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集权—分权的二元对立误区——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集权与分权问题

流行的集权—分权二元对立思维使很多人对权威下的分权改革抱有疑问。本文首先指出《决定》中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就是建立"有能力的有限政府",并通过梳理一些基础性概念,诸如行政性分权与市场化分权及其与中央集权的关系、法权与治权之间的关系、集权与分权的"时间性"以及制度变迁中的关键时刻与常规时期,说明为什么不能将集权与分权简单对立化处理。     

让基层公权力“就范”

基层公权力既是政府权力的“末梢”,也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铰链”,更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一颗关键棋子。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实现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实现基层公权力规范运行,减少基层治理的制度成本,应当成为破题重要一着。     

社会治理中的情感治理:理念、能力与路径——基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视角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囿于"情感-理性"二元对立的惯式,情感治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相关问题有待厘清。在探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时,作为治理对象和治理策略的情感治理,需要从主观、客观两个层面激活社会治理的情感治理能力,而核心则在于社区的情感治理能力建设。在治理路径上,发挥基层党建和技术治理作用的同时加强情感动员,共建情感共同体,对于实现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现代化理论的一次伟大创新

党的十六大报告是我国未来二十年现代化建设的一份纲领性文件。十六大报告突破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以创造性的整体性思维实现了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和最终目标、现代化的目标和手段的有机结合,科学把握了现代化的内涵和发展战略,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大智慧、大视野、大手笔,实现了对现代化理论的一次伟大创新。     

治理理论引入犯罪控制场域的价值与问题

治理理论代表着一种新型的公共事务管理模式,其产生于特定的实践与制度背景当中,依存于西方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以治理理论的基本意涵来观照中国犯罪控制现实,能够发现当前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现状与治理理论具有契合性,现代化犯罪控制进程中的实践样态符合治理的基本精神,而且治理理论能够为中国当前的犯罪控制实践指明发展路向.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治理理论引入到中国犯罪控制场城还存在着合法性、有效性和责任性的困境,这就需要公众在观念上转变认识,国家赋予社会参与主体的合法化地位,进一步明确犯罪控制中合作网络的能力张度,建构和完善资源主体的责任机制.     

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创新探索

<正>以治理理念及理论为切入点进行考察,县域社会治理还需要强化社会力量,以民众利益诉求为核心,推动基层群众自治与共治,关注治理过程与质量的提升。“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二十大报告做出“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的重要部署。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我国基层治理需求复杂多样,利用数字技术推动基层治理创新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农村基层治理也需要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认为,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国家必将回归社会,这一理论对我国乡村治理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将乡村治理同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相结合,对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新时代“枫桥经验”对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正>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是我国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一项重要方略。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枫桥经验”历经60年考验，始终保持人民性、参与性、创新性特色，抓源头、建制度、求长效，以“大平安”促“新发展”，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可推广与仿效的典范。“以人为本”：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人民性     

“集成”与“联动”：马克思主义系统论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审思

国家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各个领域、各个层级、各个纬度的现代化,这些领域和层级相辅相成、内在勾连、彼此关涉、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一个广博的“大系统”。就思想的“传承-创新”向度而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系统内在涵摄着“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双重逻辑：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系统性”思想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命题的“出场”提供了理论资源;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论述生动地诠释与彰显了系统性的思维范式,极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系统论的思想基因。在马克思主义系统论的视阈之下,“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各个方面现代化的密切配合与协同推进,也是各领域现代化的“集成”和“联动”。以马克思主义系统论为研究视阈,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深度透析与审思,这种研究进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启迪。     

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建设:精度、温度和尺度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加强国家政权建设的客观需要。国家政权建设的关键是发展基础权力，增强现代国家的制度能力。正式制度建设的“精度”要求与人民生活实践中的“温度”诉求之间存在张力，考验着治理主体的权衡和实操能力。当前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要加强人民需求反馈机制建设，使基层治理主体常规性回应民众诉求的方式方法成为正式制度的一部分，增强国家制度能力建设与城乡基层社区和谐发展的协同性。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的关键是形成国家制度能力建设的“双层架构”,既要在顶层架构方面加强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文本等宏观层面的制度建设，又要在底层架构方面重视村规民约和社区公约等基层社会的制度建设，以推进“三治融合”实践创新。     

