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信息避责”缘何成治理难题

基层“信息避责”是一些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出于避责需要，在向上呈报信息时采取一些策略性行为，致使上报信息失真的一种现象。“信息避责”呈现出选择性、粉饰性、掺水性、投机性、敷衍性五种基本类型。其既降低政府治理效能，危害民众利益，减损政府公信力，又挫伤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治理基层“信息避责”，可从德、能、制三个维度共同发力，让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既担得起责，也避不了责。     

坚决防止制度成为“稻草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就必须牢记“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在各项制度日趋完备的背景下,一些看似很好的制度往往难以在基层落地生根,直接影响了治理的效能。基层一线作为制度落实的重要力量,要自觉维护制度的刚性约束力,坚决防止制度成为“稻草人”“橡皮筋”。制度“软化”的表现从落实机制来看,一些基层干部满足于完成报表数据、照片资料等日常性工作,而对打基础利长远的具体工作缺乏积极性。以调研中发现的某地稻田综合种养矛盾为例,乡镇干部担心种养殖户擅自提水破坏农田让自己受到处分,就简单“一刀切”禁止这种高效种养殖方式,有些则选择性地只允许搞旱生养殖。     

基层形式主义：表现形式、生成逻辑及治理策略

基层形式主义有何表现、何以存在？沿着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的演进来考察，当前基层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政策制定中存在的“走秀式”的调查研究、“重复式”的文件传达、“一刀切”的政策安排，政策执行过程中“甩锅式”的责任转嫁、“盆景式”的样板工程、“摆拍式”的政策落实以及政策评估环节存在的“指尖上”的任务要求、“泛滥化”的督查考核和“留痕式”的文牍主义。基层形式主义的生成演化是多种因素、多方力量作用的共同结果，既有基层干部自身因素的影响，更有基层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的掣肘，还有政策环境方面的制约。有效治理基层形式主义，需要系统谋划、科学安排、精准发力，不仅要紧盯基层形式主义的主体，积极建设高素质的基层干部队伍，更要不断完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着力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还要关注政策运行环境的保障功能，不断优化基层治理的政策环境。     

论新时代基层干部治理能力的系统提升

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所提出的"善治"目标,需要通过提升基层干部治理能力来实现。作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深入推进的最直接执行者,我国基层干部群体发挥着促进基层治理主体达成共赢的作用,确保着治理目标更注重长远与可持续发展。作为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我国基层干部的一种特殊能力要求,治理能力不同于那种个体因自身完成本职工作所发挥出来的素质要求。治理能力发挥需要多主体合作,着眼于关系与过程导向,更侧重于个体与组织之间的优化整合资源,以及个体能力在治理中发挥的效果与效能。治理能力提升受基层干部个体成长周期的内驱力量影响,也受制于该阶段的基层干部管理体制的外推力量。正是这两种作用力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合力即综合效应力,共同作用于基层干部队伍整体。     

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国家自主性建设研究——基于“结构—过程”的分析

中国国家自主性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国家治理中的权力配置、产权实施、资源分配、社会调控和意识形态引导五个方面进行落实,并且它们有机互动、互相协调。从"结构—过程"的视角看,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结构性"制度安排与"过程性"制度运行,塑造出国家自主性建设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确保国家自主性处在追求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状态",从而确保国家治理效能处于"强状态"。中国国家自主性的根本特征是从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与制度运行形成的"结构—过程"上,实现了党的领导的全面性、国家权力的人民性与国家能力的有效性的有机统一,有力推动了国家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     

社会治理现代化离不开“人人有责”

《经济日报》刊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峰文章称,人人有责是社会治理的制度优势能否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民。社会治理很多时候涉及的都是“百姓身边事”,直接关系人民生产、生活和切身利益,社会治理的对象也大多在基层,特别是在社区。因此,我们要以社区为载体强化社会治理共同体人人有责机制。要看到,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在全方位防控体系中,社区是重要的耦合点。     

全靠一把手?基层“一把手依赖症”抬头

在采访中,不少基层干部向半月谈记者反映,在一些地方,“一把手依赖症”有所抬头,原本正常办理的工作都要一把手过问,依赖一把手推进。一些一把手甚至成了对上、对下的唯一“把手”,部分副职成为二传手。这一现象制约基层正常运转,凸显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短板。     

党建何以引领基层治理效能提升——基于“整合—回应—参与”的动态分析模型

将基层党组织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深化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战略部署。基于“政党—国家—社会”视角,建构“整合—回应—参与”的分析框架,对H村党建引领促进基层治理蝶变案例进行分析,进而透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微观机制与动态互动逻辑。研究发现,H村党委通过价值整合和组织整合实现对社会成员的思想凝聚与政治关系再生产,从而型塑具有责任共识的有机体;党和政府通过话语回应和行动回应,及时高效地解决群众诉求,提升政治信任的黏合度;群众通过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使乡村治理的主体性得以彻底激活,形成具有长效且持续的集体行动源。最终,在党建引领下,政党、国家、社会的力量均得以调动和激活,共同促使基层治理效能的转变和提升。     

基层闲人现象的生成与表现

基层处于国家治理的前沿阵地,工作千头万绪,事务纷繁复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基层忙闲不均、人员闲置的现象却较为突出。基层闲人现象的根源在于少数基层干部理想信念缺失和基层制度激励不足。推进基层闲人治理,首先要突出党的基层干部教育制度实效化,坚定理想信念;其次要遵循公务员制度科学化,厘清基层职责边界;再次要注重容错纠错制度理性化,增加试错容错空间;最后要落实基层干部考核评价制度合理化,实现激励实效。     

