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基于技术、制度、文化、道德与治理视角

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智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人类正在进入新的社会阶段并催生出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数智文明。一个文明由技术、制度、文化三个显性维度和道德隐性维度共同构成和标度,数智文明的技术基础是以网络数字化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人类科技体系的普遍数智化,从而支撑整个社会生产生活的数智化。数智文明的制度架构是依托于充分数智化改造的制度体系,以消减传统时代人类科层官僚治理体系的种种弊病。数智文明的文化是建立在打破地域界限而形成的充分交流基础上的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重组,形成主体认同、尊重个性多元化的文化共同体。数智文明的道德体现为个人道德发展与社会道德发展的趋同,形成合理的利己和积极利他的共同发展。数智文明的治理则要充分结合数智时代的技术、制度与文化变革,形成基于普遍个体参与和泛在智能辅助的多元平等高效民主法治的新的治理体系。     

走向协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转向与发展理路

国家治理是有效协商与现代民主共同合法性推进的产物,"协商"和"民主"的价值融合是理解国家治理的两个重要侧面,协商治理是一个亟待成长的新公共治理范式。协商议题是衔接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的重要载体,协商治理实现了程序民主向参与式民主的过渡。公共精神贯穿于公共议题治理的全过程,对公共精神进行培养有助于强化协商治理价值理念中的公平和责任意识。因此,建构中国特色协商治理的话语体系,必须挖掘传统文化资源,确保"协商"在国家治理体系这一政治结构中的稳定性,以制度的科学制定与有效执行作为协商民主发展的保障。     

把治理引入公共文化服务

把公共文化服务仅仅视作"文化福利"或"文化权利"的要求,有其不足:作为文化福利的公共文化服务,往往缺失民众必要的民主参与,导致公共文化服务与民众公共文化需求相脱节;在当下,"权利"往往被人工具性使用,如果没有一定的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的规约,又会成为一种公共性的消解力量,从而与通过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文明健康的公共文化生活的主旨相背离。公共文化服务从实质上而言既是文化治理的一种形式,也是文化治理的一项内容。把治理引入公共文化服务十分必要。     

对公共治理理论的政治学解读

从政治学角度看,公共治理理论有三个层面的基础。公共治理的个人层面基础是个人自由,制度层面基础是有限政府,社会层面基础是公民社会。对于有着迥异于西方的传统、面临着不同于西方问题的中国来说,公共治理理论总体上不能移植,至少现在还不适合。     

公共文化治理的价值旨归与建构逻辑

公共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根基",文化秩序是研判治理能力的价值基础,通过公共资源的公共性配置通向文化治理的价值旨归。文化治理的价值诉求体现在"公共性"建制的复权与创生逻辑,通过公共性再造,透视公共价值观趋于消解的多元文化面向。文化机制的理性共识促成了"批判"与"整合"文化取向的目标达成。政府作为"文化强国"的主导者与公众作为"文化权利"的拥有者共同整合文化公共性的建构方向。因此,公共文化治理过程中文化资本要素的价值排序是价值建构的基础,文化治理渠道彰显了文化"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的价值耦合,基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这一载体共同推动公共文化治理的相向共生。     

走向文化公共治理

迄今所呈现和暴露的文化缺失,正是导致政治与行政、事实和价值分离、管理主义与价值主义"抽象对立"的根本原因。文化天然独具的公共性、实践性、治理性表明,一个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公共治理体系,应当走向文化公共治理。走向文化公共治理,是提升社会质量的有效途径,进而可望为解决好政治与行政的关系、事实和价值的融合找到可能的进路与出路。公共行政只有添上文化的"油",才有望重获力量;插上文化的翅膀,方能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解决效率与公共性的平衡问题。     

协商民主中的公共治理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复兴之后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与现代公共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协商民主的研究视角使我们看到公民社会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以及公共利益、美德等价值观对现代公共治理的重大意义。引入协商民主理论,倡导公共治理中的对话与协商,公民参与意识与积极的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治理中的良性互动,由此也将促进协商民主与善治的实现。     

长寿社会下全球公共治理新动向研究

长寿社会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新形态。参与长寿社会下全球公共治理体系建设,共建长寿社会治理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公共治理体系变革既是推进我国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全球应对长寿社会风险与挑战的必然趋势。长寿社会下全球公共治理需要遵循公正与平等、权利与尊严、生命周期、代际公平及参与五个基本原则,其核心议题主要集中于公共制度创新与多元主体治理体系构建、长寿红利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技术进步与年龄友好环境建设、家庭照料体系与文化变迁、健康不平等与社会公平五个方面。超前应对长寿社会的共同挑战,需要妥善处理"人口预测"与"人口发展""服务均等"与"分配公平""悲观论"与"乐观论"之间的关系,并着力探索"理念创新—制度构建—资源整合—战略把握"的全球公共治理新路径。     

略论中华文化的类型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源远流长 ,兼容并蓄 ,丰富多彩 ,是世界上惟一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 ,是东方文化的杰出代表 ,是人类文化最辉煌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 ,由于受中国社会文明发展道路以及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地理结构的影响 ,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和独特的精神 ,因而也形成了独特的类型———伦理型类型。它是中华文化内在特质的集中表现 ,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思想基础。当今 ,探讨中华文化的类型 ,对于在新世纪弘扬中华文化的主体精神 ,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有着及其重要的意义。一文化类型是文化学理…     

