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中的情感治理:理念、能力与路径——基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视角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囿于情感-理性二元对立的惯式,情感治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相关问题有待厘清。在探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时,作为治理对象和治理策略的情感治理,需要从主观、客观两个层面激活社会治理的情感治理能力,而核心则在于社区的情感治理能力建设。在治理路径上,发挥基层党建和技术治理作用的同时加强情感动员,共建情感共同体,对于实现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社会治理共同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全新语境与行动逻辑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从单向管理到多元共治,从反思西方到本土超越,社会治理的中国特色探索从未停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社会治理领域讲好中国话语,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充分展现,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全新语境。如何从社会治理的演进嬗变中找到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逻辑必然,并做出相关可行性分析,是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必要环节;最终通过价值共识凝聚耦合、民主协商制度实践、多元主体利益整合、科技支撑技术赋能,建构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行动逻辑,完成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从共识到共赢的完美蜕变。     

基层治理中的社会情感建设

中国共产党基层治理的优良传统和法宝是群众路线,“与群众打成一片”是基层治理的工作写照,“弄脏你的脚”是基层治理的工作方法,“人心和情感”是基层治理的“灵魂”。文章从社会情感建设的历史、理论与实践三重逻辑出发,论证社会情感建设是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特色和传统优势,分析、探索社会情感建设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与实践路径。海南D村和西藏G村的实践给基层治理带来新的启示,其核心要素是“情”,主要包括：发挥基层党建引领作用,做到“有情治理”;休戚与共,融情入理,引导群众参与式发展;命运与共,兼顾效率和公平,培育共同情感,增强认同感和归属感,让社区真正成为人民的物质和精神“家园”。     

基层治理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多维内在逻辑,分别是秩序和谐的生活共同体、多元构成的利益共同体、权责适应的责任共同体、社会进步与人全面发展的共同体。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用制度、协商、情感等多维治理工具来实现其现代化建设,需要重视解决重构基层新型人际关系、扩大群众参与、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创新治理方式等难点问题。     

共享、互动与情感生产：城市社区邻里共同体的建构逻辑

情感是共同体的纽带,将邻里建设成为一个有温度的情感共同体,是城市社区邻里重建的重要命题。互动是情感共同体的生产机制,信任感、团结感和公共性等情感表征,均蕴含于人际互动之中,微观的人际互动筑牢了共同体的情感基础。作为一种社会互动媒介,共享具有激活积极情感要素的重要价值,是情感共同体建设的有效载体。情感共同体建设实践经验表明,共享是情感唤醒机制,能够重构邻里关系,缔造邻里信任感;共享是情感凝聚机制,能够激发公民群体身份认同意识,强化邻里团结感;共享是情感延伸机制,能够培育居民公共精神,孕育社区公共品格。情感是一种重要的治理工具,积极、正向的情感共同体为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奠定了社会基础。     

共同富裕视域下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生逻辑

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要通过教育引导、激励担当、党建引领,调动多元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平衡秩序与活力,释放共富动能,构建人人尽责的共同体;强调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推进经济社会各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推进全体人民精神和物质层面协同发展的共同富裕,构建人人共享的共同体。在新发展阶段,只有不断增强“人人”的履责意识、激活“人人”的尽责动力、提高“人人”的履责能力,才能更好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同责共享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持续增强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激活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分析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大考,社区治理中存在行政化色彩浓厚、兜底责任缺位、科技赋能滞后等问题。为此,可纵深推进党建引领、小区治理工作,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打造管理圈服务圈生活圈高度统一的社区治理共同体,破解治理困境。     

构建与异质性特征相匹配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将具有异质性以及碎片化特征的治理主体拧成一股绳、合成一股力量、形成一个共同体,是当前新时代提升社区凝聚力和实现社区优整合绕不开的重要话题。有别于滕尼斯所谓的建立在社区同质性特征之上的"共同体"概念以及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共同体概念,新时代社区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基于主体多元化、异质性之上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形成需要利益和情感来充当横向社会联结纽带,以及需要政党来开展纵向跨领域社会整合。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有赖于党、政府、市场及社会四者之间合作关系的形成。     

迈向治理共同体：新时代城市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

社区建设塑造了城市社区体制,其理想目标是完成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共同体建设。但实践中长期存在“强服务弱治理”问题,造成其理想目标均未充分实现：基层政权建设基本实现社会覆盖,但尚未实现社会嵌入,呈现“半悬浮化”特征;社会共同体建设浮于建制社区层面,自然社区则陷入“社会失灵”。新时代的社区建设,应以构建治理共同体为抓手和目标,将重心转移到社区治理上来,发挥社区基层组织的催化作用,实现自然社区社会合作和自治的实质性突破,提升居民社区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最终形成现代社会共同体。     

