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挤压与人口推拉效应:拐卖妇女犯罪发生学的一种解释

拐卖妇女犯罪处罚收买方,本意是切断收买行为,实现源头打击。由于男女比例失衡等引起的婚姻挤压,才是买卖妇女的诱因,本质是社会资源的结构紧张,因婚姻挤压被排除在正式婚姻制度之外的行为人容易引起购买行为。而被害人多是落后地区人员,按照人口推拉效应,经济发达地区具有吸引力,被害人为生活策略、工作机会,容易被拐卖至经济发达的地区。但随着我国脱贫工作的完成以及经济发展的协调,人口推拉效应已经基本完成,因而被害人具有转向外籍妇女的趋势。因此,在治理拐卖妇女犯罪中刑罚手段虽然必不可少,但作用有限,治理源头是缓解社会结构性紧张矛盾。     

从罪刑均衡的角度思考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配置研究

法定刑的配置需要遵循罪刑均衡的原则,而罪刑均衡原则之下不同的刑罚根据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通常来说,报应刑要求刑罚不能超过应承担的责任,而预防刑要求刑罚能起到预防犯罪的效果。如果刑罚设置可以满足这两个要求,那么可以说法定刑的设置是合理的。因此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是否合理,需要从报应和预防的两个方面进行回答,即其法定刑是否与责任匹配,是否能够起到预防的作用;同时也是从刑法内部体系审视某个法条与其体系是否相协调的要求。     

论拐卖犯罪中的儿童被害人保护制度的完善

为了使拐卖犯罪被害人(包括儿童被害人)避免遭受二次伤害,也为了成功地识别和起诉拐卖者,建议依据《联合国反人口贩运议定书》及其母约,借鉴加拿大、美国、泰国等国的做法,通过司法解释明确《刑事诉讼法》第62条关于特殊案件的特殊证人保护的规定,使拐卖犯罪的儿童被害人及其亲近的人在必要时获得隐私、身份和人身方面的保护。同时,制定专门的保护性法律,使处于政府照看之下的拐卖犯罪被害人以及参与拐卖犯罪案件调查、起诉或审理的被害人获得人身保护,而不以被害人参与或同意参与相关刑事程序为前提。为了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特殊保护,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中通过专门条款对参与作证的未成年被害人、证人的隐私、身份进行保护。     

论国际视域下我国被拐儿童保护和救助制度的完善

无论是从履行国际义务、维护国家形象的立场出发,还是从切实保护人权、有效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角度考虑,均有必要考虑完善我国的拐卖犯罪儿童被害人救助制度。应结合《联合国反人口贩运议定书》、《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公约的要求,并借鉴加拿大、美国等国的成功经验,立足我国法治实际,从儿童被害人的保护与安置、外籍儿童被害人的居留与安全遣返等方面完善我国的被拐儿童救助和保护制度。     

青少年犯罪预防中的“儿童参与”——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新思考

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而儿童参与是青少年犯罪预防的重要路径。参与是儿童的权利,通过参与实现行为自律和健康成长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最高境界和终极目的。儿童参与的可能性在于:儿童作为权利主体的参与意识日趋增强、参与社会生活具有广泛性特征、同龄伙伴的人际支持具有特殊作用。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应实现几个转变:预防对象由被动到主动;预防思路由反馈到前馈;预防策略由大环境到小环境。     

留守儿童犯罪预防对策初探

我国目前留守儿童犯罪的高发态势,主要呈现出低龄化、低学历、团伙化,以实施侵财类行为为主,极端恶性暴力案件增多等特征。这主要是由家庭监护和家庭教育全面失守,农村教育资源匮乏、学校教育功能不强,儿童利益最大化理念缺乏刚性和操作性国家监护理念和制度尚未形成等原因所致。目前,我国留守儿童犯罪预防存在诸多难点,主要体现在一般预防层面的留守儿童犯罪预防的家庭责任与政府责任确定问题、临界预防层面的缺少"一放了之"到"一关了之"之间保护处分的问题、再犯预防层面的司法专业化和帮教社会化衔接的问题等。因此,留守儿童的犯罪预防需要通过树立国家监护和儿童利益最大化理念,完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体系,让家庭、学校、社会各司其职,共同致力于留守儿童健康成长,从而最大限度地预防留守儿童犯罪。     