刍议公共治理中的公民参与

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决定了公民参与公共治理的必要性。当前中国公民参与公共治理面临着参与空间小、公民参与意识不足、制度供给不足等诸多方面的障碍。我们必须积极改变管制式的公共治理模式,加快政务公开步伐,提高公民参与能力,形成多元主体共治和彼此良性互动的治理格局。     

论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三维逻辑

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是由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政府主导、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协同共治的政党领导型治理。在中国特色政治体系中,党内制度体系与国家制度架构具有共通性和强大的制度合力,党的制度和组织体系能够有效地弥合政府行政体系中科层制的短板与弊端。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也是国家治理的主导者,在各项事务中总揽全局负总责。建构健全公共危机治理的中国模式,必须依托于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体系,解构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三维逻辑,即着力于从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政党间的关系、政党与政府关系的结构分析框架,探究在公共危机治理全过程中党对社会力量的组织动员机制、党与民主党派的协商合作机制,以及党的领导决策与政府施策机制,深研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内在逻辑,以期全面科学推进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能力与体系的现代化。     

中国社会公共治理的变革逻辑与创新向度

公共部门治理改革和创新是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永恒主题。社会公共治理过程中政策工具选择与运用所体现出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制度理性三维向度,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理解公共治理的改革思路、践行改革举措、创新治理模式的关键。当代公共治理的形成及其模式的嬗变是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制度理性之间对立、竞争、互动和融合的结果。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治理的主要实践者,其理性的治理改革举措将成为建构中国现代化治理模式的关键。因此,对社会公共治理的价值根源进行探究,分析中国社会公共治理变革的逻辑与理性认知,最后提出现代中国社会公共治理变革理性的调适与契合机制,以期达到公共治理理念和实践的有机糅合,从而寻求和设计更加精细化的治理改革路径。     

刍议公共治理中的公民参与

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决定了公民参与公共治理的必要性。当前中国公民参与公共治理面临着参与空间小、公民参与意识不足、制度供给不足等诸多方面的障碍。我们必须积极改变管制式的公共治理模式,加快政务公开步伐,提高公民参与能力,形成多元主体共治和彼此良性互动的治理格局。     

文化引领城市公共空间治理研究北大核心SSCI

当今世界文化传播呈现多元化特征。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保持一个城市公共空间的自有文化,在城市治理体系中充分发挥文化治理的作用,将文化的思维贯穿于公共空间治理政策的方方面面,用文化促进城市发展转型中经济、生态、科学技术、人文历史等多方面资源的整合,在城市公共空间的文化治理中形成“区域—城市—城区—社区”四个层面之间的整体与局部的协调,最终通过治理的顶层设计,对城市自身文化的挖掘、引导、运用和创新,促进城市完善自身核心定位,从而打造具有竞争力的城市形象,优化城市居住环境,提升市民归属感和幸福感,是文化引领我国城市公共空间治理的有效路径。     

西方公共治理理论研究综述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西方学者对公共治理理论的研究取得重大进步。理论研究涉及公共治理的研究背景、概念界定、核心理论、研究困境以及与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比较分析。国家空洞化的现实背景成为公共治理的研究起点,公共治理的内涵界定并不明晰,至今仍未形成一致的概念,网络管理理论则成为公共治理的核心观点。公共治理同时面临治理失效、民主责任的研究困境,与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有着明显的区分,公共价值管理也成为公共治理研究的新视角。     

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精细化治理：转向、维度与路径

城市空间治理作为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既要解决过去快速城市化所导致的城市文化缺位、公共设施布局不均、文化活动品质参差不齐等一系列问题,又要符合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的新要求。当前,空间治理问题在城市公共文化建设中日益凸显,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治理对城市空间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构建作用,通过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文化记忆传达、文化价值导向、文化活动参与三个维度建立精细化治理模式。基于此,要以丰富场所营建的形式表达重构文化符号空间;以完善文化设施的功能建设搭建公共文化空间;以引入科技创新提升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服务质量,重视城市精神文化管理塑造城市独特文化魅力。     

跨域公共危机:理念、文化碎片化与整体性治理

理念和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深刻地影响着跨域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价值和文化以特定的方式存在,并具有独立性、实践性和阶级性等特征,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对危机治理产生影响。本研究主要是对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中所存在的理念和文化碎片化进行分析和阐述,并运用西方公共管理前沿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对跨域公共危机的治理文化和理念进行整体性建构。     

公共危机治理现代化中的社会工作研究

公共危机事件是一次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全面检视,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总结提炼实践经验使之体系化和机制化尤为重要。由此,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社会工作的专业实践为切入点,进一步探索并拓展其在推进公共危机治理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社会工作作为一种社会性疫苗,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干群关系、技术专家与社会大众关系协调机制,弱势群体关爱服务体系,社区治理机制化、反思性社区教育实践机制等方面均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青年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基础、困境与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提出,使得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成为可能,这为青年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提供了机会。现阶段,囿于社会转型、国家权力、历史文化、社会共识中存在的问题,我国青年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能力、制度、渠道、程度均存在不足。为此,要多维度地重视青年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能力培养,"全景式"地加强青年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制度建设,形成共青团与青年社会组织通力配合的联动机制并形成鼓励青年积极参与的社会共识。     

公共精神之解读

公共精神是指孕育于公民社会之中,位于最深的基本道德和政治价值层面的以社会发展为依归的一种价值向且渗透于政治经历文化领域的精神传统。公共精神具有四种特征,源自古希腊,卢梭的公民观是对其的继承和发展。公共精神精神的培育依靠教育和参与两种方式而得以形成。而对西方公共精神的分析有助于当代中国公共精神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