基层治理要唯真、唯实

城乡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是一项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工程,涉及顶层设计、政策执行、社会动员、总结反思等多个环节。而当前,个别基层党员干部一味注重结果的工作导向,给基层管理和服务造成压力,导致弄虚作假、政策目标执行偏差等问题。究其根源,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不合理考评机制等因素的存在,助长了一些基层干部不唯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需要基层党员干部树立“唯真”和“唯实”的观念作风,以实为要。     

让基层公权力“就范”

基层公权力既是政府权力的“末梢”,也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铰链”,更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一颗关键棋子。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实现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实现基层公权力规范运行,减少基层治理的制度成本,应当成为破题重要一着。     

数字化助推基层治理模式创新

<正>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邳州市戴圩街道地处城乡结合部，和邳州经济开发区实行“区街合一”体制，下辖19个村、6个社区，社会形态多元、人员结构复杂、共治力量不足，群众诉求呈现多样化特点，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戴圩街道推进基层治理的一项重大课题。     

为“红头文件”立规矩

行政规范性文件关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被老百姓俗称为“红头文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江苏着力构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的全链条制度体系,切实为“红头文件”立规矩、划红线、明“禁区”,有效提升了行政规范性文件法治化建设水平。     

基层干部“疲态”现象的表现与化解之策

基层干部,是党和国家工作的“基石”,在面对基层治理任务繁多、人力有限、责任艰巨的困境时,推进基层减负关键在于破解基层干部“疲态”现象。为此,应优化体制机制激发干事创业动力、运用科学技术提高工作效率、提升干部队伍治理胜任力,不断增加基层干部的幸福感、获得感,让他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基层建设。     

夯实“中国之治”的意识形态根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和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制度优势、制度架构及效能提升等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有力保证。从意识形态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极端重要性来看,迈向“中国之治”新境界进一步锚定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取向,即要在推进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总体战略谋划中明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变革方位和发展方向,形成以制度化为牵引的意识形态工作思路,切实提升“中国之治”的水平和效能。我们必须着眼于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制度建构、制度执行和制度革新,夯实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意识形态根基。     

分布式治理:技术嵌入基层治理的理论基础、权力逻辑与治理样态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社会治理创新向纵深推进的宏观背景下,各类信息技术向治理领域广泛渗透,导致权力实践变为一个需要经由“技术”这一中介机制加以理性化的过程。采用权力政治学理论框架,分析了作为独特的权力主体,技术在基层治理权力结构中承担的中介作用,进而总结了“分布式治理”概念,发现有机接合技术重塑基层治理的权力结构存在两种基本样态,即以控制为核心的政治职能和以技术行政为核心的治理职能。从“任务情境”“主体间性”和“技术作用”三个维度呈现了分布式治理有别于传统集权式治理、分权式治理的组织学特征。这些特征使分布式治理能够融合“技术-主体-权力”多重治理要素,并在复杂性任务情境中助推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算法焦虑”的生成机理及纾解之道

人工智能时代算法的领域归属、形态属性与功能价值发生重大变化,其影响力失控蔓延的苗头愈加明显,催生“算法焦虑”。本文以“算法焦虑”现象为研究对象,从算法自身以及规制理念、治理模式等多个角度系统挖掘“算法焦虑”诱发因素,进而从多元互动、相互联结的维度构建迈向算法信任的本土化治理方案。     

聚焦“全面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守正创新,走好善治之路

"扎实推进依法行政""提升政务服务水平""大力弘扬务实重干作风""建设廉洁政府"……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全面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的内容着墨不少。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期间,委员们围绕全面提升政府效能和治理能力这一主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打通“最后一公里”,激发治理效能提升治理效能,重点在基层、活力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老百姓过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层社会治理是否到位。     

善治视角下城市边缘社区“三治融合”的挑战与优化——基于武汉公租房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促进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实现城市社区善治,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考察Q、M、L三个公租房社区的治理实践发现,以公租房社区为代表的城市边缘社区处于城市边缘劣势地带、治理资源贫乏,具有产权关联弱、异质性强和行政性强的特点,导致社区三治融合面临治理主体积极性缺乏、治理方式融合性有限和治理规范衔接性不足的挑战,制约了城市社区善治的水平。基于城市边缘社区“宜居”与“安居”的善治需求,在党建引领的“强国家—强社会”的分析框架下,三治融合实现社区善治是一个“渐进均衡”的善治改进过程,得益于优化自治、法治、德治的组合力度和方式提升三治“指数”。从治理的主体、效能、秩序三个方面,优化三治融合的参与主体激励机制、三治功能提升机制、治理规范衔接机制,已经成为城市边缘社区因应治理挑战,提高善治水平的关键途径。     

努力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江苏基层治理新实践,坚决扛起“在强化基层治理和民生保障上走在前”和“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上实现新提升”的重大使命,按照省委十四届四次全会部署,对照“走在前、做示范”的要求,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以建强基层组织功能为基础,以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牵引,以拓宽基层各类群体深度参与为抓手,以夯实基层智慧平台建设为依托,着力推进城乡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实现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