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的OSL品德测评模式及其运行机制——基于部分省市党政干部品德测评实践的思考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一直是我们国家的人才政治原则。本文在回顾国家相关文件政策与分析当前党政领导干部品德测评问题与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品德的资本性、可测量性与可开发性,从人力资源开发的视角,提出了包含评价、任用、开发的一体化的OSL动态测评模式,并对这种测评模式提出的背景与原因,内涵、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进行了相关的分析。文章认为,品德测评不是目的,目的是要通过品德测评来提升领导干部的品德素养。本文设计的OSL测评模式,不仅仅在于对领导干部品德行为的养成效果进行评定,而且这种有组织有计划的品德行为测评本身模式具有开发的功效,能够对领导干部的行为养成进行反馈、调节与引领。     

数字政府时代的算法行政：形成逻辑、内涵要义及实践理路

在数字政府时代,算法与公共行政的深度融合推动“算法行政”的兴起与发展,有必要对算法行政的理论内涵、实践路径等展开研究。在形成逻辑上,基于“技术-行政”互融的理论模型,算法以社会计算的方式赋能行政模式转型,在提升绩效价值的同时,亦产生程序价值贬损的负效应,并带来权威转移、依据变化以及过程改变等实质影响。有鉴于此,需要划分不同类型算法行政的人机关系,形成“以人为本”的算法监督。同时,立足于治理意蕴以确立“算法治理”与“治理算法”的双层结构。为进一步促进算法行政的法治化实践,则需要剖析其运转要素和运行机制,并从代码透明、正当控制、程序正义、平台组织、数据治理、数字化行政行为等方面来构建算法行政的法治秩序。     

数字政府治理中非政府组织参与机制研究

当前,网络以其革命性的姿态迅捷而深刻地改变着民众生活面貌和社会运作机理,诸如网络治理、多中心治理等公共管理理论强调了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对于提升数字政府治理品质的重要功用。本文试图依凭机制的视角,从参与动因、参与困境和参与思路等层面对非政府组织参与数字政府治理作一论析。     

什么样的数字治理生态能提高数字政府发展水平？——基于生态视角的动态QCA分析

营造良好的数字生态是统筹数字政府发展的新战略目标。而数字治理生态与数字政府发展间的动态作用机理还有待揭示。基于数字治理生态理论和组态理论搭建研究框架,以2015年至2021年间31个省级政府为样本,并运用动态QCA方法从生态和动态双重视角展开分析。结果发现：单个数字治理生态要素对数字政府发展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间和空间效应,数字政府发展日渐依赖于良好的数字治理生态;“数字赋能下社企助推型共栖生态”和“数据赋能下政社企协同型共栖生态”是产生高水平数字政府的生态类型,而“生态待育型”和“需求不足下的资源缺位型”是导致低水平数字政府的生态类型;四类生态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总体保持稳定,但2019年高结果组态解的一致性断崖式下跌,其可能原因是政策动因成为核心主导因素。研究发现有助于丰富数字治理生态理论和厘清数字政府发展的约束条件,并为地方政府实施差异化的数字政府发展战略提供政策参考。     

类ChatGPT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数字政府治理：价值、风险及其防控

瞬间爆火的ChatGPT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具有嵌入数字政府治理的诸多可能。类ChatGPT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数字政府治理体现出极高的价值,能够有效控制数字政府规模、助力数字政府治理决策、提升数字政府治理效率、降低数字政府治理成本、推动数字政府治理精细化、强化数字政府监管,这充分证明类ChatGPT有必要嵌入数字政府治理领域。但是类ChatGPT同样给数字政府治理带来诸多风险,会加剧数字政府治理的技术风险、引发数字政府治理的安全风险、冲击数字政府治理的行政伦理、带来数字政府治理的新问题、扩大数字政府治理的人才瓶颈。建议坚持包容审慎原则来看待类ChatGPT,并应从管理机制、安全保障体系、自有技术与人才资源等方面入手,采用一系列举措来防范类ChatGPT嵌入数字政府治理的诸多风险,以更好地发挥类ChatGPT对数字政府治理的赋能效用。     

