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在美国对华战略中的角色、作用与前景

非政府组织是美国实施对外战略的主要工具之一。在对华战略实施过程中,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不仅在政策倡议与舆论引导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且还积极参与了美国对华全领域竞争。一方面,这些非政府组织深度介入涉华问题,通过对特定组织提供资金支持、活动指导乃至直接介入相关暴力活动,推进危害中国主权的颠覆性活动。另一方面,美国支持的非政府组织通过破坏"一带一路"建设以及渲染所谓"技术威权主义"等方式,积极参与对华经济战、科技战。在对华战略的对抗性不断上升以及战略筹码渐显不足的背景下,美国政府与国会将通过立法形式明确非政府组织在对华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地位,并将通过增加资金支持等方式,进一步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对华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对抗、经济与科技竞争中的作用。与此同时,美国其他一些非政府组织又在促进对华合作领域具有一定的正面影响力,这又可以为保持与拓展中美对话与合作空间创造有利条件。     

欧盟数字主权建设的背景、路径与挑战

在战略自主的框架下,欧盟提出了数字主权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有着多重背景,其根本动力是数字领域日益激烈的国际地缘政治竞争,驱动因素是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潜力,催化剂则是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数字主权概念包含内外两个维度：对内助推本土数字企业的成长,发展关键数字技术以保护供应链的安全;对外防御境外数字巨头对欧洲数据安全的侵犯,打击它们在欧洲市场的垄断行为。为此,欧盟数字主权的行动路径可划分为四个领域：建立单一数字市场、发展核心数字技术、加强对数字市场的规制以及通过数字规则输出欧洲价值观。但是,欧盟数字主权的实现面临诸多挑战,主要包括“四难”:欧盟内部数字鸿沟难以消除,欧盟缺乏全球领先的数字平台企业的现状难以改变,欧盟数字领域法规执行力难以确保以及欧盟的数字保护主义举措难以维持其“全球监管者”角色。在欧盟实施数字主权战略的背景下,中欧合作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欧洲政治共同体的创建进程、动因及前景

欧洲政治共同体是乌克兰危机升级背景下欧洲国家新建的泛欧组织，旨在通过加强政治协调“增强欧洲大陆的安全、稳定和繁荣”。欧洲政治共同体的创建动因大致有三：突破“时代转折”下欧盟的发展困境；密切欧洲“中心”与“边缘地带”的关系以消除欧洲大陆的安全真空；阻止欧盟“附庸化”趋势，凝聚欧洲战略自主共识。欧洲政治共同体为欧盟扩大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欧盟与欧洲边缘国家关系发展提供了新动力。欧洲政治共同体的发展前景，与其领导力发挥、未来欧洲安全架构及法德关系密不可分。     

欧盟竞争政策“外溢化”趋势及其对中欧合作的影响

近年来,欧盟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日益强调国际竞争,并主动对其竞争政策进行了系统性调整。从监管重心、立法内容和适用范围三个维度来看,欧盟竞争政策都不再聚焦于统一大市场内成员国企业间的竞争,而是不遗余力地将其理念和工具延伸到国际经济交往的国家间竞争当中,在反垄断、合并控制和国家援助控制三个主要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外溢化”趋势。竞争政策“外溢化”在欧盟内部具有拓展规则制定经验以应对边境后措施、重塑产业竞争力优势以应对全球竞争、增加成员国权力让渡以促进一体化等深层动因,是其今后较长时期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同美国在竞争政策“外溢化”上存在区别,因此我国在同欧盟的经济交往中面临挑战但也存在合作空间,需要积极妥善地同欧盟保持沟通协调,同时继续推动国内经济改革,以逐步消化未来国际竞争规则调整可能带来的冲击。     

拜登政府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政策

高技术出口管制是美国对华实施科技遏制战略的关键政策工具。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出口管制政策呈现高技术物项出口管制精准化、美商务部自由裁量权扩大化、单边转向多边出口管制联盟化以及对华出口管制理由意识形态化的新特征。拜登政府尤为强调高技术竞争对中美战略博弈走向的决定性意义。究其根源,既有高技术本身“创新加速创新”特性的影响,又有中国高技术崛起对美国所谓“国家安全”和全球产业链主导地位的冲击。虽然美国实施技术封锁与其促进出口的目的对立、美商务部加强管制与其能力不足的掣肘、同盟政治与盟友国内利益的分歧以及美国推行“民主”与护持霸权的悖论等限制性因素影响对华技术制裁效果,但出口管制仍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中国高技术企业的国际市场,增加中国高技术产品在全球产业链中被阻断的风险。有鉴于此,中国应通过构建风险预防体系、“非对称”反制以及善用维权等途径,来应对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政策的不断升级。     

