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机关引导下的集会游行示威：一种减少群体性事件的新思路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发,而维权几乎成了公民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目的。群体性事件的实质是以集群的方式表达某种诉求或者意见,其表现形式具有明显的违法性。对群体性事件处置采用弹压模式,不仅容易造成矛盾升级激化,而且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会使得矛盾和负面情绪积压。对此,我们可以改变思路,由公安机关引导公民进行集会游行示威,为公民维权和表达意见打开一条新的道路,从而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节约处置的成本。     

群体性事件的分类及成因

群体性事件应该从公民个人或集体（群体）与政府之间矛盾的角度进行分类。根据群体性事件的最初起因,可分为由间接的公民个人或集体（群体）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激化而引致的群体性事件和由直接的公民个人或集体（群体）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激化而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可把这两类性质的群体性事件中主要的、带有典型或普遍意义的事件按发生地归纳为三类：乡村群体性事件、城市群体性事件、城乡结合部群体性事件。     

政治信任、相对剥夺感与群体性事件参与——基于CGSS 2010数据分析

现有研究对政治信任、相对剥夺感与居民群体性事件参与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争议。基于CGSS 2010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分logistic回归分析公民的政治信任和相对剥夺感对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研究发现,公民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程度、公民是否受到政府工作人员的不公平对待显著影响其参与群体性事件。因此,提升公民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改善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对减少群体性事件尤为重要,要推进社会的有效治理,政府应在这两方面有所作为。     

浅析环境群体性事件——以浙江东阳事件和厦门“PX”事件为例

随着环境危机的不断加剧和公民环保意识的日益增强，环境群体性事件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环境群体性事件有着不同于其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地域性、可预见性、反复性，引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根本原因是政府、企业与公民三者权益的博弈，对浙江东阳及厦门PX项目两则环境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企业、政府和民众三方的利益格局、     

暴力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分析——基于对十起典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研究

近年来,暴力抗议环境污染的群体事件频发。通过对十大典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在背后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从事件表面来看,环境冲突是污染企业与受害民众之间的利益冲突。从深层来看,暴力抗议环境污染的群体性事件是政府奉行GDP至上与科学发展观冲突的结果,是政府环境治理能力落后于当前严峻环境形势的结果。目前,暴力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关键在于政府。     

群体性事件的公法根源——基于对湖南“郴州事件”的考察

认清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根源有利于从根本上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是政府与公民关系失衡的表现，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根源在于基本权利口号化、政府行为自利化和刑事犯罪工具化。     

群体性事件的效应分析

借助群体性事件大样本数据库的分析,系统地测量了其后果与效应。在有明确信息的群体性事件案例中,完全达成与部分达成直接目标的案例比例近6成,造成人财物伤亡和损失的案例占总数的37.43%,小部分案例导致当地政府官员受处理。还有小部分群体性事件产生了政策调整与体制创新、政法管理体制改革、民众处境改善、以及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秩序等溢出效应。回归分析表明,维权行动的成败并不取决于行动者的身份差异与规模,但行动方式会影响到行动直接目标的达成,暴力的使用无助于维权行动的成功。民众"闹"得越大、越激烈和暴力化,或许给与政府限制、打击并否定其诉求以合法性。     

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随着国内各项改革纵深推进,社会群体利益日益分化和冲突,公民的民主权利和法治维权诉求往往不能够通过有效途径实现,使得各地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基层政府作为有效预防和稳妥处置群体性事件的首要应对者,其应对是否及时和治理能力的强弱决定了群体性事件演变的方向。研究群体性事件的问题,掌握群体性事件的应对策略,对提升基层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减少和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尤为重要。     

群体性事件中的冲突升级及遏制机制研究

成功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核心在于阻止其中的冲突升级.群体性事件中的冲突升级可以区分出四种相互关联的机制,分别为:信息变异机制、规模膨胀机制、情绪激化机制和暴力扩散机制.探究四种机制中导致情况恶化的因素及其作用方式,是成功遏制冲突升级、维持社会秩序的关键.     

多重利益博弈下的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路径选择

多重利益博弈下的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行为选择更多是基于放大群体性事件的某些不当行动方式和破坏结果而选择的预防与控制,难以匹配群体性事件的内在逻辑。坚持公平正义的利益平衡导向,拓展公民利益表达渠道,强化群体性行为组织引导,是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有效路径选择,可以逐步化解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源,实现对群体性事件有序和理性的引导。     

简析公安机关现场处置群体性事件基本策略和步骤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呈现参与人员年轻化、暴力抗拒程度上升、网上网下实时联动等新特点。现场处置民警依据相关基本原则,采取合理的应对策略,明晰每个阶段的处置方法是妥善处置平息事件的重中之重。因此,总结公安机关实战处置群体性事件经验,探讨和研究现场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策略、方法有着主要的实战价值。     