走近孩子们的内心世界——城市流浪儿童的生活感受、自我认识和未来设想

调查分析表明，目前我国城市流浪儿童逾百万人。他们浪迹街头、生活无着，基本权益受到侵害，极易产生不良行为甚至违法犯罪。了解他们对自身流浪生活的感受、自我认识以及对未来的设想，对于保护未成年人权利、有的放矢开展流浪儿童救助工作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颇有裨益。本文提出创造宽松和谐的家庭和学校环境、对家庭问题进行有效的社会干预，以及流浪儿童的社会救助应以“儿童为本”，满足其多种需求的构想。     

“微博打拐”的困境

"微博打拐"有意无意地忽略拐卖、操控儿童背后严峻的社会问题,而只是以一种消除既存现象的拯救者的姿态出现,意图引爆社会的关注。由著名学者于建嵘教授发起、网民所参与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打拐运动,夺去了2011年春节的一部分光芒。但在一种"剧场心理"中正义感和爱心泛滥一番后,参与和不参与运动的人们猛然发现:并没有多少被拐孩子是通过"微     

从碎片化到一体化:社会工作参与青少年犯罪问题治理的体系建设

青少年犯罪问题一直以来都广受社会各界的关注,对其进行有效治理以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是司法系统和社会工作系统共同的责任。通过对我国少年司法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制度层面的建设和实务层面的拓展进行梳理,发现当前我国社会工作参与到青少年犯罪问题治理的实践呈现出"以制度为中心"的特征,造成了服务提供的碎片化,并进一步阻碍了青少年犯罪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充分发挥社会工作在青少年犯罪问题治理过程中的专业作用,要求构建"以罪错青少年为中心"的一体化的少年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同时,需要注重少年司法配套工作体系的完善、少年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能力的提升以及少年司法"两条龙"合作机制的建立。     

母亲素质与未成年人犯罪源头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是一个动态的社会问题，是一系列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近百年来，在探析、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虽然学说林立、观点纷呈，但大多忽略未成年人犯罪成因中“母亲素质”这个因素。在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母子之间往往共同参与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形成一方施教与一方受教的社会化过程，其中母亲素质的高低，作用举足轻重。母亲不良言行的引导会直接影响孩子不良行为产生乃至出现犯罪行为的苗头。深入探讨母亲素质与未成年人犯罪的关系，强化未成年人犯罪源头预防，是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的。     

亚洲的性奴役——贩运人口犯罪透视

“贩运人口”是当前全球范围内普遍发生的犯罪。联合国在2006年发布的首份全球贩运人口评估报告指出：“奴役的事实——以人口贩运为形式——在21世纪的继续存在，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种耻辱。”事实上，全球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免遭以性剥削和强迫劳工为目的的贩运人口犯罪的侵害，而妇女和儿童是此类犯罪的首要被害人。亚洲国家因人口密集、贫困人数庞大而成为全球贩运人口最主要的源头地区，贩运妇女和儿童犯罪特别严重。     

打击拐卖妇女儿童违法犯罪任重道远

以拐卖妇女和儿童为主的拐卖人口犯罪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问题。拐卖妇女、儿童作为侵害人身权利的犯罪行为，可以说由来已久，已经成为跨国家和跨地区的国际性问题，拐卖妇女儿童直接影响现代化的进程和社会的稳定。因此，从理论上研究贵州这类贫困面积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拐卖妇女儿童的现状，探讨防治拐卖妇女儿童的思路，提出预防与控制拐卖妇女儿童违法犯罪的对策，建立动态管理及监测预防机制，无疑对现实和未来都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对贵阳市拐卖儿童犯罪的犯罪学分析