拜登政府对华科技竞争战略评析

拜登政府将对华科技竞争视为对华战略竞争的重中之重,强调提升美国科技竞争力、维护美国科技与军事优势以及迟滞中国科技发展与进步。为实现这些科技竞争战略目标,拜登政府一方面加大对本国科技产业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另一方面采取措施限制中国高科技产业特别是高端芯片产业的发展以阻滞中国科技进步,组建高端芯片排华供应链联盟及出口管制联盟。拜登政府将科技问题“安全化”、相互依赖“武器化”的做法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主义,不仅严重干扰全球科技产业的市场化分工,阻碍全球科技进步,而且进一步加剧中美关系紧张。     

斯洛伐克政党的欧洲化

近年来,"欧洲化"一词在有关欧盟文献中频频出现,学界用欧洲化指代欧盟政策与制度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本文主要是探讨斯洛伐克政党的欧洲化现象.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欧盟成为影响斯洛伐克政治最重要的外部行为体,从政党竞争模式以及各主要政党对欧盟的态度两方面来看,欧盟对斯洛伐克的政党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欧盟的影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斯洛伐克政党的欧洲化进程取决于欧盟与斯洛伐克国内政治诸多因素间的相互作用.     

21世纪全球地缘政治大图景与大国地缘战略关切——简论中国的基本方略

作为大国权势政治的内在逻辑之一,地缘政治至今仍不失其现实指导意义。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权势转移进程的加快,主要大国的首要地缘战略关切和基本战略取向既有其历史传承的一面,同时变化的趋势也十分明显。毫无疑问,大国间的地缘角逐和战略博弈,一方面牵引着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又在整体上塑造着当今国际政治的基本风貌。此外,全球地缘政治大图景,不仅直接作用于主要大国的内政外交,而且影响着它们的首要地缘战略关切,进而也影响其基本战略取向。本文重点探讨了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印度等大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地缘战略关切。同时在此基础上,深刻认识当代中国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明确中国的首要地缘战略关切,这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言,意义非常重大。     

欧盟应对中美博弈的策略选择与美欧对华政策协调

中美欧是特殊的三边关系。在中美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欧洲是影响中美博弈和中美欧三边关系走向的关键变量。欧盟将中美竞争视为难以回避的重大挑战,并基于战略自主采取"不选边"的策略,同时谋求在中、美间发挥调节作用,以期降低风险并最大限度维护自身利益。但欧盟对待中、美并非不偏不倚,其调节作用更多体现在与美国共同加强对华政策协调,这正是三边关系的特殊性。经过数年的磨合,美欧对华政策协调与合作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形成,大致可概括为经贸与科技竞争、对投资与出口管制及设限、军事威慑与防范、人权施压与对抗、围绕"一带一路"进行地缘战略协调。拜登执政后美欧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加上双方共同的短期利益等因素,使得美欧对华协调联动的可能性上升。今后美欧联手应对中国的战略会更加清晰,双方在诸多领域的对华协调联动将会进一步增强。然而,美欧结构性矛盾以及涉华利益不对称将使双方的合作具有局限性。归根结底,欧盟在中美博弈中采取平衡策略的根本目的是避免使自己"选边站队"。此外,对欧盟而言,美欧协调主要是手段而非目的,并不意味着双方要建立"反华联盟"。     

欧盟作为“规范性力量”面临的挑战及前景

欧盟作为特殊的国际力量,能够在国际社会发挥"规范性"作用,既依赖于其自身一体化进程所带来的模式影响力,也是特殊国际环境下的产物。随着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深刻重组,多边主义式微、大西洋关系受挫,欧盟自身模式影响力也在多重危机之后严重下降,欧盟赖以发挥规范性影响力的力量基础、制度框架、战略依托都严重制约了欧盟在全球规范和标准设置中的能力。面对复杂竞争的国际环境,欧盟希望成为国际社会的"地缘政治力量",通过加强自身硬实力建设,利用其拥有的市场力量,壮大其"软实力",在"有原则的务实主义"指导下,更好地维护欧洲利益。但是,欧盟的地缘政治诉求、市场力量的工具化以及灵活的多边主义也让其陷入利益与价值的选择困境,致其出现"规范性力量"的国际身份危机。     