现代组织理论视域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现代组织理论是透视和剖析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最佳视角。在组织理论视角下,社会治理共同体就是众多社会主体的组织化联合体,其产生解决了一定区域范围内社会治理资源和力量分散、社会治理主体协同度低下等问题,为实现“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愿景搭建了组织平台和制度保障。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多维度特征,它体现了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合作共同体、开放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统一。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和不断完善,必将促进社会治理朝着社会化、民主化、系统化、协同化、专业化和高效化方向健康发展。     

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新时代党群关系建设的重大机遇与挑战

社会治理共同体旨在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新模式,强调人的主体性,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党和人民群众都是治理主体,党是领导核心,人民群众是参与的重要力量,双方的互动势必对新时代党群关系建设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是带来重大机遇,另一方面是使之面临严峻挑战。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是新时代党群关系建设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必须注重加强基层党建,提升党群素质和改善党群沟通。     

疫情催生韧性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面对风险社会中的公共危机,单独依靠政府系统已经无力化解,中国的风险治理不但需要举国体制的强大动员,而且需要更多的公共服务机构和社会组织的参与。武汉抗疫前期地方政府失灵带来的社会整体性停滞,需要韧性的社会共同体发挥重要作用。这样的社会共同体需要依托治理的完善才能在现代社会中建立,也需要保持社会的自发性和社会自组织的空间。在这样的共同体中,社会治理应该具有韧性,需要从志愿者、社区、公益组织和慈善基金会四个方面着力建设,在举国体制下能够有效动员,在地方政府失灵时能够有效自救。     

社区协商与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

伴随高速城市化,城市居民越来越多,对社区治理的诉求大量增长,社区协商则是实现社区治理的重要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大力推动下,城市社区协商得到了较大发展,但仍然存在认识、主体、资源、工作、机制等五个方面的短板。加强城市社区治理,要充分利用党员下沉和资源下沉的契机,充分调动多元社会主体参与和有效整合社会资源,促进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视域下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作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既肯定社会对国家的决定作用,又承认国家对社会的反作用,并认为维系国家与社会发展及二者关系的基础在于人民群众。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可以为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与方法指导,启示我们在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时必须坚持社会力量参与、县乡政府负责和以农民群众为本。     

走向实践的社会共同体及其构建路径

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看,人类社会转向共同体的发展模型是其基本的目标指向。＂共同体＂概念导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思想,费迪南·滕尼斯关于共同体的基本论述则是该理论最早的完备表述。而后的学者对人类共同体的研究都沿着亚里士多德和滕尼斯的路径进行。在我国,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伦理构成了中国社会践行社会共同体理论的传统根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基于价值观念、性感、习惯等本质意志的精神信念为中国社会共同体的重构提供了理论支撑;转型社会的现实使得中国重建社会共同体成为一种必然。于此,本文提出我国社会共同体路径培育的三个转向,以期对我国和谐社会构建有益。     

基层党组织引领：一种老旧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路径

老旧社区受历史因素和网格化改革的双重影响,存在居民群体利益分化、社区资源缺乏整合、碎片化治理等问题,加剧了老旧社区改造和改革难度。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下,如何重塑社区关系纽带,寻找“中间人”引领是社区治理改革的核心。广州市番奥社区老旧社区党建引领治理改革模式,从社区居民关系和社区资源整合两方面入手,成功以大党委模式推动老旧社区治理改革,为老旧社区多元主体共治提供了有效路径。结合“番奥模式”治理经验,将基层党组织嵌入社区引领社区关系重塑、社区机构合作以及社区资源整合,是构建老旧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有效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社区志愿者的角色困境与进阶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志愿服务制度和工作体系,志愿者作为提供志愿服务的主体,是推进和完善现代志愿服务事业的重要力量。同时,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组成部分,社区志愿者也是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的重要一环,其工作有助于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结合新时代社区志愿者的实践,基于角色进阶的分析框架发现,当前我国社区志愿者数量迅速增长,发展态势良好,但也陷入了角色认知模糊、角色期待悬浮与角色互动失衡等困境,与社区治理的需求不适配,不利于中国特色志愿服务事业的长远发展。以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目标导向,通过强化志愿服务理念达成角色认同目标、完善体制机制达成角色契合目标、优化治理格局达成角色共治目标等方式是突破角色困境,实现社区志愿者角色进阶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