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能共同富裕的数字政府治理：结构、过程与功能——基于浙江经验的考察

共同富裕是当前最主要的时代课题,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以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群众有感为导向的数字政府治理成为调整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影响因素。浙江数字政府治理通过赋能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和高品质生活,不断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通过建构“结构-过程-功能”分析框架对浙江数字政府治理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践进行考察发现,在赋能过程中,数字政府治理形成了多跨协同与扁平交互的结构逻辑、互构融合与流程再造的过程逻辑、机制重构与价值创造的功能逻辑。未来,面向共同富裕的数字政府应坚持数字普惠的基本价值理念、制度理性的基本建设路径和数字交互的基本建设方式。     

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中的民间组织——基于地方政府创新项目案例的研究

当代中国的民间组织是伴随着政治体制改革发展起来的,民间组织的发展对于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具有积极的意义.从创新项目中可以看出,非政府组织在推动地方政府职能转移、协助政府进行基层社会治理、变革公共服务供给方式、降低政府成本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非政府组织在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中的功能具有被动性、选择性、有限性与共生性等特点.     

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增量民主发展的困境与出路——以温岭市基层治理持续创新为例

中国政治现代化只有依靠增量民主的发展,不断扩大政治参与渠道,逐步减少国家权力对社会的过度干预和侵入,才能真正得以实现。然而,以公众参与地方治理创新为主要特征的增量民主,大多伴随着巨大的旧体制惯性,以及民主活动的主体自身素质的制约,难以走出可持续发展的困境,进而也使得所谓的增量民主逐渐演变成了一个个历史的碎片,最终为人遗忘殆尽。而以"民主恳谈"著称的浙江温岭市却在坚持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的互动中,在不断扩大公众参与的决策中,在强化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中,持续地开展着基层治理创新活动,产生了一系列民主"新成果"。其中,就有"民主恳谈"、"党内恳谈"、"工资集体协商恳谈"、"预算参与式恳谈"等耳熟能详的增量民主发展经验。温岭市的经验对于当前走出增量民主发展的困境具有一定的样本意义,值得深入探究。     

新时期大数据赋能多元矛盾纠纷治理：实践驱动、问题挑战与机制优化

伴随平安中国建设的推进,各地打造了多元矛盾纠纷的综合治理及其智能平台,带来了多元矛盾纠纷大数据的涌入,但也面临着矛盾纠纷数据多元异构、风险监测预警难和智能化处置能力不足等挑战。本文基于各地多元矛盾纠纷大数据治理的实践探索与问题挑战,提出建构适应于大数据的“精准识别—风险预警—智能疏导”全过程性治理机制,以克服多元矛盾纠纷治理上存在的阶段性和局部性等不足,为各地矛盾纠纷综合治理及其智能平台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数据技术赋能城市基层治理的趋向、困境及其消解

以数据技术赋能驱动基层治理创新已成为共识性的趋势。它给城市基层治理结构和功能带来巨大变革,使其呈现出“技术治理”与“整体主义治理”的双重趋向。但调研也发现,数据技术赋能并未如预期般地获得基层政府和公众的充分认可与接纳,相反二者呈现明显的紧张关系,包括数据技术赋能的“刚性”与基层治理事项模糊性之间的矛盾、数据技术赋能的“全面感知”与治理对象隐私安全之间的矛盾、数据技术赋能的“理性设计”与基层社会包容发展之间的矛盾、数据治理的“整体性”与基层多元共治缺失之间的矛盾。要消弭上述矛盾和冲突,必须从价值、技术、制度和社会生态四个维度同时着力。     

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价值悖论及调适路径

数字时代,利用数字技术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已成为一种共识和趋势。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体现为工具主义、化约主义和避责主义。虽然数字技术为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现代化的曙光,但数字技术并不能独自带领基层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坦途。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证明“基层社会治理+数字技术”并不是实现现代化的万能公式,相反,两者会在耦合互嵌的过程中产生一些价值悖论,这主要表现为“协同与分化”“高效与低能”“自由与束缚”“赋权与集权”等多元目标之间的冲突和张力。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就要从制度、理念等多角度入手对二者之间的价值悖论进行调适,缓和数字技术与基层社会治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最终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制度赋权与技术赋能：乡村内生性治理主体何以重塑——基于参与式治理视角的双案例分析

农村人口外流的现实背景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决定了重塑乡村内生性治理主体至关重要。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不足,其实质是赋权不够和赋能不足。在阐释制度赋权与技术赋能多维作用路径的基础上,依托参与式治理的CLEAR模型构建了重塑乡村内生性治理主体的分析框架。剖析案例村庄的治理实践发现：“权能”融合机制是数字时代促进农民主体作用发挥的重要路径,制度赋权保障了农民的治理主体身份,为其权利表达创设了激励机制,数字赋能则提升了农民的可行能力,使其逐渐具备实现自由发展的能动性;乡村内生性治理主体重塑的过程是制度优化与技术嵌入不断革新的过程,双重机制的作用发挥具有阶段性与融合互促性,有赖于乡村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协同共进及村民乡村认同感的不断提升;构建以人为核心的乡村数字治理秩序,应积极搭建参与式治理平台适配数字治理转型,避免数字治理对乡村社会自主性的消解,造成数字“赋能”滑向数字“负能”。从微观层面拓展了农民主体性作用发挥的研究,丰富了赋权增能理论及参与式治理理论在乡村治理中的嵌入与应用。     