伊拉克战争后的欧美关系：欧洲视点

作者认为,美国对后冷战时代国际格局演变特别是欧盟崛起的无视或误读尤其是布什政府采取的“美国主义”或单边主义的国际与欧洲战略,刺激或促成了法、德等欧盟主要国家在伊拉克战争中对一种成长中的“欧洲立场”的理论阐释与政治表达。但是,欧盟的首要目标仍然是实现欧美双边合作关系的强化而不是弱化,在此前提下逐步将其从传统的“跨大西洋联盟”关系转变为一种竞争、补充和合作相结合的平等伙伴关系,因而并不希望看到双边关系由于某一议题分歧而出现实质意义上的分裂与对立。     

欧盟经济安全战略及其影响

欧盟出于降低战略依赖、增强经济竞争力等经济关切,以及应对地缘政治格局骤变冲击、回应内部呼声凝聚共识等政治考量,于2023年发布首份经济安全战略文件《欧洲经济安全战略》,梳理欧盟经济面临的风险,提出应对路径和行动计划。《欧洲经济安全战略》具有全面性、进攻性、保守性和灵活性等特点,该战略实施以来,也面临财政资源限制、成员国分歧、企业界不满等多重障碍。该战略反映了欧盟对其所处国际格局、地区形势及所面临严峻挑战的新认知和因应,将对欧盟内部、中欧关系以及世界经济等产生深刻影响,也给世界带来更多变数。     

网络地缘政治:中美关系分析的新视角

网络空间正在成为新一轮地缘政治博弈的大舞台,网络地缘政治成为大国博弈的一个分析视角。网络空间组成架构的地缘属性、网络空间活动主体的地缘属性以及主权国家在网络空间日益上升的权力,都构建了网络空间的地缘政治属性。中美关系中的网络地缘政治逻辑包括六大方面:地缘政治思维构建网络安全话语和政策、网络空间人造壁垒与地缘政治空间的重合、网络主权问题强化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网络空间权力争夺重现地缘政治竞争、网络军事化趋势加强地缘政治冲突风险、网络问题逐渐被纳入传统地缘政治格局。由美国引导的大国网络博弈的地缘政治趋势对全球网络安全形势形成了威胁,中国应与各国携手,超越地缘政治并推进"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     

海外基建竞争与欧盟“全球门户”计划

作为国际公共产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仅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同时也在国际上面临着激烈的竞争。2018年以来,欧盟加大对海外基建的投入力度,并于2021年启动“全球门户”计划。该计划是欧盟对原有地区合作倡议的整合与升级,突出全球性与地缘性的战略考量,在重点领域、合作原则、融资方式等方面对欧盟的海外基建合作模式进行了明确规划。在当前国际基建合作主导权竞争激烈的背景下,美、日、欧作为主要基建计划的发起方,高度关注所谓“高质量”与“软性”基建,渲染合作的规则与价值观驱动,并在地缘重心、战略意图及优势资源上呈现勾连、协同态势。欧盟致力于将“全球门户”计划打造成战略性的全球基建合作平台,但在未来执行中仍将受到自身能力及外部环境的多重影响。其未来走向可能呈现“追随”“对冲”“借力”等多重图景。中欧双方应加强基建领域合作,坚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社会共同进步贡献力量。     

欧洲政治碎片化与中欧关系走向

欧洲政治碎片化已成为一种"新常态",这不仅表现在2019年欧洲议会的选举结果上,也反映在诸多成员国政治发展态势上。欧洲政治碎片化导致欧盟各国主流政党逐渐右倾,欧盟内民粹主义主张和政策主流化、正常化,各级政府组阁举步维艰,欧盟集体行动力受到制约,欧盟及其成员国将采取更具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受到欧洲政治碎片化影响,未来的中欧关系总体上将呈现出双边合作需求与双边关系中的竞争同步增强的态势。中欧双方应积极构建新时期合作的战略规划,以增强战略互信、促进利益融合为目标,以双方共同关切的数字化、绿色化等领域合作为重点,通过双方战略对接、优势互补,提高中欧双边关系的韧性,为全球树立合作共赢的典范。     