数字时代的环境社会治理：转型逻辑与挑战应对

环境社会治理是一种应用社会治理方式解决环境问题的新型治理模式。数字时代到来,环境社会治理依循以下三重逻辑进行转型：一是信息的数字化重塑了人们的环境认知与环境行为;二是数字的网络化促进了环境信息的连通,加速了环境知识的共享;三是数字的智能化拓展了环境治理的主体范围,改变了环境纠纷的基本结构。数字时代为环境社会治理提供若干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三个方面的挑战,即信息数字化易造成公众环境认知的困境与对环境行为的误导;数字的网络化增加了环境社会风险,影响了环境知识的有效形成;数字的智能化影响了治理决策系统的有效运行。基于以上问题的独特形成机制,数字时代环境社会治理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应对挑战：一是形成经验与数字有机协调的治理模式;二是构建公众参与互动的互联网平台,塑造规范化环境沟通场景;三是建立人工智能算法设计的生态环境标准与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模式。     

从割裂到弥合：政府技术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政府技术治理研究正在经历一个"吸纳"与"排斥"对峙的割裂发展阶段,重构政府技术治理概念结构,能打开政府技术治理研究的弥合之窗。政府技术治理概念的本质属性是多主体使用现代信息化操作工具及其知识体系实现政治和公共行政目标的过程,信息循证主义和数字技术嵌入双重维度及其质化指标共同构成政府技术治理的概念结构。政府技术治理既是现代信息技术创造问题域和权利域、公共需求样态转变亟待回应等外部推力的结果,也是政府为探寻治理创新路径、夯实公共权威的内生选择。赋能数字经济发展、驱动社会应急管理智慧化和推进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是政府技术治理的可为路径。发挥政府技术治理效用,必然要维系治理价值和技术的平衡,突出治理中"人"的主体作用。     

公共价值创造:数字政府治理研究新视角——理论框架与路径选择

公共价值创造是政府的关键目标之一,但鲜有研究关注从公共价值创造角度解读数字政府治理.以公共价值创造和数字政府治理理论为基础,基于战略三角模型从公共价值创造角度重新审视数字政府治理的构成维度,包括公共价值、合法性与支持、运作能力,并对其主要内容进行了解释.提出了以公共价值创造为关键目标的数字政府治理理论框架,为分析数字政...     

赋能共同富裕的数字政府治理：结构、过程与功能——基于浙江经验的考察

共同富裕是当前最主要的时代课题,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以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群众有感为导向的数字政府治理成为调整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影响因素。浙江数字政府治理通过赋能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和高品质生活,不断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通过建构“结构-过程-功能”分析框架对浙江数字政府治理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践进行考察发现,在赋能过程中,数字政府治理形成了多跨协同与扁平交互的结构逻辑、互构融合与流程再造的过程逻辑、机制重构与价值创造的功能逻辑。未来,面向共同富裕的数字政府应坚持数字普惠的基本价值理念、制度理性的基本建设路径和数字交互的基本建设方式。     

数字政府建设的影响因素及推动路径：基于全国市级面板数据的动态分析

数字政府作为提升治理能力与治理效能的必由之路,如何建设数字政府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亟待解决的研究命题。运用“面板数据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能力保障”“活力催化”和“动力支持”三个方面,提出财政支持、数据管理制度、垂直压力、水平压力、媒体舆论和政府注意力六个条件变量。结果显示,无单一变量构成数字政府建设的必要条件;数字政府建设呈现“压力型”特征。在引入时间效应与案例效应后发现,垂直压力必要性逐渐增强,而水平压力和媒体舆论的必要性逐渐减弱,且政府注意力在城市之间呈现集群效应。基于研究结果对数字政府建设进行了学理解释,启示实践者发展数字政府需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做到优化财政分配、强化顶层设计、紧扣公民需求、实现上下联动。     

我国数字贸易创新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数字贸易深刻影响国际分工分配格局,对各国构筑数字时代国际竞合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在深入讨论我国推动数字贸易发展的现实原因基础上,结合宏观经济数据、国内政策法规和国际规则谈判对我国数字贸易发展进行了分析,并剖析了与之相关的技术、产业、市场、治理、规则和外部环境等方面挑战。研究认为,应加快制定数字贸易创新发展的顶层设计,聚焦数字技术和数字服务产业发展、国内国际数字市场建设贯通、面向开放环境的数字治理体系建设、数字贸易国际规则谈判四个方面,形成系统性的工作举措。     

