应,获得了长远发展动力,为国内非盈利组织的项目运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非制度性依赖:中国支持型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探索

支持型社会组织是指,制度上独立于政府和企业,致力于调动资源和信息,培养社会组织及其成员的能力,促使其在社会中建立横向和纵向联盟的民间组织。从资金、目标、领导、行动策略角度出发,中国的支持型社会组织对政府具有依赖关系。这是通过权威、私人交情、领袖魅力等非正式关系实现的非制度性依赖。在政府的社会服务职能转移背景下,支持型社会组织对政府的非制度性依赖隐藏在制度性的自主性下。     

走向政党主导的多元合作:中国公民社会的生成逻辑——基于对中国共青团与青年社会组织关系的考察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网络社会生成,使公民社会在中国以有别于其他国家的路径和方式生成,同时也使传统以政党一元化社会整合模式逐渐向政党主导的多元合作模式转变.中国公民社会的主体青年化特征,使中国共青团在政党主导的多元合作模式中承担着重要使命,而中国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特性与共青团自身的优势,也为共青团担负起这一使命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中国共青团要将这种可能转化为现实,并历史性地担负起这一使命,从而为党的可持续领导奠定青年基础,还必须遵循现代社会内在规律,不断推进自身的组织形态创新与发展.     

完善社会组织扶持培育机制的思考——源于温州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之调研

温州的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中的作用非常明显。温州政府高度重视对社会组织的培育,为其发展创建了较好的条件。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要求,针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困境,要通过完善人才培养规划,提升社会组织人才吸纳魅力;建立多形式融资渠道,提升社会组织资金筹集能力;采取商业经营模式,提升社会组织品牌知名程度;形成利益链圈,构建社会组织多元发展格局等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扶持培育机制,为社会组织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日益充足的发展空间,帮助社会组织更好地"接力"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重建“双轨政治”与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费孝通认为中国的"双轨政治"传统遭到破坏后,基层行政出现僵化,导致了乡土社会的失序,乡土重建需要重塑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受此启发,在当前加快推进基层自治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社区社会组织建设及其参与社会治理可以起到重建自下而上政治轨道的作用,不仅如此,它还是有效应对知识社会挑战的关键性社会基础设施。     

跨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府际合作研究——基于京津冀地区海河治理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生态环境治理效益具有强外溢性,必然求地方政府打破"行政区行政"及"部门利益梗阻",达成政府间合作.对海河流域水污染治理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有助于研究跨域生态环境治理中府际合作的推进动因、运行机制与合作效果.研究发现,海河流域治理中的府际合作网络已基本形成;在体制内行政力量和体制外利益机制的推动下,合作行动目标明确,激励...     

合作治理中社会组织吸纳专业人才的制度环境与路径分化北大核心CSSCI

合作治理的本质是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中,社会组织的专业化发展是核心问题,特别是社会组织能否吸纳专业人才。有别于传统研究社会组织的微观管理视角,本文认为,社会组织发生吸纳行为是基于有效合作治理的前提,即社会组织成为治理主体的社会条件与发挥治理功能的制度条件。在此基础上,现有制度环境的多重结构性特征,决定了社会组织吸纳专业人才的路径有所不同,归纳为"嵌入式"定向吸纳路径与"内生式"扩散吸纳路径。前者是社会组织迫于政府推进合作治理的压力引致,后者是社会组织为保证自身使命的持续发展而作出的主动选择。     

跨层级治理：情境、过程与结果——基于桂南Q市“联镇包村”制度运作分析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家通过制度的顶层设计来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地方政府通过政策的底层实践来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基于“情境-过程-结果”的分析框架对桂南Q市考察发现：联镇包村制度的运作逻辑显现出跨层级治理表征,是地方政府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压力型体制与目标考核的情境下回应基层社会多元化诉求而作出的一个应然制度安排。联镇包村制度化运作过程不仅具有科层制路径依赖特性,也蕴含反科层化行动取向。在多重压力下,各驻村干部差异化的治村行为呈现出名实分离状态,因而亟需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格局,才能推动跨层级治理的可持续化运作。     

从理性互惠走向情感联结：企业与社会组织可持续跨部门合作的形成机制

在商业与社会领域的跨部门合作实践中,企业与社会组织何以构建良好、稳定、可持续的合作伙伴关系,以联合的力量创造积极的社会价值,日益成为业界与学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通过考察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五家企业基于“希望工程”公益项目的合作经历,可以归纳提炼出企业与社会组织可持续跨部门合作的形成机制：合作初始阶段,理性面向的交换互惠机制在合作动机形成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双方基于交换关键资源、解决社会问题的共同目标构建伙伴关系;进入合作成熟阶段,情感联结机制成为企业与社会组织能够维持长期合作关系的关键,双方在持续互动过程中完成了信任强化与价值共创,使跨越部门边界的组织之间产生了超越理性的情感联结。正是理性与价值两种逻辑机制的交互与融合,共同推动了商业部门与第三部门可持续合作的实现。     

跨边界合作：运作模式、影响因素与优化指向——基于中国场景的垃圾分类案例研究

随着传统内部问题外溢化、复杂化和无界化,超越传统治理模式的跨边界合作应运而生,成为影响甚至决定治理成效的关键,但它面临理论和实践双重困境。论文基于对布莱森框架的本土化修正,建构了中国特色的跨边界合作模型,以垃圾分类为例揭示出我国跨边界合作的系统架构及实践运作模式。借助定性比较分析法,进一步厘清了跨边界合作现代性的影响因素及其因果机制,设计了克服跨边界合作现代性短板的发展指向,旨在为探索跨边界合作的中国经验和复杂公共问题的现代化治理提供借鉴。     

合作治理:危机事件中政府与社会组织新型关系的构建——以汶川地震危机应对实践为例

面对突发危机事件的挑战,无论政府还是社会组织都无法单独应对,合作治理逐渐成为一种可行的选择。然而,作为一种新的治理现象,相关研究还有待深入。危机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已呈现出多元化的合作类型及策略,但仍面临着低持续性、能力、信任以及制度激励不足的挑战。未来的发展应以合作伙伴关系为轴心、以危机治理过程为切入点进行制度建构,完善这一已显雏形的合作治理关系。     

从强政府、弱社会到强政府、强社会——转型期广东社会组织发展的战略定位与模式选择

社会组织的发展是社会建设与管理的重要内涵,已有研究对社会组织如何发展的具体政策建议较多,但对于社会组织的战略定位及其在重构国家一社会关系中的功能有所忽视。广东社会组织的发展应该选择法团主义的发展模式,将社会组织定位为高效率的公益服务生产者,以此建构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关系,最终形成强国家一强社会的局面。     

马克思主义人学视野中的社会组织与人的全面发展——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为论域

人类社会治理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相对于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社会组织的异化程度最小,是人类社会治理的最新也是最重要的尝试.社会组织不仅可以为个人提供安全感、归属感和成就感,满足个人的公共服务需求,而且可以维护和增进公民的社会权利,促进公众的社会参与,培养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人格,从而塑造个性和社会性全面发展的“完人”.     

参与式社会治理的温州三重奏——基于社会组织的视角

<正>在温州基层现代组织治理体系中,在政府、市场、社会三元路径构建中,政府依旧是强势主体,市场的力量的基石依旧发挥作用,社会组织依旧在扮演参与式治理的角色。温州基层现代治理体系依旧在维持"市民社会"固有的平衡:政府、市场、社会一直比较融洽;政府官员、民营企业家、民间人士一直比较平等。民营经济、民间组织、民间资本既是温州永不褪色的温州模式,也是温州现代社会治理的精髓。温州基层社会治理的道路是若干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