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是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评米歇尔·阿格列塔《中国道路:资本主义和帝国》

正《中国道路:资本主义和帝国》以大量的论据详细阐述了关于中国的相关问题,应该说见解独到。当然,独到之处是相对于西方许多媒体的宣传而言的,后者认为中国的制度是专制的共产主义与放纵的资本主义的畸形结合。米歇尔·阿格列塔则认为中国的制度是一种"独特的资本主义",该制度通过官僚权力进行调控,而这种权力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和合法性,必须要掌控资本家的私人利益,并寻求各种手段来维持社会认同。此外,书中观点的另外一个独到之处在于:阿格列     

俄罗斯经济转轨与利益分配的制度分析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启动经济转轨之后,由制度变迁所导致的利益分配关系调整对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不同社会集团力量均衡结果的利益结构与经济转轨的历程密切相关,在相当程度上,利益结构的变化反映着经济社会转型的绩效.本文从利益分配的角度,运用制度主义的相关理论工具,对俄经济转轨的运行机理和绩效特征进行了分析.笔者认为,俄罗斯经济利益关系的协调是促进其经济社会转型,积极、稳妥地推进国内经济、政治改革的关键环节.     

欧洲政治右倾化与欧洲政党政治的变化趋势

最近,欧洲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出现了一种人们所称的"右倾化"形势,即左翼政党执政政府纷纷垮台,右翼政党重新取得了在欧洲政治的主导地位.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它是否意味欧洲甚至整个西方新的政治思想轮回的开始?笔者认为,目前欧洲政党政治的变化是欧洲社会结构和政党政治的基础变化的一种结果,但它并不像"右倾化"一词所表示的那样简单划一.客观地说,它预示着欧洲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多党竞争格局状态,但其中主流政治及主流政党,尤其是左翼政党的地位受到了严峻挑战.     

宵禁令时代已衰落

青少年宵禁令制度曾经在美国许多地区广泛实施,并成为美国青少年的一种生活方式.然而作者通过一次在加利福尼亚对青少年宵禁令制度的调查,结果却发现青少年宵禁令制度对并不能有效地减少青少年犯罪.而且笔者认为青少年宵禁令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种族歧视、司法资源的浪费、伤害青少年的问题,实际是政府权力的过度扩张,因此笔者认为这一制度已走向衰亡.     

国际制度与政府决策转型

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政府运作方式愈加受到国际制度的影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有学者认为,政府转型是大势所趋,政府将从以往管理大众向协调诸多资源、创造公共价值的方向发展,扮演领航者、协调者和沟通者的角色。①目前,不少全球化学派学者都采取“倒转的第二层面”分析方法②,考察全球化、国际制度等国际因素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米尔纳(Helen Milner)指出,国际化进程势必重塑国内决策,政治制度反映了决策者应对国际化时的利益、偏好和政策反应。③因此,国际制度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不容…     

群体性事件的“非政治”因素

一些人常把群体性事件上纲为政治问题,动辄情绪化地把矛头指向制度,这完全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可能激化矛盾。毕竟,对于有着实际利益诉求的普通民众来说,具体利益诉求的满足才是最重要的。认真审视群体性事件中的"非政治"因素,有助于政府作出科学的判断和处置。冲突或大或小的群体性事件成为中国社会挥之不去的焦虑。但它也在变化,因此,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按照一般的说法,群体性事件是中国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时的一种社会后果。在性质上,它相当于     

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的成因

高度碎片化是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一大显著特征。碎片化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创建之初社会各阶级、阶层和团体相互博弈并与政府博弈的产物,政治力量博弈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左翼政治力量占据绝对优势、右翼丧失话语权的背景下,法国政府计划在优先考虑劳工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覆盖全民、统一管理、统一缴费、统一待遇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然而,当时的社会现实是,不同的阶级、阶层和团体对社会保障存在从观念到利益的严重分歧。因此,伴随着右翼的重新崛起,雇主和新老中产阶级的利益上升为主要利益,他们的反对和强大压力最终挫败了建立"统一"制度的努力。     

马克思论平等

马克思的确与当今的平等主义者享有许多相同的政治目标,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并不赞同他们的平等主义直觉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将"平等"视为一种政治概念和价值,认为它可以促进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这种"平等"不同的是,马克思在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主张废除当前以资本主义为表现形式的阶级社会。要追问马克思为什么不是一个平等主义者,需要考察他对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利和道德以及阶级社会的彻底批判。     

关于搞好比较政治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

关于比较政治学科建设,我有以下几点思考:第一,在比较政治研究中,比较是个方法,在经济、政治基本制度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不同的国家之间都可以用,而用什么标准来比较,则是问题的核心。我认为,应该用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和立场作为根本标准进行比较。无论在一个国家内部,还是在国与国之间,都应该以多数人的利益为标准。如果以少数人的利益为标     

媒体链接

不幸的是,克雷蒂安总理认为“政治解决”包治百病,并把这种“加拿大式解决”落实为不顾美国颜面向伊拉克及其他被蹂躏的民族道歉。更有甚者,加拿大仿佛把联合国的利益看成了自家事,时常不假思索地反对美国的行动。而这种在道德和智力方面极不自信的毛病,根源于加拿大一贯强调的“多元文化主义”。     

和谐本位政治文化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建设

和谐本位政治文化是指与和谐理念紧密关联,体现着和谐的精神和要求、原则和制度的一种进步政治文化形态。它具有先进性、主导性、宽容性、继承性、发展性、适应性、认同性等特征。它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原则,主张政治自由与政治秩序的和谐与价值制约、利益与正义的和谐与相互调控、法治与德治的和谐与协作共治。和谐本位政治文化建设,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需要发挥执政党的领导力、政府的执行力、公众的参与力的作用,以形成发展的"合力"。     

论社会转型期的公民文化培育

新制度的产生并不会随之带来一种新的政治文化,而没有新的政治文化,新的制度就有名无实.因此,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不仅要注重宪政制度的设计和安排,还必须关注公民政治意识的孵化,即公民文化的培育.因为公民文化是一种平衡的政治取向,维权以守法为要旨,议政以认同为基础,参与以有序为前提,纷争以节制为条件,批评以宽容为原则,其特质是理性处世论事.公民文化培育的前提是推行公民教育,关键在于提高公民素质,基础是创造条件积极鼓励公民践行政治活动.这是培育公民文化的三个重要方面,也可以说是一个内在的逻辑发展过程.     