“党建+”:社区治理的创新模式

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治理模式在根本上由国家与社会关系决定并体现了权力在基层治理格局中的分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家对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逐渐由纵向管控向横向互动转变。党组织作为基层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的核心,所具有的引领作用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落实于新时期社区治理便形成了“党建+”社区治理模式。该模式承继了党组织在以往社区治理中的经验与智慧,遵循了新时期的社区治理逻辑并契合了社区治理目标,赋予社区治理中党组织建设以新的时代意蕴,是对社区治理模式的开拓与创新,是基层治理走向科学化、现代化的生成产物。可以说,“党建+”社区治理模式的生成具有历史必然性,同时也表明社区治理已经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分布式治理:技术嵌入基层治理的理论基础、权力逻辑与治理样态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社会治理创新向纵深推进的宏观背景下,各类信息技术向治理领域广泛渗透,导致权力实践变为一个需要经由“技术”这一中介机制加以理性化的过程。采用权力政治学理论框架,分析了作为独特的权力主体,技术在基层治理权力结构中承担的中介作用,进而总结了“分布式治理”概念,发现有机接合技术重塑基层治理的权力结构存在两种基本样态,即以控制为核心的政治职能和以技术行政为核心的治理职能。从“任务情境”“主体间性”和“技术作用”三个维度呈现了分布式治理有别于传统集权式治理、分权式治理的组织学特征。这些特征使分布式治理能够融合“技术-主体-权力”多重治理要素,并在复杂性任务情境中助推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群众路线与中国国家治理:以国家和社会关系为视角的分析

群众路线与中国国家治理的逻辑关联在于,革命化的现代国家缔造过程致使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将其革命胜利所依凭的"群众路线"发展为国家治理的主要模式——国家运动,进而形成了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的局面;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意味着突破传统的二元对立的零和博弈模式,在二者之间实现良性互动。中国国家治理的特殊性在于需要实现执政党、国家、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这需要我们对群众路线的角色进行重新定位:价值层面的群众路线即党对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应该转化为国家宪法和法律对于公民个体权利的保障;同时凸显群众路线对党的约束作用,并且进一步将其发展为公民和社会对党权、国家权力的制约和限制,在权力体系上实现党权、国权和社会自治权利的各归其位。     

新时代“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探析

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意味着乡村治理在理念上从单向度思维向总体性思维转变,是基层治理理论走向成熟的标志。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发挥以自治为核心、法治为保障、德治为动力的整体治理效能,有利于提升乡村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与规范化水平,从而开辟乡村治理实践创新的新境界。     

网络信息内容政府治理：转型轨迹、实践困境及优化路径

网络信息内容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网络强国”背景下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网络信息内容政府治理在宏观层面呈现出由直接介入的“强监管”到单向控制的“线性监管”,再到多向协同的“结构式监管”的实然转向,但囿于治理理念、风险决策、组织体系、治理方式等方面的实践困境,亟待提出与之相匹配的理论予以关照。通过对“反思法”“元治理”理论的汲取,在厘清了网络信息内容反思型政府治理的框架内容及其实质内涵的基础上,提出可以从主体、规范、程序、场景四个层面,着力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理性沟通和组织协作的治理结构及运行机制,以期促进网络信息内容治理的规范化、法治化,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纲领的时代意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纲领超越了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关系上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为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指明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性质和方向,揭示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确立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道路与主体,以及继承与吸收东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是我们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关系、构建中国现代文化的理论指南.     

城乡基层治理:使之走出困境的政府责任

城乡基层治理是整个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基础,当前我国城乡治理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难。在完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各种途径中,即重构国家与社会关系、选择合适基层治理模式、建立城乡统筹的基层治理新格局、构建服务型政府、使国家治理资源与民间社会治理资源对接等,政府肩负着重要责任。     

从国家建构到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转换与优化

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理解这一问题离不开对执政党与基层社会关系的考察。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以现代国家建构为目标,凭借强大的政治组织能力,造就了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的特有形态。十九大以来,执政党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基层党建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党的基层组织构成了新时代国家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织载体。然而,党的基层组织在引领和服务基层社会中依然存在组织涣散、功能缺位和治理失效等问题。在应对新挑战过程中,基层党组织应加强政治建设,不断转换功能,通过价值引领与社会服务凝聚人心,从而使执政党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基层治理要突出系统性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是各种利益关系的交汇点、社会矛盾的集聚点,是党和国家各项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基层治理是一项复杂的重大工程,需要以系统思维来统筹推进,坚持党建引领、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统筹兼顾、坚持科技支撑,不断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经济基础看中国特色的权力配置与运行体系——评陈国权教授新作《功能性分权：中国的探索》

<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大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牢牢植根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和国家治理的伟大实践,深刻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解释力和生命力的中国理论,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解释和指导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展现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使命担当。浙江大学陈国权教授与他的团队就是其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研究团队之一。值得敬佩的是,陈国权教授与他的团队30多年来持续专注于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这一领域,将中国场景下国家治理体系的研究从“器官层面”的制度研究,延伸至“细胞层面”的权力研究,不断深化和拓展对中国特色权力配置和运行机制的知识探索和理论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