进攻性现实主义视野下的大国权力-安全竞争

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对国际政治中的大国权力—安全竞争的分析独到而精辟 ,他据此对国家权力—安全战略的阐述亦颇有深意 ,为理解国家安全环境提供了新的视角 ,值得仔细探究。大国权力—安全竞争的理论逻辑国家的生存环境及由此而来的国家行为模式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关于大国为何陷入无休止的权力—安全竞争的理论基底和逻辑起点。米尔斯海默认为 ,国际政治素来残酷而危险。尽管大国竞争的烈度消长无常 ,但大国总是彼此惧怕并相互争夺权力。因为在国际政治中 ,权力是确保安全的终极手段 ,最大的权力确保最大的安全。② 他说 …     

欧盟“绿色新政”与气候政治新动态

欧盟“绿色新政”是欧盟环境治理史和欧洲气候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新界标,作为一种新的“欧洲梦”和全球战略,一经问世即引发广泛关注。欧盟“绿色新政”实施以来,在目标设定、政策制定、资金投入、实践推进等方面取得一系列进展。同时,欧盟“绿色新政”存在议程承诺不足、政策雄心与行动实践间鸿沟、新旧政策框架间矛盾等问题,也要应对能源安全风险与地缘政治危机、碳边境调节机制困境、经济复苏乏力等挑战。欧盟“绿色新政”有一定的先发优势,但其系统效应和发展前景仍有待观察。     

大变局下的欧盟对非洲新战略探析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欧盟带来前所未有的内外压力与挑战,使其重塑自身定位。新一届欧盟委员会明确提出将追求"地缘政治影响力"。其对非洲新战略将绿色转型与数字化转型作为未来双边合作的关键,展现出欧盟内外政策一致性增强、对非政策趋向务实以及非洲在欧盟对外关系中的战略地位有所提升等特征。欧盟对非新战略看似雄心勃勃,但仍存在诸多问题与局限。具体合作与行动缺乏资金支持、欧盟对非洲的认知存在偏差以及政策目标仍坚持欧洲中心主义等问题,将折损非洲新战略的实际收效。在非洲新战略框架下,欧盟与非洲将在贸易与投资、和平与安全以及公共卫生等领域推进实质合作,移民难民问题仍将是重要议题。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欧盟对非洲新战略遭遇重大冲击,欧非双边关系不确定性陡增。     

美国"全政府—全社会"对华战略探析

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指责中国挑战美国权力,威胁美国利益,破坏美国的安全和繁荣。2018年8月,特朗普签署《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强调对华长期竞争战略是美国的第一要务,明确要求制定对华"全政府"战略。在此战略思想指导下,一年多来,美国挑起以"贸易战"为主导的一系列对华打压政策,对华强硬俨然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正确。与此同时,"全政府"对华战略已经跨越政府部门,向着更深更广的"全社会"方向蔓延,逐渐形成了横向和纵向的战略互动与协同。     

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基本共识与关键分歧

自2018年美国对华政策转向强硬以来,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都主张对华战略竞争。这表明美国两党的对华政策达成基本共识,将中国作为“主要挑战与对手”,逐渐偏离过去的对华“接触政策”,转而采取以竞争为主的对华政策。尽管美国两党的对华政策在转向强硬方面具有共识,都以战略竞争概括其对华政策,但在对华强硬程度上存在分歧,且两党在对华战略定位、政策目标、竞争强度与合作意愿方面也不尽相同。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关键分歧,就是民主党试图坚持对华战略竞争,同时确保中美竞争不失控;共和党则倾向于对华更激烈的竞争,对华政策具有较强的对抗色彩。美国两党对华政策出现分歧,既有两党背后的利益群体与价值观存在差异的深层原因,也有两党政策精英的对华交往水平存在差异的因素。未来,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分歧将继续存在,也有趋同演进的可能。中国需积极应对,加强与美国保守派的政策交流,尽快确立发展中美关系的指导原则,尽力牵制共和党对华战略中的消极倾向,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