欧洲地方联络代表机构的发展及其运作方式

派驻地方性常设联络代表机构是地方政府管理过程当中比较普遍的一种管理模式.各种形式的常设联络代表机构推动了地方政府与国家乃至超国家实体的联络沟通、决策公关、社会交际和信息资源交换等,在更高层级的政治体系当中致力于实现地方的利益和价值诉求.这就为地方政治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的"中央-地方"关系作出了新的推演.     

争胜主义和代议制民主危机

正代议制民主再次成为政治理论建构中的前沿论题。代议制民主框架之所以再次成为分析批判的对象,原因有三点:一是意大利和希腊两国的民选政府在欧元危机中被技术官僚政府取代;二是新自由主义政治和停滞的政党体制导致"别无选择"魔咒爆发;三是"愤怒者运动"和"占领运动"再次暴露了制度的运作缺陷。虽然这种批判吸收利用了代议制度通常遭受的质疑,但是对代议的当代解释中仍有一种观点需要进一步反思。这种观点就是制度性代议,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民主     

欧盟超国家制度安排的政治合法性分析

在遵循"制度平衡"和"辅助性原则"的基础上,欧盟将超国家治理权力分别赋予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法院等超国家机构,并在不同的政策领域侧重于不同的治理模式。在这种超国家制度安排下,欧盟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由于制宪、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等高政治领域的一体化成果有限,欧盟超国家制度安排的"政治合法性"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从"借来的"合法性、"输出的"合法性、"输入的"合法性三个角度对目前欧盟超国家制度安排所达成的政治合法性进行具体评析,指出欧盟政治合法性的三种来源是一种相互依赖与制约的关系,因而其制度建设始终在政府间主义与超国家主义之间徘徊,难以摆脱三种合法性来源此消彼长的循环。但也应看到,通过构建欧盟政治精英与欧洲民众之间沟通和对话的媒介,拓展"欧洲公众空间",培育民众的"欧洲认同",可以促进欧盟超国家制度的政治合法性,而且许多相关政策措施正在筹划或落实之中。     

关于优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顶层设计的思考

“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是中国现阶段均衡协调改革中各种利益关系．转换制度变迁方式,重构政府、社会和市场关系的必然选择。自2008年开始在全国全面推进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具有较为完善的系统结构,采取了强制性制度创新＋渐进方式的模式,抓住了改革的核心产权问题,兼顾了多方利益,具有重要的政治、社会价值。优化...     

战后日本阶级政治的70年

<正>一、何谓阶级政治本文旨在以"阶级政治"的视角解析日本战后70年的发展历程,并由此提出"阶级斗争(对立)"概念与"阶级联合(和谐)"概念的社会科学重要性。对于何谓"阶级政治",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解读。第一个维度是潜在于社会结构中的阶级利益视角;第二个维度是以这种利益为轴伴生的各阶级的团结力和凝聚性的程度;第三个维度是显示这种凝聚性的意识形态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需要从这三个维度顺次向上的方式思考现实     

全球治理进程中的政府改革

全球治理既是一种内涵丰富的崭新理论,又是一种客观历史发展进程.作为一种理论,它是对传统政治学所体现的国家统治理念的超越,反映了当代国际政治发展到全球政治新阶段在政治结构、政治主体、管理方式的新变化、新特点.作为一种客观发展进程,它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展的新形态,是国际规制有效性的现实要求,是全球公民社会和世界民主潮流的产物.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既对国家主权和政府有效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为政府改革提供了有益的思路,这就是,以治理与善治思想为指导,以公民社会成长为依托,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为前提,转变政府职能和行为方式,让市场、国家(政府)和公民社会三者在各自的作用范围内发挥作用.     

从国家安全利益的角度看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认知的改变

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认知态度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拒绝阶段、接触感知阶段和认同阶段,这种态度的转变是与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结构的变化分不开的.中国的安全利益由重点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保护国家的政治利益转变为强调经济建设和政治安全并重,优先考虑经济建设,再到提出新安全观,强调国内利益与国际利益相结合,构筑和谐世界.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安全重点的转移推动了中国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的不断的角色定位.     

美国两党政治背景下的总统直选改革:争议、问题和现实路径

作为美国特有的总统选举制度,选举人团制度是一个长期备受争议的政治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后,虽然美国民众以及自由主义政治精英要求废除选举人团制度、实行总统直接选举的改革呼声强烈,直选改革提案也一度几近在国会两院通过,但反对力量借助修宪程序阻止了改革.选举人团制度改革本质上是两党政治问题.鉴于民主、共和两党对选举人团制度本身的认识分歧、两党政治与种族政治问题的交织,以及与该制度直接相关的选举利益,两党难以就直接选举改革达成共识,导致改革难有实质性突破.在此背景下,新的改革运动全国普选票州际协定试图从州层面逐步实现直接选举.这虽不失为一种潜在的改革路径,但围绕于此的争议表明,改革前景并不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