权利视角下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起因、现状和对策

我国公民权利意识增长，现有公民权利保障机制难以使全社会相信其能发挥保障公民权利的作用和网络的兴起为公民保障自身权利带来了契机是网络群体性事件兴起的根本原因。目前网络群体性事件呈发展趋势，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为此，政府需加强传统公民权利维护机制建设，利用网络保障公民权利，塑造公民对政府维护其权利的信任。     

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

在群体性事件治理中,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是公民社会发展的现实选择,能有效弥补政府治理的不足,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群体性事件的善治。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中还存在社会空间、法律空间和自养空间缺乏的问题,因此,为了能更有效地发挥其自身具有的作用,应该相应地加强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外部治理,营造有利于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法制环境,不断加强自身的内部治理。     

群体性事件的心理学分析

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社会心理原因主要有:从众心理是群体性事件中最突出的心理行为,责任分散效应强化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流瀑效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起到推波助澜作用。预防群体性事件发生,要培养公民正确行使公民权利的习惯,提高社会组织和机构自我管理的能力,重视科学疏导群体心理能力建设,加强社会的法治保障。     

群体性事件频发背景下的公民政治参与研究

近年来,作为无序政治参与表现的群体性事件在我国呈现出频发的趋势,要求我们不断思考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创新与有效性问题。本文对群体性事件中公民无序政治参与的基本形式、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从坚持基本原则、健全制度建设、培育公民社会及提升公民能力素质四个方面探讨了促进公民无序政治参与向有序政治参与转变的可行路径。     

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态势、特点与治理的意义——基于构建“和谐社会”探讨

群体性事件是威胁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的一大因素。据悉,2015年中国的群体性事件仍居高不下。我们通过既有的文献和资料,梳理了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态势和特点,提出了治理群体性事件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1)促使社会流动的机会公平有利于降低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概率和发生次数;(2)分配公平对于满足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至关重要,而爆发的群体性事件恰好很多都是因为长期的社会不公所导致,所以,分配的公平性原则则对于和谐社会的内涵有促进意义;(3)公正原则下的法治治理对于群体性事件而言,起着降低的作用。(4)法治意识下的社会和谐构建,对于治理群体性事件至关重要,规则先行,让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能够意识到失范的代价和后果,而不至于采取更为暴力的手段去诉求利益。     

“黑恶势力”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样本

近年来,从各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来看,"黑恶势力"已经大量地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之中,对社会造成了极大危害。江西"黑恶势力"犯罪呈现主体人员成分复杂、犯罪手段从公开暴力向隐性暴力转化、控制区域具有明显的特定性与行业性、犯罪组织多方位渗透等特征。其产生原因主要在于经济高速发展而社会管控相对滞后、对暴利行业利益的追逐、剩余劳动力提供了人力资源市场、法制不健全。为此,一是应完善制度、建立"打黑除恶"长效机制;二是依靠党委政府,严查"黑恶势力""关系网",铲除其"保护伞";三是各部门齐抓共管、综合治理,铲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四是强化情报信息、提高发现控制能力,才能有针对性地打击"黑恶势力"犯罪,预防和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路径选择——基于利益分析的视角

相关的利益主体在合理、正当的利益诉求无法得到有效回应与供给时,可能会通过体制外的集体性方式给政府增加压力,这是群体性事件衍生的内在逻辑。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路径选择更多是基于放大群体性事件的某些不当行动方式和破坏结果而选择的预防与控制,难以匹配群体性事件的内在逻辑。坚持公平正义的利益平衡导向,拓展公民利益表达渠道,强化群体性行为组织引导,是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有效路径选择,可以逐步化解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源,实现对群体性事件有序和理性的引导。     

群体性事件的特点、成因及治理对策

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经济和社会改革时期各种矛盾问题的综合反映,对我国的社会治安环境产生了严峻的挑战。"湖北石首事件"代表性地揭示了众多群体性事件表现出来的特点和引发原因,可以从提高公民法制意识、拓宽民意表达渠道、增加政务信息公开和建立官员问责制四个方面寻求事件的解决方法,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从而减少该类事件的发生,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成功构建。     

群体性事件中的暴力何以发生——对1189起群体性事件的初步分析

通过对1189个群体性案例的统计分析发现:群体性事件中的组织程度与其暴力程度高度相关,但呈负相关。也就是说,群体性事件中的组织程度与其暴力程度之间是反比关系,暴力化的群体性事件更容易发生在低组织程度状态下。实际上,有组织的表达活动更容易强化行动风险、责任及其坐实的认知与评估机制,这有助于集体行动的自我约束。如果被抗议者和政府能够理性回应民众的抗议行动,民众有组织的表达和抗议活动就更趋于和平、理性和有序。就此而言,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在于民众的组织化而非碎片化。因此,应当深入反思和科学评估新时代民众集体行动组织化与其暴力性的关系,调整相关法律和政策。