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数字中国整体布局视域下的政府数字化转型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从新的历史起点和战略高度对数字中国建设进行了谋篇布局,明确提出了要“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为新时期政府数字化转型明确了功能定位和原则方向。对此,需要从三方面予以理解：首先,“数字政务”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已有政策文件和实践共识基础上,将“数字政府”中的“政府”聚焦到“政务”,同时将“数字化”扩展到各类党政机关当中。它不是对“数字政府”的替代或迭代,而是为了让政府数字化转型更好地推进并融入数字中国整体布局规划中。其次,高效协同是数字政务的核心发展目标与原则,它要求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数字政务统筹机制、夯实数据共享与平台设施、提高干部数字素养。最后,“五位一体”是数字政务发挥作用的功能格局,它要求数字政务在实现自身高效协同的同时还要强化对其他领域数字化转型的赋能与引领。需要注意的是,数字中国建设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在不同领域政府的角色功能应有所差异。     

数字社会中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治理的研究综述

概要介绍了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治理的背景;评述了学术界对于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治理的原因、模式、主要职能、路径选择、优势及挑战等方面所进行的研究;在综合分析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目前的政治经济背景指出,非政府组织参与数字政府治理研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数字政府个性化服务提供：公众偏好什么样的政府网站？——基于网站功能设计、信息供给和视觉风格的实证分析

在政府网站“千人千网”建设的背景下,了解公众对政府网站的偏好,是数字政府提供个性化服务的前提。研究发现,在功能设计、信息供给方式和视觉风格三个方面,公众对政府网站存在差异化偏好,且与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等因素相关。在功能设计上,年长者、高学历群体、学生及个体从业者偏好“政务服务主导型”网站,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偏好“信息发布主导型”网站,企业职员偏好“均衡型”网站。在信息供给方式上,个体从业者和企业职员偏好“页面罗列信息”,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与学生偏好“多层次简化栏目”,其他因素影响不显著。在视觉风格上,公众各有所爱,但其偏好不与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性别等因素相关。研究结论可为数字政府满足公众差异化需求提供参考。     

数字时代学术期刊功能的变化与创新发展

数字时代读者的阅读方式、信息的传播方式、学术的交流方式都发生了改变,学术期刊传统的传播功能、交流功能、评价功能在数字环境下也面临着挑战。数字时代,学术期刊可利用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5G和云计算等新技术,促进学术期刊传播、交流、评价功能更高层次的创新发展。     

统合型数字治理：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深圳市龙华区的案例研究

数字技术和党组织双向嵌入既有治理体系形成的统合型数字治理已成为我国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模式,但既有研究尚未系统回应统合型数字治理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策略关系国家理论构建了“知识+能力+行动”框架,结合深圳市龙华区“党建+科技+治理”的个案,对统合型数字治理推动有效治理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统合型数字治理兼容了统合型治理和数字政府的优势,实现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协调与平衡,通过理念思维再造、责任利益再造、激励约束再造三大机制,塑造了基层治理共同体的统一价值基础,并从结构力和能动力两方面重塑了治理行动者的知识、能力和行动关系,促成了治理行动者间的知识融通、能力集成和行动协同,有效解决了多元碎片化和集体行动困境的问题,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     

数字党建研究综述：发展历程、研究进路及未来展望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通过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变革。数字党建是百年大党在数字时代实现党建高质量发展、加快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本文从数字党建的内涵出发,梳理关于数字党建研究的理论向度与实践向度,分析数字党建面临的困境与对策,并对数字党建未来研究趋势进行展望。     

数字治理价值的偏离及其复归：基于“数字抗疫”的案例研究

数字治理应满足数字赋能与技术赋权两大期待,但实践中却漠视了人的主体性价值,没有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也未充分回应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导致数字治理价值的偏离。以“数字抗疫”实践为例,总结在数字治理实践中暴露出的民众隐私安全受到威胁、数字技术引发的附带风险、数字鸿沟与技术冷漠、数字形式主义的扩大和数字权力的失控等典型问题。数字治理要遵循由安全可信、智慧高效、人文关怀、数字包容、开放共享和多元共治所组成的价值体系,以人本观念统领数字治理体系建设,以法治原则维护数字社会秩序,构建整体性的数字治理能力体系,以制度变革破解科层制的技术困局,实现以人为中心的数字治理价值的复归。     

干部政绩考核新规：以政绩考核促进发展观念的转变

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留下烂账要追责、多头重复考核要清理……中央组织部日前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专家学者和基层干部认为,《通知》有望改变不少地方领导干部“唯GDP（国内生产总值）论”的扭曲政绩观,使科学发展观成为制度性约束。“《通知》体现的政绩考核标准,将调动广大干部坚持科学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他们感受到干部评价工作的公平与公正。”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