西方发达国家地方治理的发展及其政治文化背景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了方兴未艾的地方治理变革运动。这一运动以其创新的思维、制度设计和实践行动,旨在建立一套与传统公共行政截然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各国在地方治理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独具特色的改革内容和历程表明,地方治理没有统一不变的范式,其制度设计和实践行动与政治文化的源流和变迁相关。     

信用赋能基层治理——基于浙江的案例分析

强化基层信用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创新实践。浙江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的共同富裕示范区,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加快构建信用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的制度基础,以基层社会有效治理为基点,健全信用服务体系的技术支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信息不对称引致的企业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难题,从省域层面实现了信用信息的深度融合应用,在推动投资、消费和治理等领域形成了典型经验。     

德国地方政府治理及其改革与创新

本文在简单介绍德国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的基础上,重点介绍和分析近年来德国地方政府改革和创新,包括行政区划改革、治理结构变革、新公共管理、直接民主以及电子政府建设,并在治理结构和地方政府改革创新两个方面对德国和中国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     

失能与赋能：农村老年人何以参与数字乡村治理

在乡村治理数字化进程中,数字技术不仅未能有效惠及农村老年人,还将其排斥在外,使之沦为边缘群体。通过对广州市黄埔区L镇J村和X村的调研,运用赋能理论,构建农村老年人参与数字乡村治理的分析框架。研究调查发现：农村老年人面临的数字乡村治理参与困境主要包括适配性数字制度欠缺、适用性数字资源贫乏和适宜性治理活动失位,其症结主要是理念单一、环境压迫、行动缺位和个体隐匿。为了推动农村老年人参与数字乡村治理,应采取融入包容治理理念、夯实治理保障制度、完善数字资源调配、创新数字乡村参与模式等赋能路径。     

论转型时期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面临的挑战与创新

我国在转型时期,利益分化和阶层分化日益加强、权力寻租和权力腐败日益严重、公民社会力量不断增强．使现有地方政府治理模式面临新的压力与挑战。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应当强调引入市场机制．增强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强调自上而下的管理和自下而上的参与的结合,强调多元管理主体的培养,从而构建起地方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构建和谐社会与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创新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战略思想的一次重大转型,它蕴含着以人为本、协作管理、公平正义、法治有序等深刻的现代治理理念,对各级地方政府治理提出了诸多新的挑战和要求。从我国国情出发,政府主导——社会合作型模式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可供选择、比较恰当的一种治理模式。     

新时期我国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研究——评《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行政臂膀,处于改革发展的前沿阵地,直接承担向人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进一步改变政府运行管理机制与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的服务能力和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成为新时代政府管理创新的重要目标,也直接考验着政府治理能力。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各个层级政府管理创新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为我国现阶段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创新数量多、创新类型多、创新领域广泛的地方政府备受关注。由翁列恩所著的《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4月版)一书,分析了我国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的动因,并从动因的角度探索推动、保护、开发、维护地方政府持续创新力的机制设计问题。总览全书,具有三个方面特点。     

地方政府改革的动力与选择路径——兼论浙江地方政府改革经验

地方政府的治理改革与制度创新,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地方政府,被地方经济和政治利益刺激,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角色。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改革与制度创新主要围绕以下内容展开: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和重新定位,地方政府的重组和机构改革,决策能力和管理工具的创新,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构建新型的政府与公民关系等。浙江省的治理创新,走在全国的前列。经济、社会与政府管理的内在协调性和相互促动,构成了浙江政府管理改革的动力和演进机制,其成功还取决于政府的自觉意识和合理的改革方案设计。     

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治理机制创新探究——基于群体性事件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的群体性事件一直呈频发和上升态势,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尽管群体性事件成因复杂,形式各异,但其最终的指向均为各级地方政府。这凸显了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治理机制的滞后与缺失。因此,地方政府应革新治理理念,转换治理范式,创新治理机制,提升治理能力。当前,建立健全政府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利益协调与对话机制、政府预警与应急机制、地方领导责任机制以及科学的公共决策机制等,是我国破解群体性事件频发困局,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的当务之急。     

美国地方治理制度创新的两个案例

实现善治是地方治理制度创新要达到的目的。一般来说,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扩大民众的参与,通过真正让民众参与决策,监督公共资金的使用,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满足民众的需求;二是加强地方政府的监督,通过对政府各个部门运作的数据收集分析,发现政府运作中存在的问题,找出提高政府运作绩效的方法。无独有偶,笔者2013年4、5月份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阿什民主治理研究中心访问期间,就遇到美困地方治理在这两个方面有代表性的制度创新案例。     

“土政策”：基层治理创新中的消极策略？——一项多案例的研究

目前学界对“土政策”的基本类型及生发情境未展开充分探讨,而且多将其解释为政策执行中的负面属性或消极行为。基于基层治理创新的语境范围,可以从“政策模糊性”和“创新绩效吸引力”这两个维度来建立“土政策”属性的分析框架;结合不同案例认识“土政策”,可将其归纳总结为因地制宜型、形式主义型、主动加码型及资源拼凑型四种基本类型。在基层治理创新情境下,探究其中蕴含的内在逻辑和作用机制,发现上级压力、同级竞争及社会环境共同构成了“土政策”的衍生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