保护儿童的合法权益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研究拐卖儿童的犯罪,通过对犯罪人、被害人、犯罪行为的逐一关注并分析,找到拐卖儿童犯罪的特点、规律,使打击更具针对性,使预防和控制拐卖儿童犯罪的方法、措施更为具体,并能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达到减少拐卖儿童犯罪的目的。     

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家庭结构功能变迁与儿童福利政策议题

本文首次从宏观社会环境、微观家庭结构功能地位变化与各式各样困境儿童形成、分类角度，从社会政策、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区福利、家庭福利、妇女福利与儿童福利关系的角度，从纵向历史比较与横向国际比较角度，探讨世界和中国儿童福利发展的普世性、结构性规律，目的是将儿童福利政策框架设计与儿童福利服务体系建设议题纳入国家宏观社会发展议程，为儿童少年缔造无忧无虑的生活和“生活化”、“儿童化”的儿童福利体系与政策框架，构建“中国特色”的家庭福利、妇女福利与儿童福利体系，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最高目标。     

论农村犯罪黑数

时下，与农村发展相伴随的是农村犯罪浪潮的高涨。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我国农村犯罪涉及的地域广、人口多，治理农村的犯罪问题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没有农村的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因此，农村犯罪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农村犯罪黑数的大量存在，使我们对农村犯罪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不能有效地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无疑是预防和打击农村犯罪的一大障碍。     

论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的特点及侦查对策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在各类犯罪中比例逐年攀升,表现出犯罪主体集团化、犯罪手段多样化和与其他犯罪交织等一些新的特点,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为及时、高效地侦破此类案件,结合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特点,可以从侦查基础工作、证据收集、内外合作和网上作战等方面采取打击、防范措施,以有效遏制该类犯罪的高发多发态势。     

校园江湖：未成年人参与涉黑涉恶犯罪研究

我国未成年人参与涉黑涉恶犯罪问题日益严重。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未成年人参与涉黑恶组织的占近20%,涉黑涉恶犯罪人的低龄化趋势令人担忧。某种意义上说,青少年犯罪问题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忽视青少年健康发展欠下的一笔债。大量留守儿童失教,从学校江湖社会野蛮生长演化为校园越轨团伙,走上社会更进一步恶质化,变为犯罪团伙,其中有一部分更分化成黑恶势力犯罪。校园江湖的出现肇因于社会治理的结构缺失,需要整合家庭、学校、社会等各方力量,通过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加强部门协调联动,推动建立未成年人涉黑涉恶预警机制,落实边打边治边建,对涉黑恶犯罪但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落实家庭监护、学校教育管理、专门学校矫治、开展社会化帮教等措施,做好教育挽救和犯罪预防工作。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保护匡谬

我国十分重视对未成年人的关爱和保护，但目前未成年人的刑事保护存在着刑事政策理解、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等方面的系列误区，因而大大减损了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应有效果，亟需匡正。一、 刑事政策理解误区匡正大家知道，我国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一刑事政策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制定的，力求通过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感动、转化未成年犯罪人，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挽救失足的未成年人，减少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     

全球儿童色情犯罪猖厥

南京市检察院、市法院一项调查显示，通过综合预防，近两年，南京全市少年儿童犯罪势头已得到有效扼制。2005年与2004年相比，青少年犯罪案件下降了10％；今年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1％。但“留守儿童”问题凸现，犯罪案件数逐年上升。2005年与2004年相比，“留守儿童”犯罪案件量占整个刑事案件的6％；今年与去年同期相比，则上升到了10％。进一步调查发现，犯罪的“留守儿童”中，有56．4％与没有外出的父亲或母亲单独生活在一起，     

性侵未成年人案现状、原因与对策一体化研究

性侵未成年人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如何在法治化建设的过程中有效防范此类现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话题。当下性侵案主要依赖刑罚制裁措施予以司法回应,但就实践反馈出的现实案件来看,单纯性的刑罚已不足以有效预防此类犯罪。对未成年人性侵案的预防与惩治需要多元化的综合推进,寻求法律、社会、学校、家庭四位一体共同作用的机制,从预防、惩罚与矫治等综合层面进行有效的政策引导与措施落实,真正有效防范并减少此类犯罪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